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性(张 林)

  发布日期:2004-06-06  浏览次数:260   作者:张 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的归类分析,阐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是属于倡导自由主义原则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奖项,证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性和偏见,指出我们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方主流经济学  倾向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历:张林,男,19731月生,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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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我国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会用景仰的目光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信息。这一奖项在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西方。这种关注无可厚非,但我们大多数人却不假思索地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获奖者的成果视为神圣。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渐显强势,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就成为人们景仰的对象。本文拟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之间的关系作一梳理,阐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希望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调整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态度。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西方主流经济学

为便于说明,我们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及其成果作一分类,见表一。我们将获奖者的贡献分为经济学方法、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三类。第一类获奖者的贡献主要是将新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或对这些新方法加以完善和改进;第二类获奖者是在完善和发展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第三类获奖者的成就尽管也是理论性的,但他们的工作更多地是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奖项。我们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指的是各个时期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学说,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总的来说其分析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却是一贯的,那就是以“经济人”作为基本假设,坚持市场取向,只不过,这种主流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3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在微观上就是完善和修正边际革命以来形成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分配理论;宏观上就是坚持、深化和改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评。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学派之间有分歧和争论,但理论核心都是一致的。与此相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方法类的获奖者中有个别例外),而且,该奖项也浓缩了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表一: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理论贡献(截止到2002年)

研究领域

获奖者

获奖

年份

获奖者国别

主要贡献

研究领域

获奖者

获奖

年份

获奖者国别

主要贡献

 

丁伯根

弗里希

1969

荷兰

挪威

计量经济学方法

纳什

豪尔绍尼

泽尔滕

1994

1994

1994

美国

美国

德国

博弈论

库茨涅茨

1971

美国

国民收入统计方法

 

里昂惕夫

1973

美国

发明投入产出方法

赫克曼

迈克法登

2000

2000

美国

美国

微观计量经济学

 

库普曼

康特洛维奇

1975

 

美国

苏联

将线性规划引入经济学

史密斯

卡尼曼

2002

2002

美国

/

实验经济学

斯通

1984

英国

建立国民收入账户

 

哈维莫

1989

挪威

计量经济学方法

 

萨缪尔森

1970

美国

多方面的系统性成就

阿莱

1988

法国

一般均衡理论

 

希克斯

1972

英国

经济学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

科斯

1991

美国

制度经济学

 

阿罗

1972

美国

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

贝克尔

1992

美国

人力资本理论、社会问题经济学

 

哈耶克

1974

英国

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

福格尔

诺斯

1993

1993

美国

美国

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

 

弗里德曼

1976

美国

货币理论

 

西蒙

1978

美国

经济组织内部决策

卢卡斯

1995

美国

宏观经济理论

 

托宾

1981

美国

宏观经济理论

莫里斯

维克里

1996

1996

英国

加拿大

信息经济学

 

斯蒂格勒

1982

美国

产业组织理论和经济管制理论

 

德布鲁

1983

美国

一般均衡理论

1998

印度

福利经济学

 

莫迪利安尼

1985

美国

宏观经济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

蒙代尔

1999

加拿大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分析

 

布坎南

1986

美国

公共选择理论

斯宾塞

阿克洛夫

斯蒂格利茨

2001

2001

2001

美国

美国

美国

不完全信息理论

 

索罗

1987

美国

经济增长理论

 

 

 

 

 

 

缪尔达尔

1974

瑞典

货币理论、制度和发展问题

夏普

米勒

马克维茨

1990

1990

1990

美国

美国

美国

公司金融理论

米德

俄林

1977

1977

英国

瑞典

国际贸易理论

刘易斯

舒尔茨

1979

1979

/

美国

发展经济学

默顿

斯科尔斯

1997

1997

美国

美国

期权定价理论

克莱因

1980

美国

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首次颁发,授予了丁伯根(Tinbergen, J.)和弗里希(Frisch, A. K.)两位计量经济学家,这或许表明诺奖委员会对经济学的数学化(科学化?)的态度。此后表彰了萨缪尔森(Samuelson, P. A.)、希克斯(Hicks, J. R.)和阿罗(Arrow, J. K.)。在构建和充实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方面,他们三人的工作确实是一流的。进入70年代后,“滞胀”难题导致了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各种新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这一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相对缺乏主导性的理论。与之相对应,70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缺乏支配性理论的情况下,多授予了在方法上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见表一)。进入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不断发展壮大。相应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 G. J.)、布坎南(Buchanan, J. M.)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1]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并未失去正统地位,因而诺奖同样表彰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托宾(Tobin, J.)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 F.) 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天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例外。诺奖历史上共有11位理论经济学家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即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科斯、贝克尔、福格尔、诺思、卢卡斯、莫里斯、维克里、森,他们中有8位的获奖时间是在90年代。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一方面反映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理论上对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推崇,另一方面它也想借对理论的表彰来表明自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态度。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苏东巨变之时,19911993年的诺奖分别授予了科斯(Coase, R. H.)和诺思(North, D. C.),在他们的理论中,产权明晰(私有化)是一个主要的内容;90年代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竭力推崇国际经济一体化,1999年的获奖者授予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蒙代尔(Mundell, R. A.),他用ISLM模型对开放经济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性的说明,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都可以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坚持着它的价值标准,但它也只是在某一理论成为主流之后才对其进行表彰,这样,诺奖就带有了对某一理论的主流地位盖棺定论的意味。科斯的理论早已成熟,并于80年代得以普及,但直到1991年才获奖;纳什(Nash, J.)等人的博弈论方法同样如此,他们之所以到1994年才获奖,是因为博弈论到90年代才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莫里斯(Mirrlees, J.)的开拓性贡献是在70年代中期做出的,他于1996年才被表彰,这同样也是因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到90年代才成为了主流理论;蒙代尔更是早在60年代初就已完成了将ISLM模型引入开放经济理论的工作,而他1999年才获奖。许多经济学家则因为过世太早,没能等到他们开创或倡导的理论流行起来而与诺奖失之交臂,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 1972年去世,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除外)于1982年首次获奖)、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汉森(Hansen, A. H. 1975年去世,诺奖于1981年和1985年表彰了两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博弈论的开创者之一摩根斯坦(Morgenstern, O. 1977年去世,纳什等于1994年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过分地偏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尤其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历届获奖者中,属于这一学派或与其有关的经济学家共18[2]冈贝尔(Gompel, J. V.)是这样解释这一现象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芝加哥大学的偏爱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瑞典的政治转变,它已从福利国家向政府作用弱化了的‘自由’国家过渡”[3]从思想史上来看,新自由主义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以后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潮。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主义首先发动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此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是将自由市场原则发挥到了极至。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发展起来的企业理论、管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其目的也就在于论证自由市场原则的实现条件和实施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褒奖与这一奖项所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取向是再一致不过的了。

在经济学方法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奖励的成果大致可分为计量经济学方法、优化方法和博弈论三大类,再加上库茨涅茨的国民收入统计方法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所有这些成果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数学化的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相伴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学化。经济学的数学化始于边际革命,这与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的转变相联系。边际革命的一个结果就是使西方经济学摆脱了价值决定问题的纠缠,专注于市场价格及其均衡的实现的研究。一旦排除了不可量化的因素,数学方法就可以顺利地引入分析过程。另一方面,罗宾斯(Robbins, L.)明确地将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的科学[4]之后,经济学问题就成为了选择中如何实现最优化的问题,这又为数学方法的引入铺平了道路。随着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强调“交易”问题,经济单位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而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策略问题,于是博弈论迅速在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经济学的数学化作任何判断,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眼中,经济学方法似乎就只包括主流经济学所坚持并不断深化的数学方法。第一届诺奖授予了计量经济学的肇始者丁伯根和弗里希,而不是授予明确了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罗宾斯(1984年去世),这就可以看出它对数学方法的偏爱。另外,真正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并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出现在获奖者的名单中,比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和哈奇森(Hutchison, T. W.)(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上两人都是英国经济学家,在诺奖的获奖名单中几乎找不到更注重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分析技术的英国经济学家)。拒绝吸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狭隘地固守功利主义的假定前提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定了这一特点并具有明显的导向性。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奖项,它一贯的评判标准就是坚持和维护自由市场机制。无论主流经济学如何更替,这一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从诺奖的获奖成果来看,无论是方法还是基础理论,甚至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应用理论,都是围绕着发挥自由市场机制这一主题的。在这一授奖前提下,它肯定和鼓励经济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以及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它不是一个公正地评价所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标准,只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映成趣的一个奖项。“诺贝尔”这个符号成就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主流经济学用它的地位来证实自己的地位,同时它又具备了指引经济学按照它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这种功能。因而,所有的“异端”,无论它有多大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影响,都与诺奖无缘。甚至与主流经济学同属一个阵营的杰出经济学家,就因他/她学术生涯中的一点点左倾“劣迹”,也免不了被排除在诺奖之外。那么,被诺奖所排除的经济学家,在学术成就上是否就真的达不到诺奖的要求呢?

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见

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存在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举出完全有资格获奖、因为非学术成就方面的原因而未获奖的西方经济学家。下面我们以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勒纳(Lerner, Abba P.)和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 K.)为例,来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见。

我们的第一个证据是琼·罗宾逊(1903~1983)。她一生最大的贡献当数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同时提出这一理论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伯伦因于1967年去世而与诺奖无缘)。这一理论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毫不逊色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仅凭此一点,她就具备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此外,她还尝试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应用到增长理论中去。这一工作尽管最初是由哈罗德进行的,但“琼·罗宾逊的著作不仅更全面、更富于启示,而且还包含了源于卡莱茨基而不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5]。作为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她被称为凯恩斯左派),她的成就也不逊色于诺奖得主托宾和莫迪利安尼。萨缪尔森这样评价罗宾逊夫人:“琼·罗宾逊对经济学的功劳非常之大,因为她在这个学科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不完全竞争、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贡献和对它的批判、增长理论、经济哲学,以及其他很多。”[6]

如此一位成绩卓越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就在于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赞赏。她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试图像对早期凯恩斯主义那样对马克思予以应有的评价”[7]加之她对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的浓厚兴趣,她必然被排除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斯库拉斯说到:“琼·罗宾逊在经济学界有两个独特之处:她是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在世的[当时是1981年——引者注]伟大经济学家中唯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这两点是经济学界的耻辱。”[8]弗里德曼更是指明了罗宾逊夫人未能获奖的原因:“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时期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之所以未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9]

我们的另一个证据是阿巴·P·勒纳(1905~1982)。勒纳在国际贸易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足够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托夫斯基(Scitovsky, T.)这样评价勒纳的成就:“勒纳是最后一批非数理经济学家之一,……第一次完整地、综合地和明确地陈述和讨论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质和界限,以及作为最优状态必要条件的两个等式,……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勒纳先于萨缪尔森15年……就推导出了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定理……他设计了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模型的标准几何学,这种几何学作为整整一代人的教科书而广为人知……”[10]

但是,勒纳同样有一部足以使他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即1944年出版的《统制经济学》。该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项贡献,书中的理论尽管也是以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原则为基础,而且被认为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制定者改善经济运行都是有用的[11]但它显然不符合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价值观。尽管勒纳有这么一部不受诺贝尔奖委员会欢迎的著作,但他绝对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之列。他于1966年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于1980年出任大西洋经济学会的会长。在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眼里,这些都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贡献”这一“劣迹”。

第三个例子是加尔布雷思(1908—— )。加尔布雷思是一位争议很大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他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某一经济学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12]科斯也曾对加氏的制度分析颇不以为然。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对加尔布雷思的批评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区别于加尔布雷思等人所坚持的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倡导者,因为二者虽都以“制度经济学”为名,但对待自由市场经济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加尔布雷思总的来说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态度是谨慎的,他的理论中带有明显的干预色彩。更重要的是,他以及他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最为猛烈的抨击者凡勃伦。凡勃伦指出了正统经济学的两个根本缺陷:目的论的哲学基础和快乐主义的心理学基础[13]主流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缺乏牢固的、科学的根基的情况下发展至今。支持凡勃伦的批评的加尔布雷思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当然难以融合到主流经济学中去,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名燥一时的学派的领袖而被排除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这至少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况且,他对经济学也有突出的贡献,只不过这些贡献不属于主流经济学之列罢了。赖斯曼认为加尔布雷思的功绩在于他遵循斯密和马克思的传统,运用历史和演进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而且他在厂商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中将政治概念引入了经济学。“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贡献,将是错误的。”[14]

在以上三位经济学家中,前两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维护者,但他们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原则固执的坚持这一错误的态度,想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为自由市场原则寻找可能的补充。对任何一种理论来说,这种尝试都是有益的、必需的。但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从诺奖的历史和特性中看到的,似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所理解的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分析技术上的精细化、自由市场原则的泛化。用狭隘的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它原来没有解释或解释不了的现象,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公开地用价值取向上存在冲突的理论来补充和修正主流经济学的不足,那就是对主流经济学的背叛,或者说是对主流经济学所维护的意识形态的背叛。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合理逻辑。以上三位经济学家中的第三位是自由市场原则的反对者,他不赞成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理解,想通过发展凡勃伦的进化经济学方法,把经济现象作为一个进化的过程、作为一个与其他社会现象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范畴来研究。这是拓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一条途径,尽管这一途径不一定可行或者缺乏进一步的论证,但主流经济学和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武断地拒绝了这种尝试,甚至认为这些尝试应该“一把火烧掉”[15]这不是一种开放的科学对待批评者的态度,而且已经不是“偏见”的含义所能概括的了。

三、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态度

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学界明显处于强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也就被密切注视。关注本身无可非议,但我们更应保持清醒。正如上文所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标准存在明显的倾向性。反过来看,被诺贝尔奖所排斥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也不乏可借鉴的方法和内容。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它所表彰的理论成果,我们应有的态度是:

1.不盲从。这一点与我们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是一致的。西方经济理论是诞生在与我们不同的语境中。如果说理论都是来自于经验的话,那么社会环境的差异就决定了理论的不相容,因此所有照搬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同时,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是由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价值标准是否相容又是我们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如前述,诺贝尔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当然,至于是否接受这种价值标准,已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评价一种理论时,如果只看到它的解释力,而忽视这一理论背后的思想或者它的政策建议的价值取向,就难免片面,甚至受到它的误导。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一个结论是私有产权制度的有效性,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经济效率的保证[16]他的理论的推导过程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因此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非常强。但是如果考察他的理论前提:个体行为推动制度变迁,就会发现这一理论并非很完美。制度是一个社会范畴,或者说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在个体行为或利益的总和与整体行为或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这一命题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单纯地用个体行为来解释整体范畴显然是有缺陷的。反过来再看凡勃伦的制度变迁理论[17]他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视人为社会的产物,视制度为过去形成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发展的阻力。他这种理论也不乏解释力,但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就与诺思的理论大相径庭。因此,不能完全地抛开理论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标准来谈它的解释力,否则就很容易被某一理论精巧的分析技术和优美的数学语言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被它所俘虏,从而失去了批判性甚至主动地为其辩护。

2.不排斥。诺奖获奖者贡献毕竟是人类思想的成就和遗产,其中不乏优秀的成果。撇开价值标准不谈,他们的理论也有我们可借鉴之处,尤其是技术性的成果。比如计量经济学方法、投入-产出方法、线性规划方法,以及博弈论等。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理论细节的论证,或者说注重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的严密性。撇开其假定前提的科学与否不谈,这种对理论体系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诸多成果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

与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态度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能否荣获诺奖?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看重的话,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才具备获奖的资格:首先,中国经济学家要不折不扣地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标准和理论主张,毫无保留地投靠主流经济学的阵营。第二,中国经济学家要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精通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所有数学工具。第三,中国经济学家要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做出突出的贡献,或者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一个让西方满意的、并在实践中“成功”了的中国经济改革方案。满足这几个条件就意味着要彻底地抛弃本不应抛弃的现有传统。理论的生命力,或者经济学家的生命力在于批评。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西方主流经济学,可能会更透彻地了解它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优劣,能更客观地进行取舍。如果一味地迎合,那么在失去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同时还可能不自觉地成为工具。

 

参考文献:

        1.布劳格,马克:《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

        2.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

        3.台湾《中央日报》编《为什么他们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台北: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1983年。

        4.《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1969-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Bergmann, Barbara (1999) “Abolish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Challenge, Vol. 42, No. 2, pp.52-57, Mar.-Apr., 1999.

       6 Gompel, Johan Van (1999) “Who Wins the Nobel Prize?” Challenge, Vol. 42, No. 2, pp.23-40, Mar.-Apr., 1999.

 

 

 

 

 

Title: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Alfred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uthor: Zhang Lin

 

Institute: Economics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P. R. China 65009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the Noble Prize for economics by classifying achievement of laureates, concluded that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is always belong to orthodoxy economic theories devoting to liberalis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ves the orientation and preconception, and suggests our attitude about the Noble Prize for economics.

 

Key Words: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orientation

 



[1]1976年获奖的弗里德曼也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一员,但他获奖主要是因为他在货币理论方 面的贡献。另外,本文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包括以下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新制度经济学(其中又包含了制度变迁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等)、公共选择、信息经济学。

[2]Johan Van Gompel,  “Who Wins the Nobel Prize?”  Challenge, Vol. 42, No. 2, pp23-40, Mar.-Apr., 1999.

[3]同上, 25页。

[4]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译本。

[5] 塞诺斯·斯库拉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载于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第223页。

[6] 同上,第232页。

[7] 马克·布劳格《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中国经济出版社,第251页。

[8] 塞诺斯·斯库拉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载于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232页。

[9] 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演讲”,载于《诺贝尔之路》,本文引自网页:http//www.cnnobel.com

[10] 西托夫斯基 “勒纳,阿巴·普塔契亚”,载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181页。

[11] 马克·布劳格:《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第251页。

[12] 乔治·斯蒂格勒 “可确知的加尔布雷思在不确知的年代”,载于勒布,库尔特和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斯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译本,第456页。

[13] Veblen, Thorstei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s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1.

[14] 戴维·赖斯曼 “爱唱反调的经济学家:J. K. 加尔布雷思”,载于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第94页。

[15] 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346页。

[16]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17]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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