陈龙|打开中国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黑箱” ——兼评孟捷教授“国家”理论体系构建的学术贡献

  发布日期:2020-08-22  浏览次数:450   作者:admin

打开中国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黑箱”

——兼评孟捷教授对国家理论的研究[①]

陈龙

 

内容提要: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中,“国家”理论成为亮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围绕国家理论探索形成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孟捷教授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贡献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第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第三,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体系框架。本文指出,孟捷教授及其他学者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构建的工作意义突出,是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向学术-理论话语体系转化;是将实践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理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有益尝试。而这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体系建构  市场经济3.0

 

过去40多年里,中国不仅长时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超高稳定性”,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常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显著的差别。从党的十三大强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嵌入始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要从学理上解释这个显著特征,就需要构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理论。实际上,国家学说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不仅在经典理论中,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经济作用有过深刻的表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哈维、哈贝马斯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都没有将国家理论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留下的国家理论遗产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渗入提供了机会。改革开放之后,以诺斯、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国内流行,至今仍影响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一套系统的国家理论。根据诺斯的见解,国家是中性的,除了界定产权、监督合约实施以及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外,国家在市场中无任何其他的积极作用。[]诺斯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与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一致,将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而根据阿西莫格鲁等的研究,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与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相匹配,并带来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汲取性的,因而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增长。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如果中国经济不向西方“复归”,则只能走向“崩溃”。然而事实证明,崩溃的不是中国经济,而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因此必须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架,在新的理论范式下探索新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才有可能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密钥”。[]

实际上,在任何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国家,国家的作用都比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愿意承认的大得多。[]市场机制只有在国家干预和管制的背景下才能更有效地运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纯粹市场独立自主运行的历史阶段,国家能力一直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的“梯子”,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隐藏这只“梯子”。[]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就将是全面私有化,这样就可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犯错误。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需要,构建系统的国家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研究高潮[],国家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重大研究课题,并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邱海平、张宇、贾根良、孟捷等学者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丰富了对中国特色国家理论的探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孟捷教授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深化了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并进而在此基础之上,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全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最为系统和完整的国家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新进展:一个批判性评述

 将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于国家理论建构存在着三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出发,强调国家理论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研究进路以邱海平教授为代表。[11]邱海平较早认识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逻辑”。新中国“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方式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12]因此,他提出,必须突破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范式,从方法论创新开始,重新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逻辑起点。同时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离开了“国家”,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因此把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邱海平还强调“提出上述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我们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从哪里开始。既然中国现代社会以国家的形成为起点,并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理论上,当然就应该以‘国家’作为逻辑上的‘起点范畴’。”[13]

这类观点强调了国家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国家理论可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方面。如邱海平强调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外生性作用。[14]同时这类观点深刻地指出了创新国家理论,必须突破首先突破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但却又错误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构建原则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之上。实际上,这一原则已经遭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批判。如国外学者卢卡奇、本泽勒、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等人;国内学者沈佩林、袁吉富、孟捷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批判。[15]根据这些反思性批判,可以认为这一流行的原则乃是滥觞于恩格斯的理论教条,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叙述和建构方法并不吻合。[16]这种理论教条的流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的影响。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首先必须对这一理论教条进行清算,而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教条出发来构建国家理论,显然是一种较为轻率的尝试。事实上,这一原则也与马克思勾勒国家理论的方法论不一致。马克思将国家的作用是作为资本从其现实性出发所创造的实现条件来看待的,按照“六册计划”,国家理论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资本、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得到阐述之后才提出来的。这种理论建构的逻辑实际上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而不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第二类观点,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强调国家的外生性作用。这类观点的特色是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国家与市场关系。[17]张宇教授是这类观点的典型代表。[18]他认为,国家与政府并不能完全等同,应从国家性质的角度理解宏观调控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政治上层建筑,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经济属性,国家成为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制主体,其宏观调控具有内生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或缺陷,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无论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只要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19]

与第一类观点相似,在第二类观点中,国家理论的构建也大体遵循了外生路径。依据这种见解,国家被看作是游离于市场经济以外,其作用也仅限于外生性的。如果将邱海平教授提出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推动作用视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外生性作用,那么张宇教授提出的基于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要求对经济进行调节和管理的作用,就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外生性作用。第二类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第一,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看得过于理想化。张宇教授常常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混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公有制。这种混淆势必倾向于将现阶段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完全看作是生产性的。实际上,国家的外生性作用不仅具有生产性,还具有汲取性,后者会妨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种理想化的观点无法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所带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脱实向虚等负面效应。第二,片面强调国家的外生性作用,而忽视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基于社会主义性质而派生的国家外生性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化为内生性的一部分。张宇教授没有足够重视这种转化,在他的理论中,市场失灵显然只是作为国家经济作用的次要依据。这样一来,建立国家的内生性经济作用理论,就被悬置了。而仅仅从外生性角度理解国家的经济作用,势必造成理论上的某种欠缺乃至自相矛盾。张宇等人的理论一方面承认了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内部发生作用(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内生性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经济作用仅仅产生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而与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基本无关。这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犹疑态度,即担忧国家在发挥内生性作用时会脱离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这种担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解决该问题的出路,或许不在于刻意否定或贬低国家的内生性作用,而在于认识到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向内生性作用转化而实现。

第三类观点,从新李斯特经济学出发,强调经济学的“国家本位”。杨春学很早就提倡要借鉴李斯特经济学。他强调“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的分析……对于当今不发达国家考虑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仍然具有参考价值。”[20]贾根良更是一直强调,“凡是没有受到过李斯特经济学洗礼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的。”因此要“创立一个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核心的‘新李斯特学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21]一些学者受到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影响,致力于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经济赶超、国家主体性等方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如周文、王立胜、郭冠清等都强调要借鉴和吸收李斯特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以国家为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凸显“中国特色”和“国家立场”。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1)国家主体性或国家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属性。任何一个经济学派别和体系都有很强的国家主体性,无论是号称“世界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后都蕴含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只不过这种国家主体性被有意掩饰和隐藏了起来。[22]2)国家是解释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机制或核心变量。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后发赶超,亦或是百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变迁,国家无一例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3]3)民族国家的时代背景,要求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不可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才会出现的超越“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阶段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必然存在,从而国家利益始终是政府行为的基本动因。[24]因此,国家利益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急需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体现为人民主体性。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体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参与经济运行,表面上看是不同政党间博弈形成的结果,最终代表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普通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立。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客观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国家利益的背后是国家主体性与人民主体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国家主体性作用时,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辩证统一。[25]5)国家主体性体现为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参与全球竞争三个维度。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运行之中,直接对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26]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在发展战略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在经济体制上,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强化有效国家建构;在产业体系上,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27]

在第三类观点中,无论是新李斯特学派的学者,还是受其影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者,都正确揭示了经济学的“国家本位”,都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创造具有国家主体性的中国理论。这些研究都从李斯特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吸收了不少有价值的营养。所不同的是,新李斯特学派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贾根良认为,“由于世界各国的左派政党和左派经济学在全球化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独自为学界观察、分析‘重新找回国家’这种世界性潮流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这种历史重担主要地应该由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所承担。”[28]而受新李斯特经济学影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则强调借用“李斯特型工具箱”,转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系统化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观点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实际上都停留在发展型国家观基础之上。[29]发展型国家观肯定了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国家宏观调控与创新体系等在推动经济发展赶超、维护经济稳定运行、增强经济主体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性。这对于深化对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必须要看到,发展型国家观是以东亚市场经济模式为蓝本的。而东亚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的作用上仍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国家经济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且体现在地方政府和党的经济作用上。虽然发展型国家观已经意识到国家的内生性作用,但它所刻画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只有中央政府和企业二维。正是低估或忽视了地方政府和党的作用,使得新李斯特经济学看不到中国模式的本质,进而低估了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而丢失了上述两个重要维度,实际上就等于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主要的“中国特色”。基于此,新李斯特学派的国家理论恐怕也难以全面解读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30]周文、王立胜、郭冠清等学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对国家作用的总结缺乏系统的学理性分析,这种归纳虽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但离形成一个具有严格学术规范和典型马克思主义风格的“系统化学说”还有较大的距离。

     上述三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观点,实际上都意识到国家的经济作用实际上包含内生性与外生性两个维度,但是在理论上都没有严格加以区分。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不能被全方面的认识。同时,这些研究共同的不足之处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缺乏一个清晰的学术史定位。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在借用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表达时被淹没或忽视。第二,缺乏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基础。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内在逻辑无法正确展开。第三,缺乏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体系。这使得国家的内、外生经济作用无法得到系统的梳理,而仅仅是被零星的提及。笔者认为,孟捷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恰弥补了上述的不足,使他的国家理论走在了前列。(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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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捷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体系

二、孟捷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的三大贡献

     孟捷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研究,已有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突出的贡献表现为三个方面:

    1.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

孟捷教授首先对市场经济及其理论进行了一个类型学的划分。根据国家与市场关系以及市场主体差异两条原则,20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被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3.0三个版本。[31]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3.0则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1.0市场的主体只有私有企业,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在市场经济2.0中,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而市场经济3.0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32]相对应的市场经济3.0理论必须对这三个方面作出回应。    

在这个类型学划分基础上,孟捷教授运用两个坐标体系进一步对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和国家理论进行了划分。根据坐标体系1,孟捷教授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分为三个象限。第三象限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第二象限是新结构经济学。第一象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特点就是用市场经济3.0的理论去进行市场经济3.0的制度分析。[33](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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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1.0理论和3.0理论

根据坐标体系2,孟捷教授又对国家理论进行了细分。在这个坐标体系中,国家理论分为三个象限。处于第一象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不可协调的突破,也实行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国家理论关于国家中性的超越。(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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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理论的分野

通过这两个简单明了的坐标体系,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是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是嵌入性国家理论,是国家与市场辩证统一的国家理论。

笔者认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拓宽了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2.0,因此对政府的作用就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的实践与理论纳入到频谱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为欠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第二,界定了国家理论构建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这就要求国家理论必须包含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方面,同时国家理论还必须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有助于对不同的理论进行甄别。在中国的“思想市场”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正在争夺“国家”理论的话语权。通过学术史定位,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理论的适用性。只有建立在3.0理论基础之上的3.0制度分析,才有可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从这几个角度看,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关键性工作。

2.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界对历史唯物论存在不同的理解,这造成了国家理论的分歧。无论是传统决定论,还是生产方式“中介论”,[34]都存在两个弊端。其一,传统决定论和生产方式“中介论”都是按照决定论的方式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理解,生产关系的功能是一元的,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生产关系就必须发生改变。这显然无法解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落后的或榨取性的生产关系。同时按照这种理解,制度变迁只能是由生产力的变革为先导,进而实现生产关系的变迁。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被视为“历史的岔路”,因为中国道路正是以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35]而如果放弃生产力“归根结底”的作用,又会滑向多元决定论。其二,传统决定论和生产方式“中介论”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截然分开。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下,国家始终是游离于市场之外,发生外生性作用。显然,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就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孟捷教授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可以概括为四个核心观点:第一,生产关系具有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服务于剩余占有两重功能。[36]这两重功能是统一的,也是彼此分离的。后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来自于非生产力因素,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直接推动。第二,生产关系的变更归根结底都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旨归的。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既增加了剩余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才具备了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以往生产方式的资格。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被界定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第三,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等只要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分别,不是两种类型制度的分别,而是制度在功能上的分别。[37]第四,只要涉及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制度变迁,生产力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生产力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不一定是事先的,而可能是事后的。[38]

笔者认为,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可以为构建国家理论提供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基础。利用这种方法:第一,可以很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的自发结果,而是由国家主动建构的。这种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式,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只能自发演化的教条,可以称之为“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第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是通过政治权力直接变革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但其成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意义”,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上的借鉴。第三,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内生性作用与外生性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能截然分开,上层建筑嵌入到经济基础之后,就成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从而可以理解国家何以成为市场的主体之一。[39]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国家与市场观。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得以能够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按照生产力归根结底的作用可以以“事前”“事后”两种方式呈现的观点,可以在唯物主义框架下,为承认其他社会权力在历史发生学上的直接决定作用开辟了空间。如在诺斯、阿西莫格鲁那里,政治权力、国家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可以被经过重构的历史唯物论接纳。同时,根据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诺斯的“国家悖论”可以被消解。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凡是没有能力通过制度变革引致生产性生产关系的国家及其文明,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的概率也越大。[40]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元决定论和西方多元决定论的双重突破,从而为构建起一个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奠定了扎实的方法论基础。

3.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框架体系

孟捷教授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是由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组成。

1)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

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构建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依据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通过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的两重性以及在理论中纳入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等制度因素的方式将其发展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3.0的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创造上的动态效率。[41]其次,根据参照系理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一方面,孟捷教授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具备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三重条件,一旦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就会发生市场失灵,从而阐释了市场失灵的一般原理。另一方面,孟捷教授提出了一个包括普通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集体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金融资产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五重市场结构失灵理论,从而将市场失灵理论进一步具体化。最后,在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引发出国家的内生性经济作用。在一般意义上,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修复或重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使得市场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参照系复归。[42]在具体意义上,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就是要以相对具体的方式克服五重市场失灵。而这五重市场结构分别受制于各自的规律和矛盾,需要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具体的作用,为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2)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

国家的外生经济作用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这种国家的外生性经济作用决定了内生性经济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经济作用还在于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两种外生性作用,前述邱海平、张宇等学者都有深刻的表述。孟捷教授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国家的外生经济作用也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外生的角度看,国家的经济作用分为生产性作用和汲取性作用。

党的经济作用,是国家的外生性作用中最重要的方面。孟捷教授对党的经济作用的初步探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特殊的使命型政党,这种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当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根本动力。第二,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一种经济力量,这种意识形态是指导国家战略性宏观经济管理的终极依据。第三,发挥党的经济作用,可以从实体化和非实体化两方面考察。实体化方面,是指借党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或党的国家化,使国家机器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但由于党要依靠技术官僚和科层进行统治,党的主体性可能因此而削弱,党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进而需要非实体化方面保持党的去国家化,以便于党通过其意识形态从外部领导国家,使党和国家不为官僚所俘获。[43]

3)国家经济作用内生性与外生性理论的关系

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与外生性理论既有差异,又相互联系。一方面,国家内生性理论与外生性理论是辩证统一的。两条进路相互补充,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解释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是因应对市场失灵而派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的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但国家内生性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力量平衡、意识形态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判等历史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总之,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往往转化为内生化作用,外生性作用是对内生性作用的补充,二者耦合,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理论叙述逻辑应该从国家的内生性理论出发。国家在整个理论架构中的位置或理论叙述的逻辑顺序,应该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出发来进行安排,而不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只要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应该从内生性角度出发来考察。因此,在构建国家的经济理论时,首先应该提出一个解释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以解释市场失灵,然后再此基础上引入国家的经济作用。

综上,孟捷教授国家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首次给出了国家理论的完整分析框架。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都缺乏一个系统分析国家经济作用的框架。孟捷教授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所构建的国家经济作用的体系框架将为国家理论的系统化,奠定扎实的基础。第二,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在孟捷教授的国家理论体系中,国家的作用具有生产性和汲取性。这种更为客观的态度,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我国政府作用的优越性,也能体察其中的不足。值得强调的是,孟捷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体系,不仅能够深刻而全面的刻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其国家理论体系中的参照系和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也能够较好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孟捷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体系,其实已经不只限于国家理论体系本身,而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1.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孟捷教授等学者所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在这样的国家理论框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得以准确地阐释,从而在学理上很好地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强市场、强政府”的新市场经济模式。同时,诸如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得到了系统的学理化。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可能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44]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有益尝试。这种有益尝试,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向“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政策-制度”话语体系与“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共同构成。[45]但在较长时间内,两种话语体系没能很好地实现良性互动。一些学者只承认“政策-制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造成其文章类似于政策宣传和官方报道。这种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从而消蚀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体系,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孟捷教授等学者所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尝试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等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学理化。并且这种学理化分析是建立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可两种话语体系具有差异性,寻求两者之间创造性转化的学理性尝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一种可取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体系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向“学术-理论”话语体系转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3.将实践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理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在理论的学理化方面做得不够好,以至于中国故事长期被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所主导。如竞争性地方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表征,但当前关于地方政府行为解释的两大主流框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锦标赛竞争理论——都属于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只是批判这两种地方政府理论,却又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政府理论与之对话与竞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竞争性的替代理论。如孟捷教授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动机归结为租金,并将土地财政视为地方政府利用租金开展投资的核心。通过大卫·哈维制度-垄断地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对营建环境的投资以及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两重结构,最终形成了一个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46]这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的尝试,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

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孟捷教授等学者所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如孟捷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中,既包含了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理论贡献,也包含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还包含毛泽东、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时整个学术体系和话语表达又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达基础之上,具有典型政治经济学风格和特色。这样的研究进路和学术风格,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沿着这一思路深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有希望构建起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感谢孟捷教授的指导,以及中央党校张雪琴老师、西北大学吴丰华老师以及各位评审专家提供的修改意见。文章的所有观点,最终责任都由作者自负。

[] 林毅夫:《新中国70年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宏观质量研究》,2019年第1期。

[]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都不算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遗产。正如列斐伏尔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参见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国家理论强调的是国家的经济理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并列的当代西方四大国家理论之一。葛兰西、阿尔都塞、普朗查斯、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密利本德等都对国家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些国家理论主要是偏重政治方面。

[] 马克思不仅在“六册计划”中初步勾勒了国家经济理论的蓝图,还科学地指出了国家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关于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恩格斯曾在给康·施米特的书信中分析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奥康纳将生产条件的供给不足,视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从而引发出国家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当中的作用。(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75页)大卫·哈维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资本的三类循环,引发出国家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的作用。(参见[]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70-71页)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分析,已经区分了市场经济1.0和市场经济2.0的区别,且准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体现了“集体资本家的意志”。参见Jurgen  Habermas , Legitimation Crisis, Beacom Press,Boston:1975,p55.

[]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5页。

[]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 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无赖之徒”的假定之上的,这种以恶为底色的国家观,使得国家必须远离或者始终被限定在市场失灵这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由于国家动机的“不纯”,其干预市场的结果必然是导致资源的扭曲。笔者曾经提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公共权威的警惕(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后来越发严重),使得近代西方文化更钟情于限制公共权力(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洛克、小穆勒等,一直到现代,如罗尔斯时期的政治哲学,这个倾向一直没有变,甚至得到了强化。)这也正是凯恩斯兴起面对的最大困难,也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如此容易复兴的根源所在。(参见陈龙,伍旭中:《习近平新时代政府-市场观:市场经济3.0的政治经济学》,《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S.亨廷顿也曾经指出,“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构架驱使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国家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依托于这种理念构建的国家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 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认为,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部门以及工会的控制力,超过了之前英国和平时期的任何阶段,其实国家势力根本没有“回退”。参见詹姆斯·富尔彻《资本主义》,张罗,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研究也指出,过去30年的美国政治,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发展型政府(Hidden Development State)。参见Fred Block,“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Society,Vol,36,No2,2008.

[] 如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在成功致富后,就开始各种借口“踢开梯子”,以使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达到的高度。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倪延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经济学已经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拉拉队了。并呼吁“按我们做的做,别按我们说的做”(Do as We Do,Not as We Say)。参见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第211页。

[] 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经济纵横》,2017年第12期。

[11] 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事逻辑应该从国家理论开始的还有林光彬、周绍东等。参见林光彬:《中国的国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6期。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12] 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21页。

[13]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23页。

[14] 邱海平实际上也注意到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如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介入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参见邱海平,李民圣:《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第10页。但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不只表示国家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发挥作用,而且在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过程,本身又是国家因应对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使国家是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最初推动者,但是可以采取和这种现象相反的路径,即先构建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然后再引入国家作用的方式,来形成国家的经济理论。此外,国家的内生性作用,还意味着国家权力直接担负着生产关系的功能,构成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种对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全面揭示,必须依托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解读。而邱海平只是敏锐地提出了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怀疑,并没有完成这一理论的重构,这使得他不能全面理解国家的经济作用。

[15] 参见卢卡奇,本泽勒:《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沈佩林:《<资本论>中范畴的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袁吉富:《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的质疑》,《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孟捷:《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16] 该观点还见于国外学者,如特雷尔·卡弗认为,恩格斯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归结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之际,恩格斯也就走向了马克思的反面。恩格斯误读或误解了马克思的方法。参见[]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马塞罗·默斯托认为“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和逻辑之间存在着平行性,而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中予以断然拒绝。而且,由于这一观点是恩格斯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它后来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解释中变得更为贫乏和程式化。”参见[]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7页。

[17] 值得注意的是,邱海平强调“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必然在党的领导下在资源配置中始终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区别”。(参见邱海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学刊》,2015年第9期,第52页。)张宇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将党的领导看作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之一。(参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邱海平和张宇都没有使用国家与市场这一提法,转而非批判地沿用了常见的政府与市场这一对概念来刻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显然政府这个概念是无法将党的作用纳入其中的。

[18] 刘凤义等也强调应该从国家性质出发,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参见刘凤义,张朝鹏:《论国家二重属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兼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

[19] 参见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3-74页。

[20] 参见杨春学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译本写的前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21] 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 2015年第1期。

[22] 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23] 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

[24]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25] 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利益问题》,《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26] 王立胜,张弛:《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27] 周文,包炜杰:《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

[28] 参见贾根良《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与当前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7卷。

[29]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范式中所阐述的国家观,本质上也属于这种发展型国家观。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0]除了杨春学、贾根良等在理论上构建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外,以路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致力于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经验分析。这种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中国经验分析,对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高度关注。如路风教授在最近的一篇关于高铁的研究文献中提出党的意识形态是高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党的经济作用的理解。参见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31]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32] 史正富教授最早提出中国特色三维市场体制,认为中国经济现存体制中,除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两大主体外,还存在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构成第三维市场主体。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33]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34] 在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除了坚持传统的决定论外,较有影响的是坚持生产方式“中介”论,如郭冠清认为,国家理论的基础不是苏联误读的唯物史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才是唯物史观的正确表达。参见: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源于马家驹、蔺子荣和吴易风。但是这种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克服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理论所固有的弊端。

[35] 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36] 张闻天较早地提出了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参见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37] 戈德利耶曾在20世纪70-80年代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制度功能的分别这一假说,但他又认为资本主义是个例外,即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分离的。参见Godelier,M.,“Infrastructres,Societies and History”,Current Anthropology,1978,Vol.19,No.4,p.763.孟捷教授发展了这一假说,通过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和戈德利耶观点的结合,完成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完整阐释。

[38]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39] 孟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经济纵横》,2016年第11期。

[40]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种范式迄今为止都没有实现很好地建设性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可能会为实现这种建设性对话提供一个很好的突破。关于这种对话的进一步讨论,可参阅孟捷教授《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41] 国内多数学者在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时,仅采取如下论证方式——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因而仍需借助于市场经济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种立足于国情、发展阶段等方面的论断自然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解释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就会乘虚而入。因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就恰好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何以有效率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缺失使得一些学者直接借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市场经济。但这种一般均衡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必须利用新的理论进行替代。孟捷教授正是通过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发展,重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从而为国家内生性经济作用的学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42]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兼评张宇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报》,2019年第13卷。

[43] 孟捷等:《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4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29日第2版。

[45] 孟捷:《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相互关系》,《西部论坛》,2018年第5期。

[46] 孟捷,吴丰华:《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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