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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 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层反思——《经济政策的全球性宣言》

时间:2019-12-23 21:17来源:未知 作者:邱海平 点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十年过去了,我们从世界经济持久疲弱的整体表现上依然可以感受到这场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十年来,如何通过政策调整重振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主要国家政府面临的现实任务,而且也是国际经济学界热烈探讨的重要话题。众所周知,国家经济政策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假如我们暂时撇开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根本改造这一层面不说,仅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之内来分析问题,那么毫无疑问,经济政策的调整必然要以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为前提。同时,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反思,只有上升到经济政策的检讨和重新设计,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简言之,理论反思和政策检讨必须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面前的这本论文集,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为主要批判对象,不仅恰当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风格和旨趣,也反映了作者们对于振兴世界经济所拥有的宝贵的现实责任感。

这本论文集的不同作者分别从不同的理论维度和视角出发,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受其影响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提出了相关政策主张。主要内容如下:

保罗• 戴维森以凯恩斯关于未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观点为基础,分析了家庭(消费者个人)和私人投资者(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特点。他认为,关于经济行为者(私人家庭和企业)的决策是“理性的”并且符合“遍历公理”的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经济行为者出于“不安全”或防御风险的考虑,“不把资金全部花掉,而是节省一部分流动资金”,于是,这“会导致市场上对商品和服务需求减少”,进而“企业的利润前景也会再度降低”。由于私人投资者对于未来的认知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寄希望于企业扩大投资来弥补由于“节省”而产生的需求缺口也是不现实的。结论是,“如果政府决定投入更多,则通过负债支持的用于社会有利方向的国家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就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国家竭尽一切所能确保本国企业的利润和人民的就业机会,这是国家实现人们富裕的责任之一。”当然,戴维森也认识到:“对于政府,也需要降低支出,提高税收,以达到预算过剩,或者至少是收支平衡。”关于国际贸易中的逆差问题,戴维森提出:“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凯恩斯计划,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创造一种可以让那些有贸易逆差并向其他国家负债的国家有更多支出能用于购买国民经济的出口产品。只要负债国拥有未使用的资源,就能产生额外收入,使得他们可以削减其海外债务。同时这样可以消除全球衰退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已经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有效市场的假想”只是一种幻想。现在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修正部分“世界观”,而是需要反思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因此而失效的正统经济政策的基础。对此,加尔布雷斯以20世纪70年代“滞胀”作为分析的历史起点,梳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面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震荡是如何反应的。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分析,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价格震荡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需求控制理念并不相符”,也就是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失效。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主流观点”否定了菲利浦斯曲线的有效性,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就可以同时实现零通胀和充分就业。于是,“1979到1981 年的撒切尔-里根革命”采取了旨在“完全指望市场力量”和“巩固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通过税制进行反干预、私有化并消除变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尔布雷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长达30年的低通胀率,并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功劳”,而是由这之外的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结果,其中主要有: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危机造成的对于原料需求的缓慢增长、苏联解体造成了更便宜的原料供应渠道、中国加入世界市场而形成的廉价消费品的供给等。与此同时,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既不是来源于工资驱动,也不是来源于公共投资和基本设施建设,而是主要来源于信用膨胀。

加尔布雷斯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不平等加剧。金融行业在整体收入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而财富的增长,带来的是权力的增长,银行为实施反干预行动施加压力,最后成功了。接下来,美国的金融市场使信息技术的繁荣升温,在20 世纪最后三年创造了一个全民就业的时期。美国20 世纪90 年代收入差距的扩大集中表现在技术行业(分布于美国的一小块区域)收入的急剧增加和资本投资的升值。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在2000年达到高峰。当信息技术产业辉煌不再,原料价格开始上涨,911 事件带来的冲击使业务环境变得不安,利率和税收明显下降,美国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后军备支出急剧上涨,全民就业在美国已不可能重建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2006年和2007年初抵押贷款得到了有力的扩张。其作用在于,推动了那些高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的行业的发展,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就业率上升,而通货膨胀基本没有加快。但是,对原料的需求却没有增加,并且给全球金融经济的未来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波及北美和欧洲受到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更为严重的是,抵押贷款的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基本上并没有增加,反而使抵押担保的有价证券和衍生工具转化为容易交易的各种金融产品。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在欧盟国家的传染,美国经济增长停滞,欧洲陷入萧条。加尔布雷斯以新自由主义在欧盟建立过程中的贯彻为线索,说明了美国次贷危机导致欧洲经济陷入萧条的内在逻辑和机理。

加尔布雷斯进一步总结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了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他指出,富裕国家再度崛起面临很多障碍:金融机构让其他行业承受了高昂的固定成本,私人家庭承受着无法偿还的债务,银行和评级机构的失信已经声名狼藉,市场缺乏流动资金和廉价的企业融资渠道;与昂贵的固定融资成本相关,上涨的原料价格扼杀了增长,尤其是监管不规范的金融市场会对能源价格施加巨大的投机影响;由政府负责对国家预算的切割,使公共机构如健康、教育、运输等系统受到了巨大伤害。所有这些都说明,无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都不能成为解决方案,需要更广泛、更深入、更细化的方案,为此有一套精确的分析理论。

最后,加尔布雷斯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战略方向,即在合适制度支持下清晰和长期的经济政策理念。这一理念必须包含两部分:金融行业的结构重组以及对原料问题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具体来说:金融行业必须缩小,而金融行业内的竞争必须扩大;必须对金融衍生品加强监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金融衍生品实行对赌时不提供国家的法律保护;能源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个根本性挑战,必须节约能源,避免废弃物。需要进行有助于节省能源的投资,同时又不能限制当前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改善那些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的生活前景,首先是没有工作的年长雇员或者是被职业生涯淘汰掉的雇员,还有失业的年轻人。加强工业国家已有的社会保障,改善对家庭的保护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区域的工资,以上种种都有利于目标实现。加尔布雷斯认为,这里所阐述的观点都是非传统的,无论如何需要重视这一点。

海纳• 弗拉斯贝克集中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这一“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关键信息”。他指出,主流经济学为克服危机建议并执行的“结构调整”再次建立在减少工资的基础上并认为不平等的加剧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投资活动。这种操作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并可解释大部分的不平等和失业。为对抗不平等现象预先写好并开具的“灵活性”处方反倒使不平等的病症更严重了,而且也不能治愈失业现象。因此重新粉饰润色旧的理论是不够的,只有全新的理论方案和完整的另一套疗程才能真正重振经济。

首先,弗拉斯贝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进行了批驳。与标准理论分析的起点不同,他以市场上的某种商品已经过剩为出发点,分析了价格机制并不能使供给与需求自动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他指出,传统的供需机制只有当每个产品的供应和需求曲线是互相独立时才能成功运用,如果某种产品的供需曲线互相依赖时,该产品的价格下跌会对同时期其他所有商品的需求产生影响,该产品灵活的价格机制就会被破坏,因为供需机制并不像通常所期待的那样运作。事实上是存在这种产品的,那就是“劳动”。

接下来,弗拉斯贝克对供需机制在“劳动”这个产品上的失效机理进行了分析:“我们想象一个世界,因为某种并不根源于劳动市场的冲击而失业率上升,劳动供应剩余会把压力朝下传递施加到劳动价格上,使企业得以降低工资和报酬。在工资下降但是失业率又高的情况下,该经济体内大多数产品的需求都会立刻下降,然后进一步减少企业招工的意愿——无论是低薪酬还是断崖式的降薪。如果低工资抑制了整体需求,那么员工接受降薪使价格重回市场的传统做法就不能奏效。”结论是:“只有通过财政政策提高整体需求,调低工资的操作可能还有机会避免整体经济的毁坏。”这就是说,失业率的上升导致工资下降,而工资的下降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就业,而是使整体需求受到抑制。他指出,使失业率显著增加的全球经济震荡的概率微乎,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确实在工业国发生了。

弗拉斯贝克运用1970年代到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发达国家存在着低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就证明了,基础性的理论定然有误。”对此,他还以美国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美国的工资在危机前的许多年都落后于生产力,雇员中等级别的工资几十年都不见涨。在2008 和2009 这两个危机年,失业率的增长至少达到了早前大衰退时的水平,并且在大衰退触到谷底后比以前更顽强地持续着。尽管现实工资常年落后于生产力,但失业率会有这么猛烈的增长,无疑是因为失业率和就业之间的简单市场关联不存在。这意味着,更低的工资并不会导致就业增加和失业率下降。原因在于,对雇主而言,工资下降从短期看会改善状况,因为成本降低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工资下降了私人家庭需求的下降,从而也会对雇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那种认为正常工资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持续变化并会促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反复用劳动代替资本的观点,完全是虚幻的。

弗拉斯贝克还从开放经济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低工资为什么并不能产生除“自愿性失业”之外的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他指出,对于某个国家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工资下降了,国内需求下降了,那么该国的出口就会增加,以平衡国内需求的降低。如果只是一国的工资下降,而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没有变化,该国的货币也没有升值,则出口可能会加快。对需求的影响总体而言虽然依赖于国内需求对出口的相关比重,但净效应对非常开放的国民经济却是积极的。此外,竞争力提高可对出口需求产生持续作用,因为该国赢得了市场份额,从全球需求增长中获得超额的收益。另一方面,工资下降会极大地扭曲国际贸易,并产生大量的付款不平衡,因为对竞争力的效应累积,随着时间推移会带来有力的绝对的竞争优势。但是国家越大,进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大,就越不能坚持自己的政策,即通过降低工资和汇率贬值赢得市场份额。因为该国的贸易伙伴会通过强制降低工资或汇率贬值开始反击,或者设置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对此,弗拉斯贝克以20世纪末德国如何通过制定严苛的工资政策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加速并保持稳定就业的事实进行了佐证。

通过上述分析,弗拉斯贝克的结论是,不是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而是生产增长的速度,才是就业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压制工资来创造高利润的做法是自我毁灭式的:没有工资持有人购买力的增长,就不会有需求的增长。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牺牲增长和其他国家就业来创造就业的行为会导致赤字国的债务堆积难以承受。对于全球而言,每个国家的现实工资必须跟生产力同步增长,才能创造足够有效的国内需求。这就需要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外再加上一些收入措施,能促使大众收入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收入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种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并考虑各国历史特征的制度框架,这样的制度框架变得越发重要,因为收入政策不仅仅是创造就业的工具,也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以黄金法则为基础的工资上涨,对通货膨胀率降低并保持不变有直接帮助,也能抑制因需求和成本因素形成的通货膨胀潜力。同时,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转换中针对变化的调整也必须深入全球或区域性的货币系统才能有效。名义上的汇率必须严格按照各个国家的基础数据,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国内方面确立的工资成本才能用国际货币进行平衡,这是应对有力宏观经济冲击的最有效手段。

辜朝明提出了一个由偿还债务引起的经济衰退理论,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欧美国家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偿还债务引的经济衰退与普通的经济危机是不同的。日本当初发生的造成失落年代的经济衰退和普通的经济衰退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中,很大一部分私人部门在资不抵债的时候试图偿还沉重的负债。私人部门的参与者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转而追求负债最小化。当私人部门即使在利率水平为零的情况下也要偿还负债时,经济就会陷入一种通货紧缩螺旋中,因为没有人再通过借贷来满足对商品及服务的需求,经济上就不断减少对未使用储蓄量的需求。

辜朝明用历史事实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20 世纪20 年代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经历过一次由偿还债务引起的通货紧缩螺旋。当时发生的是最纯粹形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它没有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有所缓解。1929 年10 月,在通过债务融资的股市泡沫破灭后,美国所有的私人部门同时开始尽可能快速地偿还债务。因为同一时间没有人准备好申请新的借贷,于是美国陷入了上文提到的通货紧缩螺旋。与此同时,在1929 年到1933 年的四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BIP)降低了46%。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没有希腊),即使利息水平非常低,私人部门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偿还债务,以应对楼价的崩溃。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都处在非常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在日本和德国,来自企业和私人家庭的信贷需求都很低。即使四年来利率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同时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由于都缺少私人借贷者,因此经济形势都很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辜朝明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借款人,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原因是,无论利率多低,负资产的投资者们也没有兴趣继续加大负债。对于收支严重不平衡的企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提供贷款的一方,尤其是潜在的债权人本身都存在财政问题的时候。当私人部门总体减少个人银行存款,用于偿还债务,货币乘数就会变成负值,换言之银行由存款资金组成的货币供应就会减少。央行可以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资金,但是这一举措并不会阻止货币供应量的萎缩:当没有人愿意借贷,央行准备的流动资金就滞留在了银行系统内。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辜朝明分析了1990-2005年日本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欧元区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原因等问题。同时他还指出, 2010 年后欧美国家为了整顿国家财政状况而进行的努力再一次表明,在和平年代的民主政治下,想维持长期的以刺激经济需求为目标的金融政策,是极其艰难的。这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存在的中心问题,因为国库的刺激必须持续的时间,需要和私人部门偿还债务的持续时间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衰退的时间,同时限制了为克服衰退产生的财政支出。不幸的是,在大多数的民主政治下,大多数人只要一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就立刻要求停止为了刺激需求而采取的金融政策措施。

最后,辜朝明进行了理论总结: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区分十分重要,虽然二者通常都是发生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由于贷款者方面的问题出现的,而金融危机是源于债权人方面的问题,它们分别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的应对方案。货币政策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很大程度上不起作用,但是它可以也必须在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利用,具体的政策手段包括提供额外的流动资金、资本注入、直接或间接的担保、更低的利率及通过中央银行购买证券等。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贾亚提• 戈什侧重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影响,并集中批驳了一些人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发生了决定性改变、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工业国家“脱钩”的观点。戈什用统计数据表明,虽然2007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始终比工业国家高,但是它在2008 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09 年第一个季度都降到了负数区域。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和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几乎同步。除此之外,两组国家的季度增长率在2012年末的差异明显比2007 年全球经济繁荣时的高峰值要小。更重要的是,两组国家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向总体上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

戈什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带动了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是半成品贸易而不是最终产品贸易,最终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仍然是北方工业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国家的市场。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戈什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两个方面的主要障碍。

第一,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负面影响。金融市场自由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财政不稳定,同时也提高了容易引起经常性金融及货币危机的风险。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另外还有国际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一方面,投资方面获得的更多自由、有投机倾向的房地产及股票市场、个别部门或个别客户带来的不断提高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加的监管疏漏——所有这些进一步加重了财务部门内的恶化。随着综合银行或者“金融超市”的出现,金融系统的各个部门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此也产生了一种风险,即个别银行的倒闭,会在整个银行系统内引发多米诺效应。另一方面,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提高效率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发行新股票的市场不是无关紧要就是根本不存在。随着对贷款管制的撤销,大家更倾向于利润率更高的风险投资,这给生产部门的融资造成了负担,如制造业和农业部门。通过这种方式,在房地产部门或者纯粹的金融资产中出现了一种繁荣现象,从而加重了系统发生危机的脆弱性。再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部门之外的金融中介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寡头垄断势力有所增强。金融中介经常是某个经济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在贷款分配方面有利于隶属同一集团的企业,贷款的分配并不是服从于效率优先原则,而是服务于贷款收益最大化,通过这些银行和融资公司发放的贷款从宏观经济角度不可能实现更高的效率。最后一个方面,金融自由化导致一国资本账户深受国际流动资本的严重影响,而汇率波动对于长期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企业行为短期化,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同时,国外资本大幅注入新兴经济体的房地产部门和证券市场中,这就不但增加了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还会引发一种通向限制性的、增长缓慢的经济政策的强烈倾向,因为国家被迫向这个方向采取货币及金融政策,以满足金融世界的利益。

第二,主导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仅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逐渐强大的资本力量。在经济政策上,政府不再优先考虑提高薪酬、减少失业率和改善工作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就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戈什认为,这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竭力效仿的策略,对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造成一种压力,目的是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扩大在世界市场的市场份额,同时,即使在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资本注入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具有竞争性的”汇率水平。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上升和投资率的下降都和这项政策有关,同时与经常账户盈余有关地外汇注入又再次被利用提高了外汇储备量,这些储备被安置在外国安全的投资中。遵从这种策略的经济体将被迫为那些购买他们产品的国家赤字买单。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在原则上比出口生产更需要劳动力的国内市场生产中创造的工作岗位更少,即使宏观经济的产量戏剧化地增加,就业机会却增加得相当缓慢。经济危机前的繁荣与南方对北方的“补贴”有关:通过商品和服务以更低价格的出口,通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流入美国的净资金流,以及通过短期移民形式的廉价工作的外流。在经济危机前的繁荣期中,国内需求主要是由收益的增长带来的;它基于收益占总收入的很高且不断加大的比重和发展中国家新增的“全球化”中产阶级收入及消费的显著增长。这导致了对进口奢侈品和金融资产需求的上升,同时加强了对生产非交易型商品和服务部门的投资,让这些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农业正处在危机状况下,就业机会的增长率不够,不足以吸收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这种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严重的交通压力、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明显,更不用提还有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多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相关的负面现象,例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了“人才流失”(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外流)的现象,这无疑会对未来的创新潜力和经济增长潜力造成影响。这种基于出口导向和自由化的发展策略加重了全球的不均衡现象。外部方面,它会导致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通过不同的、一部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来减少逆差。内部方面,对工资和本国消费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政治抵抗。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戈什提出的建议是: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更加稳定地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各个国家必须让自身经济增长的来源多样化,努力寻找传统出口市场之外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是努力加强内部的经济增长活力;需要通过提高所有经济领域的工资,对国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

至此,读者大概已然清晰:本书五位作者分析的侧重点虽然互有差异,但具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共同点,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是他(她)们的共同的批判对象。在本书的“经济宣言”中,他(她)们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倒退和国家战争。”同时提出:“严肃的国际合作和终止紧缩政策是当前时代的信条。”然后对于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将近五年还没有看到反弹的迹象,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从根本上是失效的,与此同时,错误的金融紧缩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全球经济,因它使大衰退或大萧条不再能够避免。发展中国家以及所谓的新兴市场的经济,还没有强大到能长时间摆脱工业国家的影响,尽管个别国家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先行的经济政策苗头。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特例。遗憾的是大多数小而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强烈依赖于北方大国和原材料,使他们在经济政治上难以建立自己的国家竞争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民参与和消减不平衡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这点还没得到广泛认可。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危机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近三十年复苏的异端经济学所导致的间接或直接的后果;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劳动市场的运行与其他任何普通的商品市场一样;只要完全独立于政治,货币政策可有效地灵活地对抗并战胜每个危机;政治上独立的央行是稳定价格的保障;积极的金融政策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干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系统失效;国家不具备必要条件来改善定价这种复杂的过程;甚至基础设施投资交给私人投资方也能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私有化会优化国家和市场间的秩序;高税收是经济上的一剂毒药,国家干预从根本上具有负面效应。然而,所有这些观点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因为:自由的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会导致大范围的资源错误配置。金融市场有溢出的倾向,会系统产生错误的价格,带来恶劣的经济政治后果。货币市场是不稳定的,有违背基础数据驱动汇率的倾向。十年前就出现的原料市场金融化导致原料市场的表现像纯粹的金融市场一般。劳动市场是不稳定的,尽管战后时期发达国家的工资处于最低水平(最低工资率,工资份额),但金融危机后失业率还是上升到了50 年来的最高点。如果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方案正确,就不可能会发生这情况。下调工资对消费所带来的消极的需求效应是主导理论中关键的“缺失一环”。如果谁还盯着工资下调或有竞争力的货币贬值不放,就会产生经济紧缩或萧条的风险,并可能蔓延整个世界。当前的货币政策不能激励全球经济,因为国民的收入预期是消极的,消费需求没有跃升,企业在生产能力负荷下降的情况下,也没有因为部分的高利润而去投资。大型工业国家的央行在持续的危机和紧缩风险下没有充分施展手段,成功地为新经济活力找到破口。如辜朝明所言,积极的、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是绝对必要的。金融政策必须被视为稳定剂的角色,不然就实现不了自身目标。使具体的国家政策依赖于国债水平,这是一个很严重、正威胁美国和欧洲的错误,使麻烦愈演愈烈。所有国家中国债最多的是日本,它用扩张的政策表明,它很好地学会了这门课。

第三,在提到的四个领域必须快速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必须严格限制金融市场的权力;西方世界的劳动市场不需要更加灵活化,而需要根据稳定的人类收益调节;货币政策必须动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应对紧缩危险,必须使货币政策直接为投资和就业负责,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通过利率手段首先促进投资行为;工业化世界的金融政策只有通过新的信贷融资手段才能对抗新的衰退。

第四,全球经济政策必须全面快速地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抽身,如果不能成功,受威胁的不仅仅是收入增长和部分工作岗位,几十年来形成的富裕状态也会有危险,同时还会威胁民主秩序。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会导致挫败感,并容易滋长激进的想法,威胁到民主政治。全民富裕不仅仅是可能实现的,在一个运行的经济体中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只是合理的社会需求,还是经济上的必需。当所有人挣得的收益(生产力成果),也包括收入增长(当然是有差别的)以同样的方式实现,经济就会持续增长。民主只在适度的权力分配下才能运行。这适用于政治,但也适用于经济。过于强大的经济权力容易导致民主被政客活动或其他机制给废除。因此全民就业必须保留一个不妥协的政治目标。只有在全民就业状态下,最重要的市场,即劳动市场才能保证权力平衡。只有全民就业和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才能防止经济权力泛滥以及权力意义对民主成果的扭曲。

最后,必须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学界限问题。在过去干涉自然系统最严重的那些国家内进行的经济上的生态重建,再次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出马,必须长时期敢于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市场上的价格形成以及介入市场过程。必须持续调转资源,这意味着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还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潜力。

综观本书五位作者的理论分析以及相关政策评论和主张,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位作者从不同的理论层面对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在于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的理论缺陷,而且在于试图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何以产生以及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理论批判中,有些部分是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和价值的。

例如,保罗•戴维森和辜朝明在理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金融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包括私人家庭和厂商)的负债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并且用事实说明了,在私人部门陷入追求债务最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时候,货币政策是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而且如果政策不当,还会产生由偿还债务引起的持续经济衰退。与此同时,在国家财政也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他们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采用积极的金融政策,其中包括提供额外的流动资金、资本注入、直接或间接的担保、更低的利率及通过中央银行购买证券等政策手段。

又如,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跳出了一般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对资源特别是原料价格的剧烈震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强调,他的分析表明,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应对石油等资源价格的上涨,并不是产生20世纪90年代经济复苏的根本原因,恰好相反,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金融膨胀和赌博,使实体经济面临更加高昂的资源价格,并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发展,由此产生了更大的就业压力,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再如,弗拉斯贝克对于“劳动市场的有效性”的分析批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认为,就业并不是由工资决定的,低工资不仅不一定能带来更多就业,从长期来看,反而会抑制需求,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受到负面影响。他明确地指出,就业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坚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单个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使消费总需求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毫无疑问,弗拉斯贝克基于真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状况所做的理论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而言,对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来说,不应该从降低工资中去寻求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出路,而是相反,必须通过收入政策使工资与生产力发展保持一致。

最后,作为本书作者中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是唯一女性的经济学家,贾亚提• 戈什集中分析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并明确地批判了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除中国外)与发达国家已经“脱钩”的观点,为此她深入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贾亚提• 戈什并没有完全否定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而是提出了各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寻找传统出口市场之外的可能性,从而加强内部经济增长活力。应该说,贾亚提• 戈什的观点是适中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了解和学习国外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关注的重要参照。自不待言,这本论文集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思考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是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的。

是为序。

 

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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