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学生论文公示】从社会契约到阶级工具:国家的演化——一个历史

时间:2019-08-18 20:41来源:未知 作者:刘朝湖 点击:
摘要:国家演化理论以社会契约理论和阶级工具理论为代表,社会契约理论以个人让渡自然权力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为核心,蕴含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与对立;阶级工具理论以私有制导致阶级不平等并带来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核心,暗含不同阶级间利益交换和博弈妥协。社会契约论包含利益交换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工具,对这种理论进行剖解和分析。以此为始,在引入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利)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的基础上,重述和重构阶级斗争模型,从比较静态非均衡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演化,从而理解国家在保有并实现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之中的相应作用,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市场理论。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历史唯物论;阶级工具论;国家演化;国家作用

关于国家演化和国家作用的相关理论主要以政治学为主。斯密古典主义以降的西方经济学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代表,但这明显是在默认国家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未直接涉及国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解析了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对资本主义结构进行了制度性动态分析,即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路径的中间层次应用及创新[[i]][1]。政治学经典著作提供了较为正确的答案,但这些答案都缺乏相应的数理分析,给人以朦胧感和模糊感,难以具体而准确地感知国家。要深入理解国家,仅凭政治学的逻辑性规范分析是不够的,所以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数理模型分析是必要的。对国家演化理论的解析既要依托政治学的深厚理论基础,又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
本文将尝试在历史唯物论的宏大叙事框架中,从另一个思路来考察国家演化。第一节批判地解析社会契约理论,将商品二因素和交换概念引入到,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分析中,推导量化模型标准,引出理论的和现实的批判点。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第二节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第三节正式引入阶级工具理论,依据前文的量化标准和推导机制,构建相应的静态非均衡模型和框架,进行模型间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部分社会现实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节延伸构建了社会主义模型和共产主义模型。第五节,简述斯密古典主义以降的政府-市场理论,并从基于历史唯物论的目的论角度,综合构解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作用理论。最后一节是结语,进行延伸,并给出简单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契约:交换条件和量化标准的建立
 
社会契约理论以《利维坦》和《社会契约论》为代表,霍布斯认为人类因自利而自相残杀,以致濒临灭亡,为实现存续,个人不得不让渡权力于主权者,由主权者提供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以实现国家的建立与社会性治理[[ii]];而卢梭认为,个人让渡权力以建立国家,是为了应对仅凭个人难以应对的自然挑战,个人在国家中实现生理性延续与社会性公平[[iii]]。这两个关于国家演化的理论回答虽有不同,但核心理念却是趋同的,即个人让渡自然权力(power)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right)[2]。在这个意义上,将以此二者为代表的相关理论总结为社会契约理论,其简要概述为个人与国家订立公平契约以建立集体社会,包含契约和社会两大原则。
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是个人让渡自然权力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个人付出自然权力,获得社会权利,相反地,国家付出社会权利,获得自然权力,蕴含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那么,个人与国家之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换言之,国家成立的条件什么?为解决这个与商品交换相类似的问题,迁移商品二因素与交换概念[[iv]][3]是必要且有效的。
(一)契约原则:自由而平等的交换原则
在思想启蒙时代,以商品契约关系来解释国家权威(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一股浪潮,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契约理论。严格意义上的契约精神,即自由、平等、诚信与合作。所谓自由,是指契约订立、执行和中止的自由(包括自由选择契约对象);所谓平等,是指经契约双方激烈博弈所达成的对彼此平等的条款;所谓诚信与合作,是指契约精神的价值内涵[[v]]。我们以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原则,来推导相关量化标准。
在使用价值(质)层面,交换条件是交换商品拥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即不同质的商品(此处为简单的物物交换[4])。自然权力更多表现为自然性强力(基于自然的先天的身体条件,如实施自然暴力的能力)或政治上的概念,而社会权利更多表现为社会性利益(基于社会的后天的非身体条件,如要求社会公平的能力)或法律上的概念。在使用价值层面,不同质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满足了交换的条件。
在价值(量)层面,交换的条件是交换商品拥有等量的价值,或者说,付出
等于获得。在上述交换中,进行抽象和量化[5]分析,用代表个人付出的自然权力,并用代表个人获得的社会权利。在价值层面,交换条件可表示为:
                                                            (1)
通过分析可知:契约交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个人拥有的权力与个人想获得的权利是不同质的;二是个人付出的权力与获得的权利在量上是相等的。综述之,即不同质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必须进行等价交换。
(二)社会原则:集体加总原则
在基于契约而成立的国家中,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地让渡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然权力,从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地获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利,其中蕴含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自由原则表示个人达成社会契约是出于自然的强迫,而非出于他人的强迫,即个人自由选择契约对象,个人之间相同的谈判能力;平等原则表示每个人在达成契约的前后,付出的自然权力和获得的社会权利是相同的,即不存在利益侵夺。依从这两个原则,可以推导出:
第一,每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即个人占社会的权重相同,而非加总数额相同);
第二,不存在差异,完全平等地付出和获得,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换言之,一方取得利益时,并不会损害他方利益。
假设社会中有个人,并用分别代表第个人付出的自然权力和获得的社会权利,又用分别表示自然权力总和与社会权利总和,则有:
                                                      (2)
                                                       (3)   
推导结论在公式中的应用体现在:
第一,由于每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所以加总方式为简单加总,而非加权加总;
第二,由于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即一方取得利益时,并不会损害他方利益,所以个人之间的社会利益不存在正负相减,只存在同向相加,换言之,同正或同负,又因正负并不影响推导,故同取正。
由单个人推广至每个人,并通过简单同向加总,便可推导出社会原则的量化表达。
(三)社会契约原则:社会性契约交换原则与建立理想模型
由契约原则到社会原则,个人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实现了加总,但并未实现社会性交换,或言之,国家并未成立。
在使用价值层面,自然权力总和与社会权利总和拥有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层面,交换的条件为等价交换,自然权力总和等于社会权利总和,即:
                                                             (4)
于社会层面,遵循集体交换原则,进行基于契约的公平交换,完成权力的让渡与转化,实现国家实体的建立与国家权威的形成。
在残酷自然条件下,单独的个人虽拥有自然给予的天生禀赋和自由状态,也就是自然性的权力,但个体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是有限的和不足的,侵占和压迫他人成为了延续自己的首要选择。当自然的残酷达到了足以使单独的个人消亡的程度时,或言之,当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无法使用自然的天赋权力来有效应对残酷的自然挑战时,联合成为了每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最终选择,唯有运用联合集体的力量来应对自然残酷挑战,才能避免被自然所淘汰和遗弃。这个联合了所有个人的集体便是国家,它掌握了原本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力,却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个人失去的不过是自然赋予的自由,获得的则是身处于社会中的公民的自由。个人以自然权力换来了生存的机会与可能,也就是社会权利。
以上是社会契约理论对国家演化的规范逻辑解答,但明显地,这也是理想化的解答,而非完全契合现实的解答,理论与现实仍有较大堕距。
就理论而言,交换一定不产生新价值,但可能损耗原有价值。所谓新价值针对使用价值而言,通过交换可以使交换双方各取所需,增加主观效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价值的增加;所谓损耗,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为实现价值的不得不付出的流通费用(虚费),如“买卖时间”、“簿记”和“货币”等为实现社会性交换所不可避免的资本分配[[vi]][[vii]];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搜寻、议价和监督等为达成交换所不可避免的行为而损耗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viii]][6]。由此,在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中,并不产生新价值,但可能损耗原有价值。我们将这部分在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交换中,并未实现的社会权利,定义为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
就现实而言,思考一些关于投票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在决定任何一项社会性公共事务时,都要进行民主投票,都要依从简单多数的原则,都要依从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核心“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为什么要牺牲所谓的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所谓的少数人付出该付出的自然权力,却没获得该获得的社会权利?为什么这种所谓少数人的牺牲被冠以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正当”标签?难道这不是所谓的多数人对所谓少数人的“正当”压迫吗?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社会契约都只是一个与完美市场、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等相类似的理想状态,只是一个与假设现实世界没有虚费和交易费用相类似的理论假设,只是一个与模拟物理世界没有摩擦力相类似的主观想象。
明显的,现实中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会因个人天资禀赋、财富地位和权力地位等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个人之间不可消解的矛盾斗争,但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却因理想化的假设而被忽视。社会契约理论只是在交换领域对自然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利,作出了理想回答,但生产领域乃至其他领域却无法具备相应的解释力。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国家的演化及其合法性权威的来源,但无法全面而彻底地阐释国家的本质,也无法与阶级社会的现实状况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阶级工具理论可以更为全面和更加彻底地解释国家的演化及其本质。
但为了克服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对立的倾向,并将权力与权利概念牢固建立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以摆脱契约论的固有缺陷,笔者尝试建立了一个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
 
二、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
 
关于权力本原的学说,西方学界主要有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等,国内则有“斗争得来说”、“国赋人权说”、“商赋人权说”和“生赋人权说”等(李步云,2004)[7][[ix]]。可谓是,纷繁复杂,百花争艳。但这些学说,都不能彻底回答权力本原的根本性问题,即作为社会存在的能动的个人,何以需要外物赋予其权力?就本质而言,权力本原难道不是个人属性吗?权力难道不是个人属性的能动性表达吗?忽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论设计,进而无视个人作为权力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本质,并对此二者进行生硬而机械的二元化割裂操作,最终导致权力本原的拜物教化。
(一)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
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成为现实(孟捷,1997)[[x]],并且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进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断发展,随着新兴资产阶级成为“人间统治者”,这种对立发展到顶峰,表现为自由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全面抵制。同时,造就了权力与权利二分的思想渊源,即权力与权利被严格界定给了两个不同的主体(国家和个人),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文兵,2019)[[xi]]。市场和政府(进而表现为个人与国家以及权利与权力)的二元分割是自由主义滥觞的产物和表现,在斯密那里,发展到顶峰,并由曼彻斯特学派“发扬光大”,其遗风影响到了当代勃兴的新自由主义。
权力与权利被生硬而机械地二元分割并对立起来,这只是学理化的简单操作,并不能有效且准确地反映现实,其可能导致的现实后果是以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对立,相反地,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更应当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只是“虚假对立”(文兵,2019)。笔者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释这一观点,并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权力(power)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实质上是个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表达——的现实表达,而权利(right)则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 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依个人 ‘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请着重关注加粗部分——笔者自为之,非原文固有之)”[8]
请读者注意此段引文中所提到的“物质生活”、“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和“生活条件”。在引文中,其实并未出现“生产关系”一词,这其实印证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1997)[[xii]]。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对以具有唯心主义本质的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唯物主义式的批判,将意识从“天国”拉回“人间”,将意识看作个人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从而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
因此,权力与权利只是个人物质生活和劳动实践的意识类产物,然而这种意识类产物取得了物质存在形式;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只是处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个人的意志力量,借由物质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一种能动的、现实的和物质的表现形式,然而这种表现形式却深藏在个人物质生活的背后,从而取得了脱离个人而存在的独立化形式,因此具有类似于宗教神学的拜物教色彩,最终给人一种权力与权利乃是由外物(上帝、“绝对精神”和国家等)赋予且个人被动接受的错觉。由此,可以初步归纳马恩权力学说的根本性观点:权力(power)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现实表达,而权利(right)则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9]
卢卡奇在其本体论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xiii]]中,重述和延伸了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即作为社会存在的能动的个人,其本质是劳动实践,个人的本体论意义便是个人能通过劳动这一实践活动改造自身、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从而塑造历史、塑造文化和塑造其他一切。在此,可以体认到个人是权力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本质。对此,笔者将借助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以及巴里巴尔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以实现“生产关系→权力→权利”的形成机制的构建。
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的关键要点是[10]:鲁滨逊作为孤立的个人,孤存于自然界中,只能通过劳动实践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自发而自愿地进行生产活动,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消费的限界仅仅基于个人自身需要,生产与消费统一,劳动与闲暇统一,工作与享受统一。其实,这在理想主义维度上对应了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统一”。
巴里巴尔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是:“生产方式是由三种因素和两重关系构成的,这三种因素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和非劳动者;两重关系是:所有权关系、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孟捷,2016)[11][[xiv]]
以巴尔巴里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构解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则可见:在鲁滨逊模型的劳动过程中,只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种因素,没有非劳动者因素;从而,所有权关系(单纯的关于分配占有的法权关系)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全部占有生产资料,从而直接表现为全部占有劳动成果;于是,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对自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全面支配。由此,可体认到在劳动过程中,根据所有权关系(即单纯意义上的关于“剩余劳动占有的生产关系”)鲁滨逊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独占(即权力,power),实现了对劳动成果的独占(即权利,right)。这一观点,只是马恩权力学说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具体表达。孟捷教授(2000)[[xv]]颇有见地地指出:“从《德意志意思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法权关系以特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没有相应的经济权力(power),权利(right)就不能在经济上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已然呼之欲出。但仍需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将生产关系作为权力的形成本原,而不是将形成生产关系的本原——即劳动——作为权力的形成本原?将貌似外生于个人的生产关系作为权力本原,难道不具有拜物教倾向吗?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马恩权力学说的误读,即对生产关系内生性观点、对现实世界物化且固化的判断和对生产方式分析的总体性方法的误读。
首先,生产关系貌似是外生于个人的、“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且不断强迫个人去服从生产关系自身的,简言之,生产关系貌似是独立于个人而自主存在的。但若回到劳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立即发现:生产关系内生于劳动过程,并通过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产生有机联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个人通过劳动实践,不断被动或主动地实现着由生产关系所界定的权力与权利,但另一方面,个人能动的且具有目的论设计意义的劳动实践,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有机作用,又在不断地塑造着生产关系,使之不断地适应于剩余劳动分配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12]。综述之,生产关系内生于劳动过程,并由个人通过能动的且具有目的论设计意义的劳动实践,适应且改变着劳动过程,从而,生产关系既内化为个人能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3],又外化为个人不得不服从的物质生活条件。
其次,承接生产关系内生性与外化性并存的观点,我们可以引申出马恩关于“整个现实世界处于物化且固化的状态”的判断。无论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种类、不同质量和不同数量的剩余劳动产品,这些产品既成为劳动结束的成果,又成为劳动继续的条件,即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这些产品不断从个人的劳动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劳动对象化存在,成为劳动物化物的存在,成为控制和制约个人物质生活的物质存在,个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力量”。作为个人劳动的产物,不断物化而固化,由劳动的从属物,变为劳动的条件物,而这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神秘化。相应地,个人不断再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却又不得不受到“物质生活本身”的控制和制约,整个世界处于持续加剧的物化而固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物化而固化不断加剧,并最终趋于极化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劳资阶级关系永久固定化,为了打破物化世界的枷锁,就必须由遭受物化迫害最深的无产阶级开展无休止的阶级革命,来争取自身和整个世界的解放。“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是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4](加粗原有——笔者注)。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物质生活本身”既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又是个人劳动的条件,因而成为了权力的间接本原。对这一观点的解读,可以联系和借助马克思的总体性研究方法。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产方式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的,因而必须是共时性的,即“既然各种经济关系是并存于一个经济整体之中的共时性关系,如何在理论上重现这一点?”(孟捷,2001)[[xvi]]个人劳动确然也必实然为权力本原,但原子式的个人劳动实践,终究难以承担作为总体性分析的构解要素的重任,因此唯有劳动的衍生物和劳动的条件物的统一体——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这种既具有内化倾向又具有外化倾向的物质存在,这种对整个物化世界的有效而具体的概括——才有作为总体性分析的组成基质的可能。从再生产的角度,可以更好地体认到这一点。在再生产不断进行、不断深化和不断广化中,一切结果会不断地被当做条件而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这些结果或条件(既作为上一个生产过程的结果,又作为下一个生产过程的条件)又不断地加强其自身对再生产的控制和制约作用,可能是优化作用,亦可能是恶化作用。于是,孤立化的个人的私人劳动,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进程中,必然通过社会性流通过程和交换过程,而成为“社会劳动的总体中的一个特殊,是以特殊方式补充这一总体的一个分枝”[15]。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孤立化,他在生产内部在单个点上孤立化,是受分工制约的,而分工由建立在一系类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这些经济条件全面地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他自己的生存方式。”[16]并且“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递减”(孟捷,2001),因此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乃至劳动成果分配中的地位愈加不平等。孤立的个人虽作为权力的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但在具有复杂联系的社会中,这二重身份却具有背离倾向和矛盾倾向。
在体认到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内生性基础上,在认识到整个现实世界处于物化而固化的状态中的条件下,同时为了满足对生产方式总体性考察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将“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作为他们权力学说的基础性观点,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对立与分割,此二者同构于劳动过程中,虽间接源自于物质生产关系,而直接源自于劳动实践,并通过劳动过程发生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对立统一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其对立包含着二者的不相等转换关系和相互背离关系,即权力的平等很可能导致权利的不平等;其统一表现为权力的保有以权利的实现为结果,而权利的实现又以权力的保有为前提。
我们仍需对“权利(right)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中的“法理表达”进行详细的界定。法理不仅包含成文法典或正式法律中的具体条目,还包括惯例、习俗、约定和商议等非成文法和非正式法律,换言之,还包括所谓的自然法精神或“斯多葛主义”[1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要求根据资本权力(power)而获得利润权利(right);劳动者要求根据劳动权力(power)而获得工资权利(right);地主要求根据土地权力(power)而获得地租权利(right)。诸如此类的权利实现形式,无不反映了法理的多样性,纵使没有成文法的规定,非成文法的“斯多葛精神”依然会统治整个资本世界,“权利作为权力的法理表现”依然会主导整个资本世界的权力实现体系,“曼彻斯特式”的自由依然会扩张至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每一角落。
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可视作本文的历史唯物论基础,无比重要,但又无比抽象,以致理解困难,为此,笔者构筑了一个简要的逻辑框架,帮助读者理解,见图一。  
图一:               关于构建权力与权利形成机制的逻辑图
左右箭头标注: 统一于社会再生产 

(二)权力与权利的衍生机制
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类总和,作为具有能动实践能力的物质存在体,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必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定的经济角色,从而,必须在生产关系中充当一定的组成部分,并以此界定属于自己的个人生产力和社会剩余劳动产品[18]。这是在社会总劳动分割视角下,关于个人社会存在的界定的总括性路径,即“社会总劳动-流通交换-私人劳动”,伴随着“政治-社会-经济”等三领域的有机转换。
但在个人视角下,上述逻辑过程将全面颠倒,个人在具体而特定的劳动过程中,通过私人劳动对象化为私人劳动产品,而由于需求的社会性与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化分工的深化与广化——的不断加剧,个人愈加体认到将自身私人劳动转化为他人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和迫切性,经济生产中个人愈加成为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不断加强且稳定,同时社会的个人亦愈加成为政治的个人,政治领域却又由于其天然神秘性,最终取得了一种高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假性决定地位。
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人,必须参与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必须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占据属于自身的一环,因此无不扮演着各自的经济角色、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这三种角色绝非相互分裂,毫无联系,恰恰相反,在社会再生产层面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三种角色具有同构意义,即此三者以有机联系串联彼此并维护各自的稳定性。在人类的社会史(区别于人类的自然史)范畴中,经济、社会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重要领域,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由经济角色到社会角色,再到政治角色,三种角色的相互转换机制是一个有机关联的衍生机制,相应地,权力与权利由经济领域到社会权利,再到政治领域,亦在经历复杂的衍生过程。
在此,“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19]由此段著名的引文,我们可以体认到生产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内容复杂性的重要特点。社会历史性并非为本文考察重点,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性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以及内容复杂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0]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合理性,即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有其不合理性,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极大增长和巨大进步的生产力并未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财富与贫穷的累进式的差异化聚集,这一点深刻而具体地综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无休止的矛盾、停滞和危机。由此,这一段重要论述亦可以作为辩证探讨马克思异化学说的重要指导和关键起点,笔者将在今后学习中尝试实现之。
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加粗自为——笔者注),本质上具有囊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倾向与能力。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可借助社会再生产或生产的本质决定意义。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而言,生产关系可升格为“再生产关系”,可以直接包括生产关系自身,以及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等——发端于生产关系自身而又深刻影响着生产关系自身——,即对应引文中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各种关系’”,或言之,直接对应为“物质生活本身”。从生产的本质决定意义而言,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归根结底的本质决定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因此,“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者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即对应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对于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有差别,更有联系。但因承袭苏联原教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国内学界,更加倾向于第二种狭义的纯粹的生产关系定义,即将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经济关系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又因为机械地“将生产力在塑造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时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从而引致和强化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并招致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批评与论争。在使用“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总是综合性地使用上述两种“生产关系”概念。
在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从而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因而经济权力(利)-社会权力(利)-政治权力(利),这三条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协同衍生路径,可归统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22]的社会再生产路径,更为现实和宏大的分析路径(框架)是“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上层建筑”。(高岭,2019)[23]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孟捷,2001),简单例解是,财富(经济价值)多寡将影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政治权利的大小,从而影响人生价值(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的实现。[24]
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权力(利),诸如新进的退休权(太月,2018)[[xvii]]、健康权(李广德,2019)[[xviii]]和孝老权(韩忠,2019)[[xix]]等,这些权力(利),均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5]的衍生物和具象化物。
(三)权力与权利的表达机制
为了与社会学界广为流传的韦伯权力理论进行对话,同时为了克服基于生产关系的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抽象化倾向,笔者将在批判性借鉴韦伯权力(威)三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与权利的表达机制。
韦伯将个人的“权威”、“支配权”、“服从的‘合法性’”或“服从的“正当性””分为三类[26][27]
第一,“‘传统的’或‘永恒的昨日’”的权力(威)。即带有继承性、“习惯性”和盲目服从性的神圣化权力(权威)。
第二,“超凡魅力的”权力(威)。即基于个人感召能力、领导能力和精神魅力的完全个体化权力(威)。
第三,“法制的”或基于“合法性”的权力(威)。即“依靠对基于理性规则的法律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