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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找回市场:国家建构的经济基础

时间:2019-08-12 19:25来源:未知 作者:刘洋戈 点击:
找回市场:国家建构的经济基础
刘洋戈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市场经济对国家建构的积极影响,号召国家建构的研究“找回市场”。现有理论认为,外部战争、内部动乱等国家挑战,会让统治者加强社会规制、资源汲取、行政改革,实现对社会的直接控制。这个“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难以解释两个现象:(一)部分国家缺乏明显的外战、内乱压力,但其建构进程仍在持续;(二)部分国家面临类似的政权挑战,但其建构进程差异显著。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是国家建构的基础,提供了国家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拥有彼此契合的发展逻辑,能相互破除社会的阻碍力量。两者的协同强化,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发展动力。
关键词:国家建构、国家-市场关系、找回市场、比较研究
 
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是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命题。它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基础性权力(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 、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 的强化机制,即国家如何扩大面向社会的权力渗透、资源汲取,以提升其贯彻意志、执行政策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主导性社会力量、发生时机,都是相关领域的关注重点 。
现有研究的共识是,现代国家并非社会的自发产物(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点),而是外力强制、压迫的客观结果 。内、外部的国家挑战(主要是对政治秩序的挑战,例如:社会动乱、军事战争等),会促使统治集团建构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供养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建立全国性的税收体系,实现对社会的直接统治。这些行为的客观结果是,一个正当垄断暴力、支配社会的现代国家 得以形成。理论层面的制度变迁分析 、经验层面的全球案例(包括西方、第三世界等地区) ,都验证了上述“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
这个机制难以解释两个现象:第一,虽然缺乏明显的内部动乱、外部战争压力,但部分国家规制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其建构进程仍在持续。这说明,尽管“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仍然存在,但国家挑战的类型已有变化。第二,虽然面临类似的国家挑战,但不同国家的的建构进程差异显著。这说明,“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可能受制于其他变量。在部分经济、社会极速变迁的非西方地区,威权政党能长期执政,并维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甚至形成了“威权主义韧性”。这些现象表明,“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植根于特定场域。
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是这个场域的重要组成,其中心论点是“市场经济能推动国家建构”。它号召,国家建构的研究“找回市场”。本文的三个重要部分是:一、文献综述:回顾国家建构的相关理论,指出“挑战-反应”机制的局限性;二、现象概括:抽象市场经济促进国家建构的三种方式(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三、理论分析:探究国家、市场力量相互强化的逻辑基础、发展方向,阐明市场促进作用的一般原理。
 
一、 文献综述:国家建构的“挑战-反应”机制
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奠基于欧洲历史,也得到第三世界的大量案例补充。本文将其概括为“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划分了两个具体维度:
 
(一) 外部战争塑造现代国家:以欧洲经验为主
“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塑造战争”,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欧洲经验的概括。军事-财政模型认为,外部战争能刺激统治集团的军事、财政需求,催生了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体系 。地中海国家 、十字军东征 的资料,都能验证上述模型。在中世纪前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封建帝国、城邦、游牧国家等)林立于欧洲版图。间接统治,是这些国家的共性。贵族、领主掌握地方的军事、财政权力,中央政权的结构松散。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扩张的需求不断提升,国际冲突相继激化。持续的外战压力、高昂的军事成本,提升了统治集团汲取社会资源(主要是物质、人力资源)、扶持资本积累、建立常备军队的动力。这些动力要求,国家必须建构现代化、理性化、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官僚机构 ,实现其组织资源、动员社会的目的 。
上述行为的客观结果是,地方贵族统治(主要是征税权、暴力垄断权)、社会自治传统的削弱 ,和中央统治权威的加强(一般表现为暴力垄断化、税收全国化、行政官僚化) 、军事-官僚绝对主义(military-bureaucratic absolutism)国家的形成 。除了欧洲地区,部分国家的政治变迁史,也能支持军事-财政的建构模型。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也面临严重的外战压力。它凭借官僚体系改革、中央集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军事组织建设等国家行为,成功压制地方贵族、巩固中央权威,建构了能力强大的“战争国家” 。
 
(二)内部动乱塑造现代国家:以第三世界经验为主
除了外部战争,内部动乱(尤其是威胁政权的社会革命)也是国家建构的强大动力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内部危机、社会动乱(主要源于社会群体的异质性),促成了佛罗伦萨地区的精英联合,这是当地中央集权的重要基础 。在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时期的法国,频繁、持续的社会革命,加强了国家权力、中央集权,扩大统治者的行政、税收、军队控制 。在第三世界,类似现象更多。在1975-2000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没有明显的外战压力,但国内政权的挑战者,倒逼统治集团加强了社会控制、资源汲取 。中国晚清政权收编了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以应对白莲教兴起、地方势力壮大等内部危机 。社会对国家的挑战,容易诱发国家建构的“反制”。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述:“挑战-反应”建构机制的局限性
极少数的国家建构研究,关注外国的制度干预、移植(主要提供文化输出、制度扶持、经济支援),对本国建构的积极影响 。但这些经验、机制,缺乏足够的可复制性,并非相关研究的主流范式。综合上述分析,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外战威胁、内部动乱等国家挑战,导致了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努力——军队建设、行政改革、税收扩张等国家行为。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体制转型,是这些政权“挑战”的客观“反应”。
至少有两个现象,能挑战、补充“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
第一,尽管缺乏明显的内部动乱、外部战争压力,但部分国家的建构进程仍在持续。在二战后的东亚地区,韩国、台湾等地都缺乏明显的秩序压力,但国家仍不断加强社会嵌入、经济管理,形成更加紧密的政商联盟 。在当代中国,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型国家体制,也在不断强化 。这些现象表明,虽然“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仍然存在,但国家挑战的类型已有变化。
第二,尽管面临类似的国家挑战,但不同国家的的建构进程有所不同。在近代欧洲,英国军事化-资本经济体制、法国军事化-农业经济体制的建构进程,差异巨大 。与法国相比,英国的统治集团拥有更强大的社会渗透、协商能力。全国性税收、军队、议会体制的发展情况,是其突出表现。这些现象表明,“挑战-反应”的建构机制,可能受制于其他变量。
市场经济的发展,能解释这两组现象。东亚各国的“国家扩张”,源于市场经济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新生的社会阶层。英、法两国的建构区别,是其经济基础差异的结果。工业经济的发展、商品税对农业税的取代,强化了英国的税收基础、效率。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市场经济的角色不容忽视。
 
二、 现象概括:市场经济如何促进国家建构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基础,能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这个观点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蒂利的开创性研究指出,资本经济下的城市发展、强制集中下的国家强化,共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 。战争危机的扩大、城市资本的聚集,都是欧洲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 。但后续的国家建构研究,更多关注强制的形成机制,日渐忽略资本的重要支持。
本文号召,国家建构的研究要“找回市场”。市场经济能提供现代国家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协助后者破除社会的阻碍力量。
 
    (一)现代国家的压力来源:国家内、外部的市场压力
市场经济能转移、催生国家压力。国内资本市场的兴起、新兴社会阶层的管理,以及国外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日益取代旧的政权挑战(外部战争、内部动乱),成为驱动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资源汲取的重要动力。
在国内环境,资本市场的发展、新兴的社会阶层(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群体会是现有政权的反对力量 ),导致了行政管理强度、任务的增加 。这些新挑战,要求统治集团发展、改革行政机构的形态、能力,及时回应社会的新诉求、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市场的管理方面,新兴行业的起步、发展,需要国家的及时介入 。市场要求国家改革、精简管理机构,以适应经济自由发展的需求 。这在市场转型的国家中,有突出表现。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倒逼国家出台大量的改革措施(包括:行政系统理性化、财政汲取扩大化、市场规训制度化等),为市场“保驾护航” 。这些行为的客观结果是,国家适应、调控市场的能力不断强化。
在新兴社会阶层的管理方面,统治集团的调适、控制能力,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提升。为了巩固政权,国家既会扩大政治参与,吸纳市场孕育的新社会阶层 ;还会再造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强化统治基础 ;甚至会用刚性的权力渗透、监控等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除了国家内部的压力来源,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也是国家建构的新动力。
在国际环境,应对外部市场的冲击、调整经济政策的水平,是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下的经济竞争,是国家渗透社会、干预市场的重要动力。这在长期处于经济追赶地位的“后发型”国家中,有突出表现。在拉美地区,产品加工、出口的市场竞争(而非国际冲突、战争),是国家建构、介入经济的持续动力 。例如,国际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刺激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他们会主动打破与经济精英的权力平衡,加强对农业的汲取、控制 。更典型的相关案例,是东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地的经济资源紧张、地缘政治复杂(这些都是全球市场带来的新挑战),倒逼“强国家”的形成。其政府必须用强力的产业政策、持续的政商合作,以“计划性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 。相反,大量东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经济介入有限、政商联盟脆弱。当地的政治精英缺乏足够的市场压力,不需要通过持续的国家建构,维持政权统治 。外部市场的冲击,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压力”。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危机,也会倒逼发达国家以各种手段,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干预 。
上述现象表明,当代世界各国的压力来源,已经出现了转移。市场经济带来的国内、外压力,逐渐取代了社会革命、军事战争等旧变量,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动力。此外,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国家的能力基础、价值保障。这能解释,为什么面对类似的政权挑战,不同国家的建构进程差距显著。
 
    (二)现代国家的能力基础:国家汲取、动员能力的强化
国家能力的评价维度,有若干方面 。其中,汲取、动员是其他能力的重要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场域内,国家能强化汲取资源(征税是其主要表现)、动员社会的手段、效率,推动国家政策的顺利执行。
在汲取能力方面,市场经济能扩大国家的税收基础、提升其征税效率。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市场关系研究表明,国家能通过保障社会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提升市场的生产力,进而增加资源汲取的能力、效率 。
从税收基础上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是国家的重要税源。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释放了社会的逐利动机、生产效率。这既能促进物质资源的空间流动、商业阶级的快速崛起、海外殖民的持续拓展,推动了商品、土地、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便于国家开发新税源 ;又能削弱以地租为生的旧封建贵族(阻碍国家汲取的社会中介)势力,减少统治集团对农业税、实物税的依赖。中国的商业税起源于明代早期,得益于京杭运河沿岸的商品经济繁荣 。这些现象表明,市场经济是做大税基的重要力量。
从税收效率上看,市场经济(与农业经济相比)能提升国家在单位时间内,提取资源的数量。英国、法国的案例比较,能证明这个判断。面临类似强度的外战压力时,法国(军事化-农业经济国家)征税的成本巨大、收益较少,面临激烈的社会反抗 ;相反,英国(军事化-资本主义国家)征税的难度较少,社会反抗的程度有限。这源于两国税源的差异,与法国征收的农业税不同,英国征收的国内贸易税、海外关税,更易获得、有利可图 。后者以货币为载体,方便国家的转移支付;还能伴随工业改革、殖民扩张的进程,不断增加。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培育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导致英国成为军事-行政强国。它拥有中央垄断的税收体系,能以货币、工业经济供养官僚、军队,成为欧洲的 。
除了提升国家的汲取能力,市场经济也是动员能力的重要保障。它能丰富统治集团的动员手段,这对官僚体系的内、外部主体都有效。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dblom)发现,与政治权威的作用类似,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控制行为方式、组织社会协作的手段。在交换关系中,个体的逐利动机、理性选择,能塑造、引导其行为结果 。国家也能利用非暴力、非强制的市场手段、物质激励,柔性地动员官僚、组织社会。
针对社会主体,国家能以经济手段,促进政商合作、实现社会控制。以中国为例,国家-社会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体系,能结合经济、政治权力,成功建构上下级之间、高制度化的庇护-回报关系网络 。忠诚于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在互惠网络中,获得职务提升、特权享受等物质奖励。改革开放后,国家继续调整社会动员手段,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指挥棒,日益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宣传、社会强制、组织干预手段 。
针对行政官僚,国家也能用物质激励,引导下级政府、地方官员的行为。印度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全球最大的就业保障项目)的实施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其经济回报正相关 。在地方经济分权、实行财政联邦主义 的当代中国,类似现象更加普遍。地方合作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像追求经济增长的企业 。在锦标赛体制下,经济绩效导向的考核制度,能充分动员地方政府、普通群众 。它激励了下级官员扩大公共投资,以博得上级关注、提高晋升概率 。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政策执行(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机制 ,也提供了一个逆向思考的角度。那些容易转化为评价指标的政策(包含更多的晋升、物质激励),更容易被地方官员执行。除了现实层面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市场经济还能在观念层面,提供国家的价值保障。
 
    (三)现代国家的价值保障: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市场经济还能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构成国家建构的观念基础。稳定的经济增长、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当代社会的共同需求,以及公民信任、支持政府的重要依据。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绩效合法性,是很多政党(尤其是威权政党)赢得选举、巩固执政地位的价值保障。
在社会观念世俗化的地区(例如亚洲),经济绩效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效果更大。在发展性国家驾驭经济、嵌入社会时,日本、韩国政府获得了社会(尤其是工商业群体)的广泛支持,选民信任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此类似,经济绩效也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首要基础 。在竞争性选举尚未普及的当代中国,国家正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彰显“贤能治理”的良好效果,再造了党政体制的合法性 。在中国地方,良好的经济绩效能创造更多的政治信任,基层官员借机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渗透(表现在经济、社会的许多领域) 。
除了创造直接的绩效合法性,市场经济还能以间接的方式,营造统治集团的良好形象。在19世纪末期,美国政府曾面临严重的“行政腐败、产业垄断”舆论压力。市场经济下的邮政行业发展,便于国家传播治理绩效,重塑了政府的正面形象、公共信誉,稳定了美国建构的进程 。
 
    (四)小结:国家建构的“市场加速”效应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的现象概括,市场经济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是其建构进程的重要基础(具体表现如下表2-1所示)。
 
表2-1:“市场加速”效应的三个维度
 
对于国家而言,这三者都是“外生性”的建构动力(国家无法自行提供)。它们源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非现有文献关注的社会挑战(内部动乱、外部战争)。在压力来源方面,国内资本市场、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以及国外市场的竞争压力,都是市场经济的客观产物,植根于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在能力基础方面,国家汲取(基础扩大、效率提升)、动员能力(手段丰富)的进步,也不是国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很多研究表明,统治者主动加强的汲取、动员行为,容易招来社会的激烈反抗 、日常阻挠 。但本文“能力基础”维度涉及的材料,很少遭遇直接的社会冲突,因为它们更多是一种渐进、间接的演化趋势。在价值保障方面,传统的合法性塑造行为(国家的自主性行动),即意识形态教化(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公共政策宣传(二战后的东亚国家)、政府形象塑造(19世纪末期的美国),已逐渐失效。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绩效合法性,是市场经济的“馈赠”。因此,本文概括的三个市场维度,根本区别于国家、社会的逻辑。
“市场加速”效应的前提是“时序变量”:政治权威的建立,优先于市场经济的出现。这个观点受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的南美研究启发,尽管他探究战争(而非市场)-国家建构的关系 。如果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社会行动者的联系毫无基础,“市场加速”效应就有限。大量“国家失败”的案例,证明了上述判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经济已广泛渗透。虽然也遭受全球市场的冲击、新兴富裕阶层的挑战,当地的国家建构进程仍缓慢 。这是传统社会结构牢固、缺乏建构基础的结果 。没有国家,便没有市场经济的“加速建构”。
 
三、 理论分析:“市场加速”效应何以可能
现代国家、市场经济都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历史遗产。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权力体系 ,却拥有相互契合的发展逻辑。国家建构的抽象机制是,统治集团以理性化的手段,引导多元化、无序化的社会主体,向标准化、建制化的方向发展,便于国家的直接控制、汲取 。市场经济的抽象机制是,供求、价格关系要求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理性化的行动者、以逐利为一切行为的导向 。两股力量的发展逻辑,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对理性化、标准化的共同追求),这是它们合作、共强的逻辑前提。此外,两者还面临共同的“敌人”——社会。
现代国家、市场经济能相互强化,共同破除社会的阻碍力量。多元化、非建构化、非理性化,是社会的一般特点,天然矛盾于国家、市场的逻辑。因此,只有社会才是后两者的共同“敌人”;只有国家、市场(而非国家-社会,或者市场-社会)的力量,才能长期结合、相互强化。官僚体系的韦伯化(Weberian)程度(行动逻辑的理性化、薪酬任期的法制化、公务待遇的货币化、职业教育的标准化等),一般与当地的经济状况正相关 。这在经验上证明,两股力量能“协同进化”。前文已充分论述,国家建构依赖市场经济。
“强市场”也需要“强国家”,后者能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支持了这个判断。伴随日本殖民的国家建构进程,破除了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的传统社会基础,导致地方权力的重组 。封建地主(国家、社会的中介力量)的消散,让国家能有力控制城市、农村的下层群众。中国的北方地区,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卫生状况 ;台湾地区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统治集团能有效地规划经济、控制资源 ;韩国也发展为一个高度集权、有效渗透社会的现代国家,政府主导、生产导向的政商联盟,能推动出口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能力强大、企业认同感高的官僚机构,能与组织化的私营部门紧密合作,共同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转型 。在非洲,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建构,抑制了地方官员的市场破坏行为,让后者更努力、负责地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 。相反,许多第三世界的“弱国家”都缺乏支持工业转型、介入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导致了当地经济的长期低迷 。这些现象表明,市场经济并非自然形成、必然出现的结果 。即使在发达地区,充分的经济自主性、强大的国家基础性权力、领先的国家建构进程,才能利用有效集权、组织完善的官僚机器,推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
现代国家、市场经济的协同强化,迎合了发展主义的时代趋势,也是未来世界的长期主题、发展动力(尽管这不一定是两者的主观意愿)。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家会努力塑造市场经济,使它服务于国家竞争、能力建构的需要;市场经济会倒逼国家改造自身,以适应市场自由、经济繁荣的目的。
 
四、 结语:“找回市场”的国家建构研究
本文的主题是国家-市场关系,重点关注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首先,我回顾了国家建构的“挑战-反应”机制,指出它的两个解释困境;然后,本文概括了市场经济的三个政治意义,它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助力其建构进程;最后,我分析了市场经济促进国家建构的一般原理:两者拥有共同的发展逻辑、阻碍力量,其协同发展是时代趋势。
本文的方法论关怀是,号召国家建构的研究“找回市场”。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视国家为社会行动的自变量)衰落后,社会中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研究路径,成为了国家理论的主流范式。这个范式认为,作为权力场域的国家,会被政权的基层实践、社会的文化观念塑造 。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该学派的关注重点。即使在国家能力极端强大的地区,国家、社会也长期处于动态互构、相互影响的状态 。即便他们能解释大量第三世界的“国家失败”现象,但市场经济对国家建构的重要影响,仍被“社会中的国家”学派忽略。
最后,这篇文章的分析框架、研究结论,可能会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市场经济会阻国家建构。在英美地区,大量的利益集团会削弱国家监管市场、打击垄断的能力 ;在亚洲地区,势力壮大的财阀势力会“俘获国家”,形成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政商关系 。这些阻碍的本质是,社会(而非市场经济)反抗建构的多元力量、动机。即使是那些公认的“强国家”,嵌入、改造社会的能力也有局限。所谓“市场经济的消极建构影响”,只是特定社会基础的“假象”,而非“加速效应”失实。
第二,国家建构也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是其典型案例。国家能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抑制价格、供求机制的作用,全面管控市场 。这是国家敌视、排斥市场的结果。尽管能创造短期的“增长奇迹”,但诸多的结构性弊端,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可持续。苏联体制的崩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表明,市场经济、现代国家的协同强化,才是人类发展的常规模式、未来趋势。所以,计划经济的历史,恰是对本文观点的印证。
第三,市场经济的政治影响,不只针对国家的建构进程、基础性权力,还包括政体类型。大量研究认为,市场经济能推动民主转型 。但大量“第三波”的回潮案例表明,民主化并不必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已指出,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其政治效能、建构进程,而非政治体制 。因此,后者不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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