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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共生——基于演

时间:2019-08-18 20:39来源:未知 作者:李昊匡 张凯夕 点击:
  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根本的产权制度和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必然所在。本文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划分为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并在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探讨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的合作共生思路。研究结果显示:在竞争性领域,政府应该更多寻求双方合作共生收益的最大化,并依靠政府信用为合作关系的稳定“背书”,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非竞争性领域,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双方合作共生更多凭借生产决策和技术溢出,肆意地扩大再生产不利于经济发展向最优状态演化,技术应用深度与广度的增加才是合作共生的关键。在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下,政府的参与要限定于谋取双方合作可能、搭建技术应用平台以及约束非公有制经济不当行为上。
关键词:公有制、非公有制、合作共生、演化博弈模型
 
 
  引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并存的经济制度,农业(地主经济)、手工业(个体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及权贵资本家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个人投机者恶意炒作、牟取暴利的经济乱象,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新中国成立之后,随即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然而,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五”计划实施后期也逐渐暴露出弊端,毛泽东阅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认为,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违背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原理(邹东涛和欧阳日辉,2009)。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八大以后开始对公有制经济的改革进行有步骤地探索与实践,如: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1958年起实行的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进的三份文件,等。可是,这些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和正面推动意义的公有制经济调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而被迫停止,但是却为之后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准备。
“大跃进”的急于求成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切实际再一次显现单一公有制经济中的弊端(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之后虽在细枝末节处稍有整理与纠定,但是作为“树干”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为公有制。这个转变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实施,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①]。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和外资经济(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重要补充蓬勃发展[②],使得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超过15%。不久,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又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推上前台,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三个有利于”是评判改革得失的标准。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重要补充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强化,并在国家宪法和历次党代会中加以明确与体现。
从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制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再到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表明:其一,单一公有制经济并不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前苏联模式和中国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证明):首先是生产力并未实现高度发达状态;然后是劳动者素质和觉悟有待提高,所以强调效率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其二,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多种所有制共存,所有制改革的路径与节奏是渐变式和逐步的,核心思想与目标始终围绕着释放经济活力展开,其时代背景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其三,制度性保障是协调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共生的首要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站在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视角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建立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约束非公有制经济的极端化和利己化行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入推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成为各方讨论的重要议题。本文从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两个方面对公有制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作共生的机制进行研究,除引言外的剩余部分包括:第二部分为时间维度思想认识变迁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竞争性领域中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第四部分为非竞争性领域中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第五部分为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的研究启示。
  文献回顾:时间维度的思想认识变迁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Holcombe(1911)较早地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制度下欧洲电话业务的用户体验感极差,公有产权下的行业垄断是理性的选择。在此之后,政府开始介入到私人商业部门,如1926年的英国中央电力委员会(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和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33年的伦敦客运管理局(London Passenger Transport Board)等,都出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公有制产权、国家问责制与商业化管理结合(O'Brien,1937)。不过,相比其他国家已经共存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致经历了思想认识变迁的三个阶段: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实践阶段、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混合所有制经济阶段。
(1)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实践阶段
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加深。王亚南(1954)解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谈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若要克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落后性,不会妨碍谁的特殊利益,所以就不会受到谁的抗拒。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爆发政治革命来实现,而是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逐步地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梁存秀和吴大琨,1955;吴传启,1955)。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来体现,迅速积累资金和扩大再生产,利用税收、信贷、采购、征收、统筹及价值规律调节商品流通,并对各个部门的不衔接不平衡的地方适时予以调整(王亚南,1956)。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而产生的前提(李定中,1954)。然而,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样暴露了许多问题,寿进文(1957)在研究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后的生产关系时指出,市场上某些手工业产品供不应求,分散经营户依靠私有的生产资料发展了雇工剥削,同时部分手工业产品相比自营模式发生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之后虽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和消亡问题,及商品生产范围问题的探讨(黄逸平,1957),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讨论呈现“一边倒”甚至停滞的局面。
(2)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拉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不过彼时的讨论更多集中在过往经济模式改进中的总结和教训(王瑞荪等,1979;杨培新,1980)。孙冶方(1979)认为抛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任意地扩大农村公有化的规模,不仅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进步,反而可能是一种倒退,不能凭借什么“所有制”来判断一个政党或国家的性质。随后,周叔莲和吴敬琏(1979)指出,要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衡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是否体现,现阶段全民所有制不够成熟,生产力远未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许建平,1979),进一步发展个体经济(田文,1980)、私营经济(张礼华,1982)和外资经济(蒋一国等,1978)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然而,私有化产权的持续扩大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广泛争论,其一认为较低的社会化水平不利于实行公有制经济,其二认为全民所有制束缚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孙连成(1989)则反驳地指出,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可动摇,社会化程度较低与落后的生产力表明要进一步地改进和完善公有制经济。对于商品经济姓“资”不姓“社”的论断,石禾(1989)认为商品经济虽然与所有制联系紧密,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公有制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有商品经济。与此同时,对于私营经济产权性质(赵振英,1990)、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张朝尊,1990)、股份制改革的所有制关系(王珏和肖欣,1990)等诸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现实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3)新时代混合所有制经济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③]。周新城(2016)认为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保持国有企业的控股地位,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优势,要汲取以往所有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简新华,2017)。在这种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然面临困难,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担心、民营企业的忧虑及地方政府的观望等,这些都导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难以深度融合(刘泉红和王丹,2018)。只有提高各产权方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度,规避简单的行政命令式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产权与股权保护制度,才能有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王岳龙.,2016;周新城,2016)。过去四十年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演化方向正在逐步向竞争中性趋近和收敛(黄速建等,2019),“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产生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双轨制”下的巨大摩擦成本问题,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战略布局、职能定位、治理结构、竞争环境以及融资条件等禀赋差异明显,政企之间的关系网络和利益纠葛错综复杂(殷西乐等,2015)。汤吉军(2014)认为,对资产专用性或沉默成本很小的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并不大,但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引入私有制不是唯一、首选方案而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方案。另一方面,李炳堃(2017)却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解决国有资本“最终委托人”的核心问题,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结构的中间信息成本。
当前,公有制经济成分不仅包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属性,而且包含支持国计民生发展的公益属性,如果机制上设计合理,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合作共生,在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同时,拓宽民营资本涉及行业的深度与广度(曾宪奎,2015;逯东等,2019;黄速建等,2019)。然而,现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着误区(王岳龙,2016),面对着挑战(刘泉红和王丹,2018),也有许多观望和忧虑,如何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分类治理、精准施策原则(殷西乐等,2015)。因此,本文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划分为竞争性领域以及非竞争性领域,并在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探讨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的合作共生思路,为下一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竞争性领域中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
国民经济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都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经济成分。但是在竞争性领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面临着“合作”还是“不合作”的抉择:如果选择“合作”则双方共同分享收益;如果选择“不合作”,那么政府作为第三方参与经济利益的划分。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策略选择是渐进式的演化博弈过程,表1列出了演化博弈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名称及其经济含义。
表1  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模型中变量名称及释义
变量名称 经济含义 变量名称 经济含义
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的比例 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的比例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总收益 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总收益
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增进 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增进
任何一方独占时的收益增进 双方合作中违背契约的风险
政府对经济利益划分的偏好    
 
假设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有“合作”与“不合作”两种策略。其中,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的比例为,选择“不合作”的比例为;而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的比例为,选择“不合作”的比例为。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策略,那么获得收益增进分别为,但是合作过程中也存在违背契约的风险,使得这种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如果只有一方选择“合作”策略,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策略,那么另一方将可以独占收益增进;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策略,那么政府作为第三方将会对收益增进按照偏好)进行划分,体现为政府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政策“站位”,公有制经济获得收益,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收益。根据以上描述,表2呈现的是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表2  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博弈参与者 非公有制经济
合作 不合作
公有制经济 合作
不合作
 
(1)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分析
由支付矩阵可以知道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与“不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
                                (2)
并且,由式(1)和(2)可以得到公有制经济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3)
同理,可以知道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与“不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4)
                             (5)
由式(4)和(5)可以得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6)
考虑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博弈均衡是动态演化的结果,不同策略采取的比例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调整过程,其动态调整速度可以用动态微分方程表示。因此,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比例的复制动态调整方程分别为
                     (7)
                 (8)
,并联立微分方程组可解得五个局部驻点:,其中。鉴于驻点需要政府参与经济利益划分,从而在社会内部产生行政成本,故而不是社会选择的最优策略。
结论1:由于(不合作,不合作)策略不是社会选择最优策略,所以政府一方面要寻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共生的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双方违背合作契约的风险,依靠政府信用为合作关系的稳定“背书”。
证明:,则,即恒是稳定策略;若,则,即恒是稳定策略。所以为避免驻点成为恒稳定策略均衡,必须满足,即恒成立。换言之,双方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增进要尽可能大,违背合作契约的风险要尽可能小,这样(不合作,不合作)才不是恒稳定策略。
(2)演化博弈的系统稳定性分析
根据Friedman(1998)对演化博弈的应用研究,演化博弈模型的稳定性可以由系统的雅可比矩阵(J)判断,通过计算矩阵的行列式(detJ)和矩阵的迹(trJ),并判断两者符号来确定局部驻点的稳定性。由式(7)和(8)可以得到雅可比矩阵的表达式如下:

如表3所示,按照雅克比矩阵对演化博弈稳定性的判断方法,如果矩阵的行列式(detJ)和矩阵的迹(trJ)符号不同则为演化稳定策略,符号相同则为演化不稳定策略,符号无法确定则为鞍点。所以,即(不合作,不合作)策略、即(合作,合作)策略是竞争性领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即(不合作,合作)策略和即(合作,不合作)策略则是博弈的演化不稳定策略;表现为鞍点。
表3  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系统稳定性
驻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稳定性
ESS
不稳定
ESS
不稳定
0 不定 鞍点
 
竞争性领域1 竞争性领域2 
1  竞争性领域双方博弈的系统演化趋势图(左)和动态复制相位图(右)
由系统演化趋势图可以知道,无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选择“合作”策略的比例初始位置在区域Ⅰ还是区域Ⅱ,区域Ⅲ还是区域Ⅳ,最终都将演化收敛至以及两个驻点。然而,由于即(不合作,不合作)策略不是社会选择的最优策略,那么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区域面积应该越小越好,并且区域面积应该越大越好,这种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来自于鞍点的位置变化。现在考虑任一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

如果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为正,则代表参数的增加会导致系统演化收敛至即(合作,合作)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如果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为负,则代表参数的增加会导致系统演化收敛至即(合作,合作)策略的概率减小。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2:(政策稳定性结论)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下,政府无法准确获知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或独占的收益大小,所以必须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即保持参数的阶段性稳定。
证明:因为,并且,所以的符号无法确定,即参数变化的作用方向不能判断,短期内政府相关政策需保持稳定不变。
结论3:(合作共赢性结论)如果(合作,合作)策略的收益增进越大,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博弈的动态调整过程向驻点即(合作,合作)策略演化。
证明:因为,并且,所以,即公有制经济在“合作”策略中的收益增进越大,有利于均衡向(合作,合作)策略的演化。另外,因为,并且,所以,即非公有制经济在“合作”策略中的收益增进越大,有利于均衡向(合作,合作)策略的演化。
  非竞争性领域中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公有制经济逐渐地淡出竞争激烈的下游市场,在产业链上游(比如能源、金融、电力、通信和铁路等)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不可贸易的中间产品,这种关系被称为“垂直结构”(罗小芳和卢现祥,2016;王勇,2017)。虽然两种经济制度形式在非竞争性领域没有直接的“瓜葛”,但是作为提供中间产品的上游国企依然可以通过计划性的价格机制(国家统一定价)来影响产业链下游生产活动。如果计划性价格低于市场性价格则是“转移利润”策略,否则是“不转移利润”策略,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两个策略选择:其一是产出数量增加的“扩大再生产”策略;其二是产出数量不变的“简单再生产”策略。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非竞争性领域的策略选择是渐进式的演化博弈过程,表4列出了演化博弈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名称及其经济含义。
表4  非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模型中变量名称及释义
变量名称 经济含义 变量名称 经济含义
公有制经济选择“转移利润”策略的比例 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扩大再生产”策略的比例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总收益 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总收益
公有制经济转移的利润总额 非公有制经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收益(转移)
非公有制经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收益(转移) 非公有制经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收益(不转移)
产业链条的技术溢出收益 产业链条的技术应用乘数
经济内部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    
 
鉴于演化博弈模型中包含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活动,故假设社会总生产的“投入-产出”比为1:1,即生产规模的报酬不变。其中,公有制经济选择“转移利润”的比例为,选择“不转移利润”的比例为;同时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为,选择“简单再生产”的比例为。如果双方选择(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非公有制经济将转移的利润投入到内含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中,并获得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收益,及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收益,其中代表技术应用的乘数。在此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将获得产业链条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收益,同时也要在总收益中减去转移的利润总额。如果双方选择(不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那么非公有制经济将从自身的固有收益中减去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份额,只获得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收益。在此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将获得产业链条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收益,并在总收益中减去转移的利润总额。由于“扩大再生产”策略会使社会产出数量增加,所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将承担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
如果非公有制经济选择“简单再生产”策略,也就是说将公有制经济转移利润用于消费,那么双方的收益分别为。但是如果公有制经济选择“不转移利润”策略,那么双方的收益分别为,社会总产出的数量维持不变。根据以上描述,表5呈现的是非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表5  非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博弈参与者 非公有制经济
扩大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
公有制经济 转移利润
不转移利润
 
(1)非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分析
公有制经济选择“转移利润”与“不转移利润”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9)
                            (10)
并且,由式(9)和(10)可以得到公有制经济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11)
同理,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2)
                             (13)
由式(12)和(13)可以得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14)
考虑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博弈均衡是动态演化的结果,不同策略采取的比例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调整过程,其动态调整速度可以用动态微分方程表示。因此,公有制经济选择“转移利润”策略的比例,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扩大再生产”策略比例的复制动态调整方程分别为
                      (15)
          (16)
,并联立微分方程组可解得五个局部驻点:,其中。驻点代表经济活动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停滞,不符合通过参数优化来获取帕累托改进的现实情况。
结论4:假如要避免经济发展落入“简单再生产”的停滞状态,那么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是,即“扩大再生产”的最大化收益必须高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其二是,即产业链条的技术溢出收益必须高于转移的利润总额。
证明:,则,即恒是稳定策略;若,则,即恒是稳定策略。所以要避免经济发展落入“简单再生产”的停滞状态,必须满足,即恒成立。
(2)演化博弈的系统稳定性分析
根据式(15)和(16)可以得到雅可比矩阵的表达式如下:

如表6所示,按照雅克比矩阵对演化博弈稳定性的判断方法,分别计算矩阵行列式(detJ)和矩阵的迹(trJ),通过确定两者符号的异同来获得局部驻点的稳定性。可以知道,即(不转移利润,简单再生产)策略、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是非竞争性领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即(不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和即(转移利润,简单再生产)策略则是博弈的演化不稳定策略;并且表现为鞍点。
表6  非竞争性领域演化博弈的系统稳定性
驻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稳定性
ESS
不稳定
ESS
不稳定
0 不定 鞍点
 
非竞争性领域1 非竞争性领域2 
2  非竞争性领域双方博弈的系统演化趋势图(左)和动态复制相位图(右)
由系统演化趋势图可以知道,无论初始位置在区域Ⅰ还是区域Ⅱ,区域Ⅲ还是区域Ⅳ,公有制经济选择“转移利润”策略的比例,及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扩大再生产”策略的比例,最终都将演化收敛至两个驻点。但是,由于即(不转移利润,简单再生产)策略不符合现实情况,对整个社会而言仍存在参数的优化使得区域面积越小越好,或者区域面积越大越好,这种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状态来自于鞍点的位置变化。现在考虑任一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

如果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为正,则代表参数的增加会导致系统演化收敛至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如果参数对区域面积的作用为负,则代表参数的增加会导致系统演化收敛至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的概率减小。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5:(产能调整性结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下,非公有制经济肆意地扩大再生产会导致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提高,这不利于博弈的动态调整过程向驻点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
证明:因为,并且,所以,即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越大,不利于均衡向(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
结论6:(技术共享性结论)在非竞争性领域,虽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组成关系属于上下游产业链关系,但是如果产业链条的技术溢出收益增加,或技术应用深度和广度增加,有利于博弈的动态调整过程向驻点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
证明:因为,并且,所以,即技术溢出收益越大,有利于均衡向(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另外,因为,并且,所以,即技术应用乘数越大,有利于均衡向(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
结论7:(自发创新性结论)假如非公有制经济自发的内含扩大再生产投入越高,有利于博弈的动态调整过程向驻点即(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演化。
证明:因为,并且,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自发的内含扩大再生产投入(收益)越高,有利于均衡向(转移利润,扩大再生产)策略的演化。
  研究启示: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中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本文在构建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基础上探讨所有制中性的合作共生思路,结果显示:在竞争性领域,政府要更多地寻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共生的收益最大化,并依靠政府信用为合作关系的稳定“背书”,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挥市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的调节与配置作用;在非竞争性领域,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共生更多地凭借生产决策和技术溢出,肆意地扩大再生产会导致化解产能过剩的成本提高,不利于经济发展向最优的状态演化,技术应用深度与广度的增加才是合作共生的关键。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④]。何谓竞争中性原则?在1993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希尔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即政府所有或者控制的组织与团体必须在市场商业活动中公平竞争,随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竞争中性原则构建了完整的实施体系,强调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面对市场规则的一致性。目前,竞争中性原则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跨国投资谈判和国际贸易协定之中,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势在必行。因此,在竞争性领域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共生需要依托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政府仅且只能作为第三方主体为合作寻求更大可能和收益。在非竞争性领域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共生需要依靠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溢出,政府仅且只能作为第三方主体为技术应用搭建平台,并适当约束非公有制经济的无序扩大再生产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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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Brien T H. British experiments in public ownership and control[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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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Public and Non-Public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Game
 
LI Hao-kuang  ZHANG Kai-xi
 
Abstract: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ownership form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most basic objective facts in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non-public economy into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sectors, and discusses,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the thinking of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wi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The results show: in the competitive fiel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ek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rely on the credit to "endorse" stabl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nd maintain consistency and stability of relevant policies. In non-competitive fields, the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of both parties–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relies more on production decisions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the wilfully expanded reprodu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conomic evolution to the optimal state, and the key to the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is the increase i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 ownership wi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the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build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restraining the improper behavior of non-public economy.
Key words:Public Ownership; Non-Public Ownership;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作者简介:李昊匡(1992—),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张凯夕(1994—),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①]1981年3月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1982年9月,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指出,“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②]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1988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分别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有相关论述。在此之前,1979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已经确定了外资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③]详见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④]详见中国政府网《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http://www.gov.cn/zhuanti/2019qglh/2019lhzfgzb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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