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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从社会契约到阶级工具:国家的演化——一个历史

时间:2019-08-18 20:41来源:未知 作者:刘朝湖 点击:
摘要:国家演化理论以社会契约理论和阶级工具理论为代表,社会契约理论以个人让渡自然权力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为核心,蕴含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与对立;阶级工具理论以私有制导致阶级不平等并带来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核心,暗含不同阶级间利益交换和博弈妥协。社会契约论包含利益交换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工具,对这种理论进行剖解和分析。以此为始,在引入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利)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的基础上,重述和重构阶级斗争模型,从比较静态非均衡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演化,从而理解国家在保有并实现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之中的相应作用,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市场理论。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历史唯物论;阶级工具论;国家演化;国家作用

关于国家演化和国家作用的相关理论主要以政治学为主。斯密古典主义以降的西方经济学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代表,但这明显是在默认国家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未直接涉及国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解析了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对资本主义结构进行了制度性动态分析,即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路径的中间层次应用及创新[[i]][1]。政治学经典著作提供了较为正确的答案,但这些答案都缺乏相应的数理分析,给人以朦胧感和模糊感,难以具体而准确地感知国家。要深入理解国家,仅凭政治学的逻辑性规范分析是不够的,所以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数理模型分析是必要的。对国家演化理论的解析既要依托政治学的深厚理论基础,又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
本文将尝试在历史唯物论的宏大叙事框架中,从另一个思路来考察国家演化。第一节批判地解析社会契约理论,将商品二因素和交换概念引入到,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分析中,推导量化模型标准,引出理论的和现实的批判点。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第二节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第三节正式引入阶级工具理论,依据前文的量化标准和推导机制,构建相应的静态非均衡模型和框架,进行模型间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部分社会现实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节延伸构建了社会主义模型和共产主义模型。第五节,简述斯密古典主义以降的政府-市场理论,并从基于历史唯物论的目的论角度,综合构解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作用理论。最后一节是结语,进行延伸,并给出简单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契约:交换条件和量化标准的建立
 
社会契约理论以《利维坦》和《社会契约论》为代表,霍布斯认为人类因自利而自相残杀,以致濒临灭亡,为实现存续,个人不得不让渡权力于主权者,由主权者提供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以实现国家的建立与社会性治理[[ii]];而卢梭认为,个人让渡权力以建立国家,是为了应对仅凭个人难以应对的自然挑战,个人在国家中实现生理性延续与社会性公平[[iii]]。这两个关于国家演化的理论回答虽有不同,但核心理念却是趋同的,即个人让渡自然权力(power)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right)[2]。在这个意义上,将以此二者为代表的相关理论总结为社会契约理论,其简要概述为个人与国家订立公平契约以建立集体社会,包含契约和社会两大原则。
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是个人让渡自然权力于国家,而国家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个人付出自然权力,获得社会权利,相反地,国家付出社会权利,获得自然权力,蕴含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那么,个人与国家之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换言之,国家成立的条件什么?为解决这个与商品交换相类似的问题,迁移商品二因素与交换概念[[iv]][3]是必要且有效的。
(一)契约原则:自由而平等的交换原则
在思想启蒙时代,以商品契约关系来解释国家权威(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一股浪潮,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契约理论。严格意义上的契约精神,即自由、平等、诚信与合作。所谓自由,是指契约订立、执行和中止的自由(包括自由选择契约对象);所谓平等,是指经契约双方激烈博弈所达成的对彼此平等的条款;所谓诚信与合作,是指契约精神的价值内涵[[v]]。我们以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原则,来推导相关量化标准。
在使用价值(质)层面,交换条件是交换商品拥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即不同质的商品(此处为简单的物物交换[4])。自然权力更多表现为自然性强力(基于自然的先天的身体条件,如实施自然暴力的能力)或政治上的概念,而社会权利更多表现为社会性利益(基于社会的后天的非身体条件,如要求社会公平的能力)或法律上的概念。在使用价值层面,不同质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满足了交换的条件。
在价值(量)层面,交换的条件是交换商品拥有等量的价值,或者说,付出
等于获得。在上述交换中,进行抽象和量化[5]分析,用代表个人付出的自然权力,并用代表个人获得的社会权利。在价值层面,交换条件可表示为:
                                                            (1)
通过分析可知:契约交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个人拥有的权力与个人想获得的权利是不同质的;二是个人付出的权力与获得的权利在量上是相等的。综述之,即不同质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必须进行等价交换。
(二)社会原则:集体加总原则
在基于契约而成立的国家中,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地让渡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然权力,从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地获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利,其中蕴含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自由原则表示个人达成社会契约是出于自然的强迫,而非出于他人的强迫,即个人自由选择契约对象,个人之间相同的谈判能力;平等原则表示每个人在达成契约的前后,付出的自然权力和获得的社会权利是相同的,即不存在利益侵夺。依从这两个原则,可以推导出:
第一,每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即个人占社会的权重相同,而非加总数额相同);
第二,不存在差异,完全平等地付出和获得,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换言之,一方取得利益时,并不会损害他方利益。
假设社会中有个人,并用分别代表第个人付出的自然权力和获得的社会权利,又用分别表示自然权力总和与社会权利总和,则有:
                                                      (2)
                                                       (3)   
推导结论在公式中的应用体现在:
第一,由于每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所以加总方式为简单加总,而非加权加总;
第二,由于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即一方取得利益时,并不会损害他方利益,所以个人之间的社会利益不存在正负相减,只存在同向相加,换言之,同正或同负,又因正负并不影响推导,故同取正。
由单个人推广至每个人,并通过简单同向加总,便可推导出社会原则的量化表达。
(三)社会契约原则:社会性契约交换原则与建立理想模型
由契约原则到社会原则,个人的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实现了加总,但并未实现社会性交换,或言之,国家并未成立。
在使用价值层面,自然权力总和与社会权利总和拥有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层面,交换的条件为等价交换,自然权力总和等于社会权利总和,即:
                                                             (4)
于社会层面,遵循集体交换原则,进行基于契约的公平交换,完成权力的让渡与转化,实现国家实体的建立与国家权威的形成。
在残酷自然条件下,单独的个人虽拥有自然给予的天生禀赋和自由状态,也就是自然性的权力,但个体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是有限的和不足的,侵占和压迫他人成为了延续自己的首要选择。当自然的残酷达到了足以使单独的个人消亡的程度时,或言之,当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无法使用自然的天赋权力来有效应对残酷的自然挑战时,联合成为了每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最终选择,唯有运用联合集体的力量来应对自然残酷挑战,才能避免被自然所淘汰和遗弃。这个联合了所有个人的集体便是国家,它掌握了原本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力,却赋予个人以社会权利。个人失去的不过是自然赋予的自由,获得的则是身处于社会中的公民的自由。个人以自然权力换来了生存的机会与可能,也就是社会权利。
以上是社会契约理论对国家演化的规范逻辑解答,但明显地,这也是理想化的解答,而非完全契合现实的解答,理论与现实仍有较大堕距。
就理论而言,交换一定不产生新价值,但可能损耗原有价值。所谓新价值针对使用价值而言,通过交换可以使交换双方各取所需,增加主观效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价值的增加;所谓损耗,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为实现价值的不得不付出的流通费用(虚费),如“买卖时间”、“簿记”和“货币”等为实现社会性交换所不可避免的资本分配[[vi]][[vii]];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搜寻、议价和监督等为达成交换所不可避免的行为而损耗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viii]][6]。由此,在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换中,并不产生新价值,但可能损耗原有价值。我们将这部分在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交换中,并未实现的社会权利,定义为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
就现实而言,思考一些关于投票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在决定任何一项社会性公共事务时,都要进行民主投票,都要依从简单多数的原则,都要依从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核心“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为什么要牺牲所谓的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所谓的少数人付出该付出的自然权力,却没获得该获得的社会权利?为什么这种所谓少数人的牺牲被冠以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正当”标签?难道这不是所谓的多数人对所谓少数人的“正当”压迫吗?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社会契约都只是一个与完美市场、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等相类似的理想状态,只是一个与假设现实世界没有虚费和交易费用相类似的理论假设,只是一个与模拟物理世界没有摩擦力相类似的主观想象。
明显的,现实中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会因个人天资禀赋、财富地位和权力地位等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个人之间不可消解的矛盾斗争,但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却因理想化的假设而被忽视。社会契约理论只是在交换领域对自然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利,作出了理想回答,但生产领域乃至其他领域却无法具备相应的解释力。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国家的演化及其合法性权威的来源,但无法全面而彻底地阐释国家的本质,也无法与阶级社会的现实状况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阶级工具理论可以更为全面和更加彻底地解释国家的演化及其本质。
但为了克服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对立的倾向,并将权力与权利概念牢固建立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以摆脱契约论的固有缺陷,笔者尝试建立了一个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
 
二、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
 
关于权力本原的学说,西方学界主要有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等,国内则有“斗争得来说”、“国赋人权说”、“商赋人权说”和“生赋人权说”等(李步云,2004)[7][[ix]]。可谓是,纷繁复杂,百花争艳。但这些学说,都不能彻底回答权力本原的根本性问题,即作为社会存在的能动的个人,何以需要外物赋予其权力?就本质而言,权力本原难道不是个人属性吗?权力难道不是个人属性的能动性表达吗?忽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论设计,进而无视个人作为权力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本质,并对此二者进行生硬而机械的二元化割裂操作,最终导致权力本原的拜物教化。
(一)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
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成为现实(孟捷,1997)[[x]],并且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进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断发展,随着新兴资产阶级成为“人间统治者”,这种对立发展到顶峰,表现为自由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全面抵制。同时,造就了权力与权利二分的思想渊源,即权力与权利被严格界定给了两个不同的主体(国家和个人),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文兵,2019)[[xi]]。市场和政府(进而表现为个人与国家以及权利与权力)的二元分割是自由主义滥觞的产物和表现,在斯密那里,发展到顶峰,并由曼彻斯特学派“发扬光大”,其遗风影响到了当代勃兴的新自由主义。
权力与权利被生硬而机械地二元分割并对立起来,这只是学理化的简单操作,并不能有效且准确地反映现实,其可能导致的现实后果是以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对立,相反地,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更应当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只是“虚假对立”(文兵,2019)。笔者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释这一观点,并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权力(power)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实质上是个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表达——的现实表达,而权利(right)则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 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依个人 ‘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请着重关注加粗部分——笔者自为之,非原文固有之)”[8]
请读者注意此段引文中所提到的“物质生活”、“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和“生活条件”。在引文中,其实并未出现“生产关系”一词,这其实印证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1997)[[xii]]。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对以具有唯心主义本质的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唯物主义式的批判,将意识从“天国”拉回“人间”,将意识看作个人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从而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
因此,权力与权利只是个人物质生活和劳动实践的意识类产物,然而这种意识类产物取得了物质存在形式;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只是处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个人的意志力量,借由物质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一种能动的、现实的和物质的表现形式,然而这种表现形式却深藏在个人物质生活的背后,从而取得了脱离个人而存在的独立化形式,因此具有类似于宗教神学的拜物教色彩,最终给人一种权力与权利乃是由外物(上帝、“绝对精神”和国家等)赋予且个人被动接受的错觉。由此,可以初步归纳马恩权力学说的根本性观点:权力(power)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现实表达,而权利(right)则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9]
卢卡奇在其本体论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xiii]]中,重述和延伸了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即作为社会存在的能动的个人,其本质是劳动实践,个人的本体论意义便是个人能通过劳动这一实践活动改造自身、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从而塑造历史、塑造文化和塑造其他一切。在此,可以体认到个人是权力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本质。对此,笔者将借助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以及巴里巴尔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以实现“生产关系→权力→权利”的形成机制的构建。
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的关键要点是[10]:鲁滨逊作为孤立的个人,孤存于自然界中,只能通过劳动实践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自发而自愿地进行生产活动,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消费的限界仅仅基于个人自身需要,生产与消费统一,劳动与闲暇统一,工作与享受统一。其实,这在理想主义维度上对应了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统一”。
巴里巴尔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是:“生产方式是由三种因素和两重关系构成的,这三种因素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和非劳动者;两重关系是:所有权关系、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孟捷,2016)[11][[xiv]]
以巴尔巴里的生产方式结构分析观点构解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则可见:在鲁滨逊模型的劳动过程中,只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种因素,没有非劳动者因素;从而,所有权关系(单纯的关于分配占有的法权关系)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全部占有生产资料,从而直接表现为全部占有劳动成果;于是,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对自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全面支配。由此,可体认到在劳动过程中,根据所有权关系(即单纯意义上的关于“剩余劳动占有的生产关系”)鲁滨逊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独占(即权力,power),实现了对劳动成果的独占(即权利,right)。这一观点,只是马恩权力学说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具体表达。孟捷教授(2000)[[xv]]颇有见地地指出:“从《德意志意思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法权关系以特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没有相应的经济权力(power),权利(right)就不能在经济上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已然呼之欲出。但仍需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将生产关系作为权力的形成本原,而不是将形成生产关系的本原——即劳动——作为权力的形成本原?将貌似外生于个人的生产关系作为权力本原,难道不具有拜物教倾向吗?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马恩权力学说的误读,即对生产关系内生性观点、对现实世界物化且固化的判断和对生产方式分析的总体性方法的误读。
首先,生产关系貌似是外生于个人的、“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且不断强迫个人去服从生产关系自身的,简言之,生产关系貌似是独立于个人而自主存在的。但若回到劳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立即发现:生产关系内生于劳动过程,并通过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产生有机联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个人通过劳动实践,不断被动或主动地实现着由生产关系所界定的权力与权利,但另一方面,个人能动的且具有目的论设计意义的劳动实践,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有机作用,又在不断地塑造着生产关系,使之不断地适应于剩余劳动分配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12]。综述之,生产关系内生于劳动过程,并由个人通过能动的且具有目的论设计意义的劳动实践,适应且改变着劳动过程,从而,生产关系既内化为个人能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3],又外化为个人不得不服从的物质生活条件。
其次,承接生产关系内生性与外化性并存的观点,我们可以引申出马恩关于“整个现实世界处于物化且固化的状态”的判断。无论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种类、不同质量和不同数量的剩余劳动产品,这些产品既成为劳动结束的成果,又成为劳动继续的条件,即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这些产品不断从个人的劳动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劳动对象化存在,成为劳动物化物的存在,成为控制和制约个人物质生活的物质存在,个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力量”。作为个人劳动的产物,不断物化而固化,由劳动的从属物,变为劳动的条件物,而这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神秘化。相应地,个人不断再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却又不得不受到“物质生活本身”的控制和制约,整个世界处于持续加剧的物化而固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物化而固化不断加剧,并最终趋于极化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劳资阶级关系永久固定化,为了打破物化世界的枷锁,就必须由遭受物化迫害最深的无产阶级开展无休止的阶级革命,来争取自身和整个世界的解放。“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是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4](加粗原有——笔者注)。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物质生活本身”既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又是个人劳动的条件,因而成为了权力的间接本原。对这一观点的解读,可以联系和借助马克思的总体性研究方法。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产方式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的,因而必须是共时性的,即“既然各种经济关系是并存于一个经济整体之中的共时性关系,如何在理论上重现这一点?”(孟捷,2001)[[xvi]]个人劳动确然也必实然为权力本原,但原子式的个人劳动实践,终究难以承担作为总体性分析的构解要素的重任,因此唯有劳动的衍生物和劳动的条件物的统一体——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这种既具有内化倾向又具有外化倾向的物质存在,这种对整个物化世界的有效而具体的概括——才有作为总体性分析的组成基质的可能。从再生产的角度,可以更好地体认到这一点。在再生产不断进行、不断深化和不断广化中,一切结果会不断地被当做条件而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这些结果或条件(既作为上一个生产过程的结果,又作为下一个生产过程的条件)又不断地加强其自身对再生产的控制和制约作用,可能是优化作用,亦可能是恶化作用。于是,孤立化的个人的私人劳动,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进程中,必然通过社会性流通过程和交换过程,而成为“社会劳动的总体中的一个特殊,是以特殊方式补充这一总体的一个分枝”[15]。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孤立化,他在生产内部在单个点上孤立化,是受分工制约的,而分工由建立在一系类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这些经济条件全面地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他自己的生存方式。”[16]并且“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递减”(孟捷,2001),因此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乃至劳动成果分配中的地位愈加不平等。孤立的个人虽作为权力的赋予者和权力使用者的统一体,但在具有复杂联系的社会中,这二重身份却具有背离倾向和矛盾倾向。
在体认到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内生性基础上,在认识到整个现实世界处于物化而固化的状态中的条件下,同时为了满足对生产方式总体性考察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将“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作为他们权力学说的基础性观点,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对立与分割,此二者同构于劳动过程中,虽间接源自于物质生产关系,而直接源自于劳动实践,并通过劳动过程发生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对立统一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其对立包含着二者的不相等转换关系和相互背离关系,即权力的平等很可能导致权利的不平等;其统一表现为权力的保有以权利的实现为结果,而权利的实现又以权力的保有为前提。
我们仍需对“权利(right)是权力(power)的法理表达”中的“法理表达”进行详细的界定。法理不仅包含成文法典或正式法律中的具体条目,还包括惯例、习俗、约定和商议等非成文法和非正式法律,换言之,还包括所谓的自然法精神或“斯多葛主义”[1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要求根据资本权力(power)而获得利润权利(right);劳动者要求根据劳动权力(power)而获得工资权利(right);地主要求根据土地权力(power)而获得地租权利(right)。诸如此类的权利实现形式,无不反映了法理的多样性,纵使没有成文法的规定,非成文法的“斯多葛精神”依然会统治整个资本世界,“权利作为权力的法理表现”依然会主导整个资本世界的权力实现体系,“曼彻斯特式”的自由依然会扩张至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每一角落。
权力与权利的形成机制可视作本文的历史唯物论基础,无比重要,但又无比抽象,以致理解困难,为此,笔者构筑了一个简要的逻辑框架,帮助读者理解,见图一。  
图一:               关于构建权力与权利形成机制的逻辑图
左右箭头标注: 统一于社会再生产 

(二)权力与权利的衍生机制
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类总和,作为具有能动实践能力的物质存在体,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必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定的经济角色,从而,必须在生产关系中充当一定的组成部分,并以此界定属于自己的个人生产力和社会剩余劳动产品[18]。这是在社会总劳动分割视角下,关于个人社会存在的界定的总括性路径,即“社会总劳动-流通交换-私人劳动”,伴随着“政治-社会-经济”等三领域的有机转换。
但在个人视角下,上述逻辑过程将全面颠倒,个人在具体而特定的劳动过程中,通过私人劳动对象化为私人劳动产品,而由于需求的社会性与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化分工的深化与广化——的不断加剧,个人愈加体认到将自身私人劳动转化为他人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和迫切性,经济生产中个人愈加成为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不断加强且稳定,同时社会的个人亦愈加成为政治的个人,政治领域却又由于其天然神秘性,最终取得了一种高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假性决定地位。
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人,必须参与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必须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占据属于自身的一环,因此无不扮演着各自的经济角色、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这三种角色绝非相互分裂,毫无联系,恰恰相反,在社会再生产层面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三种角色具有同构意义,即此三者以有机联系串联彼此并维护各自的稳定性。在人类的社会史(区别于人类的自然史)范畴中,经济、社会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重要领域,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由经济角色到社会角色,再到政治角色,三种角色的相互转换机制是一个有机关联的衍生机制,相应地,权力与权利由经济领域到社会权利,再到政治领域,亦在经历复杂的衍生过程。
在此,“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19]由此段著名的引文,我们可以体认到生产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内容复杂性的重要特点。社会历史性并非为本文考察重点,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性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以及内容复杂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0]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合理性,即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有其不合理性,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极大增长和巨大进步的生产力并未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财富与贫穷的累进式的差异化聚集,这一点深刻而具体地综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无休止的矛盾、停滞和危机。由此,这一段重要论述亦可以作为辩证探讨马克思异化学说的重要指导和关键起点,笔者将在今后学习中尝试实现之。
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加粗自为——笔者注),本质上具有囊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倾向与能力。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可借助社会再生产或生产的本质决定意义。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而言,生产关系可升格为“再生产关系”,可以直接包括生产关系自身,以及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等——发端于生产关系自身而又深刻影响着生产关系自身——,即对应引文中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各种关系’”,或言之,直接对应为“物质生活本身”。从生产的本质决定意义而言,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归根结底的本质决定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因此,“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者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即对应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对于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有差别,更有联系。但因承袭苏联原教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国内学界,更加倾向于第二种狭义的纯粹的生产关系定义,即将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经济关系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又因为机械地“将生产力在塑造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时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从而引致和强化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并招致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批评与论争。在使用“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总是综合性地使用上述两种“生产关系”概念。
在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从而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因而经济权力(利)-社会权力(利)-政治权力(利),这三条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协同衍生路径,可归统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22]的社会再生产路径,更为现实和宏大的分析路径(框架)是“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上层建筑”。(高岭,2019)[23]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孟捷,2001),简单例解是,财富(经济价值)多寡将影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政治权利的大小,从而影响人生价值(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的实现。[24]
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权力(利),诸如新进的退休权(太月,2018)[[xvii]]、健康权(李广德,2019)[[xviii]]和孝老权(韩忠,2019)[[xix]]等,这些权力(利),均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5]的衍生物和具象化物。
(三)权力与权利的表达机制
为了与社会学界广为流传的韦伯权力理论进行对话,同时为了克服基于生产关系的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抽象化倾向,笔者将在批判性借鉴韦伯权力(威)三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与权利的表达机制。
韦伯将个人的“权威”、“支配权”、“服从的‘合法性’”或“服从的“正当性””分为三类[26][27]
第一,“‘传统的’或‘永恒的昨日’”的权力(威)。即带有继承性、“习惯性”和盲目服从性的神圣化权力(权威)。
第二,“超凡魅力的”权力(威)。即基于个人感召能力、领导能力和精神魅力的完全个体化权力(威)。
第三,“法制的”或基于“合法性”的权力(威)。即“依靠对基于理性规则的法律条款的信任而实行”的合理化权力。这是韦伯式现代官僚制理论中官僚权威的重要关键来源。
在笔者看来,韦伯权力(威)三分论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权力(威)表达手段或表达形式分类的权力(威)分类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根本不愿卷入讨论权力本原的泥潭。
就抽象的权力(威)表达过程[28]而言,作为权力(威)的实施者和作为权力(威)的被实施者的不同个体分立两端,权力(威)实施者借助自身手段和借助自身之外的所有手段,来表达属于自己的权力(威),以实现对权力(威)被实施者的支配、控制和压服。
我们将自身手段引述为个人手段,可粗略对应为“超凡魅力的”权力(威),但准确而言,应包括个人拥有的物质力量(如财富和技艺)和精神品质(如道德和智慧)[29],而不止韦伯所谓“超凡魅力”。同样地,我们将自身之外的所有手段引述为社会手段,可对应为“传统的”权力(威)或“合法性”的权力(威),如成文法律、阶级组织、公益组织和政治组织等。其实,韦伯对此二者的区分体现了其社会历史性考量。在现代社会中,对个人与社会进行二分,是一种简便化的操作,如衍生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笔者借鉴这一思路,对权力(威)的表达手段或表达形式进行的简便二分处理。
 
三、阶级工具:现实条件与模型建立
 
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权力与权利的形成、衍生和表达机制,重申了马恩关于权力与权利对立统一观点,强调了马克思总体性分析方法在权力(利)衍生机制中的应用,批判性借鉴韦伯权力理论,构建了权力(利)表达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具体的现实范畴讨论阶级斗争和国家演化。
阶级工具理论的核心是私有制导致阶级不平等,带来阶级之间无休止的、不断激化的和日益扩大的矛盾斗争,当这种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无以复加的境地和社会崩溃的边缘,阶级自身的力量已无法缓和阶级自身的矛盾,唯有“第三种力量”才能改变这种极端的状况,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作为不同阶级间利益交换和博弈妥协的产物而存在着。
在量化分析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点,即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在社会契约理论中被忽视,相应地,权利让渡与契约建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公平的。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我们沿用相同的思路,承继阶级工具理论,并对阶级工具理论进行剖解,构建比较静态非均衡模型和框架,以回应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
(一)私有制的世界:不平等社会模型
在人类历史之初,必然存在过一个所有人都一无所有的时代(即个人财富平等的时代,虽然财富为零),那个原始共同体时代社会财富盈余几近于零,私有制只是神话,唯有实行公有制以达成氏族联合才能保证个人的延续。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盈余不断增多,不同的个人占有不同的社会财富成为现实,即个人财富不平等成为现实。这基于:不同家庭的先天条件(如家庭成员数量和质量)和后天条件(如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导致了家庭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即表示劳动生产物的多寡,也就直接表示家庭财富的多寡,进而体现为个人占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物,也就是私有制,即对剩余劳动生产物基于个人层面平等而导致的社会层面不平等的分配,而私有制又不断加剧财富的不平等。总而言之,在生产力水平较高时代,剩余劳动生产物相对富余,个人(或家庭)之间存在着差异化劳动生产率,私有制成为现实,进而个人(或家庭)财富不平等成为现实[[xx]][[xxi]]。
由于积累和其他不公正的侵害,私有制和差异化劳动生产率不断加剧着个人间财富的不平等,不断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他人劳动力以增大自己的劳动力成为现实,而这又使社会财富不平等持续加剧并走向永久化和固定化。阶级社会中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于个人而言,不平等可以分为权力(利)表达手段的不平等。即:
第一,个人对社会影响程度是不相同的;
第二,个人之间存在利益分歧。
同样假设社会中有个人,用分别代表第个人付出的权力和获得的权利[30],用表示第个人的加总权重系数,用分别表示第个人的个人手段使用度和社会手段使用度,用分别表示权力总和与权利总和,但在加总权利时,有)个人的权利计为正,换言之,有个人的权利计为负。由此,引入部类分析方法,构建不平等社会模型[31],则有:
                                    (5)
                                             (6)   
                                                   (7)
数理模型解析:
第一,每个人的影响程度不同,所以权重系数有大小之分;
第二,权重系数的大小与个人手段使用度和社会手段使用度正相关,就数量关系而言,的二元复合函数;
第三,个人利益存在分歧,所以在加总权利时,部分取正,部分取负。
针对利益分歧并不意味着利益对立,换言之,针对权利总和的正负二元分割可能不符合社会现实的问题,有三点思考:首先,对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保持沉默,但涉及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无人能独善其身;其次,同样是由于关涉根本利益,态度必须鲜明,模棱两可的回答,根本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必然对立。
透过模型的表面去理解深藏在模型背后的不平等社会的现实:
第一,权力总和均采取同向加权加总,这反映了在还不能称之为国家的共同体中,虽然每个人的影响力不同,但每个人都付出了该付出的权力,这些权力聚合加强为集体的权力;
第二,权利总和采取正负相减和加权加总,这反映了在貌合神离的非国家集体中,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利益斗争,于整个社会而言,若取正的收益表示能实现的权利,取负的收益表示被牺牲的权利,那么,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唯有进行铁与血的斗争;
第三,权力总和明显大于权利总和,这意味着在不平等社会中,全社会处于一种非完美且非均衡的状态,社会付出该付出的却未得到该得到的,无休止地存在着巨大的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权重系数反映了权利衍生和表达领域的不公平,权利只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间接转化体现,因此,权利(权力)产生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的产生、演化和发展[32],明显地,我们知道:部落酋长与部落成员、奴隶主与奴隶、君主与臣民、地主与佃农以及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差异生产关系,可以标示他们之间的权利(权力)大小关系,亦言之,在权利(权力)形成领域已然存在不公平,类似于聚合效应,这种不公平深刻影响着权力与权利的衍生和表达。
(二)阶级的世界:阶级-阶级聚集体模型
单兵作战显然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具有相同利益和社会影响力的个人(或氏族)开始联合为阶级,这种联合的纽带超越血缘,变为地缘,即社会逐步分裂为阶级,超越氏族的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出现了,以阶级为单位的社会斗争开始了,整个社会开始陷入持续不断的阶级矛盾。
接下来,通过赋值,构建阶级-阶级聚合体模型,即此处的阶级划分标准为己和异己,而非拥有具体特殊利益的阶级。对于任何一个阶级,其他任何阶级的利益都是与本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都是“异己的”,都是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他异己阶级聚合为一个与本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聚合体,虽然这个聚集体可能并无共同利益,但在针对本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聚集体的立场却是极其一致的。具体赋值如下:
;.
阶级-阶级聚合体模型可表示为:
                                                  (8)
                                               (9)
模型含义:在当前这个形聚神散的社会中,各阶级间的力量尚未有较大的差距,对于任何一个阶级而言,若要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就要与其他一切阶级相斗争,就要与整个异己世界相决裂,就要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私的胜利”。那么,于社会而言,自然权力总和持续远超社会权利总和,巨大的权利虚费和庞大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依旧存在,整个社会已不堪重负,临近崩溃的边缘,人类似乎在重返原始社会。这个模型可以刻画“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不平等的永久化和固定化及其持续加剧的趋势,导致社会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众多难以相容的阶级,这些阶级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目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在阶级中盛行,除本阶级外的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异己的,从而是不能共存的,所以是理应该被消灭的。整个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都在为自己而战,都在同其他一切阶级进行决绝的斗争,都在同整个异己的世界进行殊死的搏斗。阶级分割了整个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全人类再无共同的追求,一个分裂而孤独的世界在人类手中诞生了,与互相征伐、各自为战的原始自然社会相比,现在的这个社会并未显出所谓的文明与进步。阶级矛盾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至死方休,一切到达极点,社会临近崩溃边缘。
(三)国家的世界: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聚集体模型
为了挽救这个几近崩毁的社会,仅凭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超越阶级的第三种力量出现,国家应运而生。国家就是真正垄断了一切力量的超越阶级的政治实体,但生于阶级之中的国家,只能由阶级掌控,只能成为阶级实现其诉求、利益和统治的工具,这个掌控了国家的阶级便是统治阶级。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亦是阶级利益博弈妥协的产物,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性产物[[xxii]]。在阶级间至死方休的矛盾斗争中,统治阶级历经殊死搏斗,逐渐掌握了其他任何阶级无法企及的力量,这表现为:雄厚的物质财富、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能引导人心的思想等。统治阶级便可以借由国家的名义来实行阶级统治,借由国家的强力来压服其他任何阶级,借由国家的权威来缓和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阶级斗争的领域压缩到所谓的经济领域。国家统治一切的社会被统治阶级建立起来,因此这个社会也是统治阶级统治一切的社会。
接下来,通过调整阶级-阶级聚合体中的阶级聚集体社会权利的实现权重和加总方向,以此来构建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聚合体(或虚幻的共同体)模型,并由此来理解国家作为阶级利益博弈妥协的产物的经济学含义。
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聚合体模型可表示为:
                                                 (10)
                                    (11)
其中,关于起到调整作用的实现系数的取值,具言之:
第一,非负性,取值范围严格限定在,即社会权利实现程度的量化表达;
第二,表示完全不实现,表示不完全实现,表示全部实现,即实现系数越大,实现程度越高;
第三,实现系数直接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相关,换言之,统治阶级力量最强,调整实现系数可取定为,即统治阶级的利益全部实现,被统治阶级力量较弱,调整实现系数只能取为,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完全实现甚至完全不实现;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系数反映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纵使只是被统治阶级的不平等交换。
模型含义:一个拥有绝对力量的统治阶级慑服了其他一切阶级,社会已然经历重组,并由崩溃的边缘走向一种仍不完美但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相对稳定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力压迫和民众的被迫认同。国家被统治阶级建立起来,国家也因此成为统治阶级施行其统治的阶级工具,统治阶级也因此实现了阶级内部统治向阶级外部统治的成功转化。而这一切的代价是所有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仅实现一部分或者根本不实现,换言之,自然权力总和仍大于社会权利总和,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依旧存在,但较之于前国家时代(即阶级-阶级聚集体模型),已然减少,实现了帕累托意义上的改进,即在保证统治阶级全部实现其利益(或者说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部分实现被统治阶级聚集体的利益。这个模型可以描述阶级利益博弈妥协。
至此,我们完成了国家模型的建立,从比较静态非均衡角度,模型的演化反映了国家的演化和国家的作用。伴随着历史的推进,生产力不断进步,生产关系不断复杂化[[xxiii]],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所以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对等矛盾不断激化,相应地,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不断增大,最终到达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社会崩溃,重返自然,已在人类眼前。但国家也在伴随历史推进和生产力进步而不断演化,国家发挥强权统治作用,提供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有效协调阶级矛盾,即将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降到了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
(四)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由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聚合体模型,便可以理解前文中所提到的有关投票的现实问题: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但为了实现社会整体性的利益,或者说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的少数人服从所谓的多数人就成了效率最优的选择,以所谓的少数人的牺牲来换取所谓的多数人的幸福就是社会最理性的选择,所谓的少数人的利益被忽视、被牺牲和被遗忘便成为了社会稳定的条件之一,这里可以对应为权利的不平等表达。
阶级工具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阶级工具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中的个人与自然中的个人一样不平等,而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起点则是个人由自然的不平等转变为社会的平等。逻辑起点的不同便导致两种理论中关于国家演化条件的不同,由此亦导致两种理论与现实契合度的不同。社会契约理论只强调权利(权力)交换领域的平等,而阶级工具理论则揭示了权利(权力)形成、衍生和表达等领域和环节的不平等。
阶级工具理论高度契合现实社会,有效反映了社会中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现象,并合理运用实例论证和逻辑推导,成功得出了阶级国家起源的相关条件,指明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阐释了“国家作为历史的产物只能历史地存在着”的正确性。
引入博弈论中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
表1:        相关模型的比较静态不均衡博弈论分析
  统治阶级联合(妥协) 统治阶级不联合(不妥协)
被统治阶级联合(妥协) (权利总和改进,不承担斗争类额外成本) 统治阶级利益完全实现(但承担斗争类额外成本,如社会动荡);
被统治阶级利益不完全实现(斗争能力不完全充足,被部分镇压)。
被统治阶级不联合(不妥协) 统治阶级利益完全实现(但承担斗争类额外成本,如社会动荡);
被阶级利益完全不实现(斗争能力完全不足,被彻底镇压)。

(权利总和最低,承担斗争类额外成本)
 
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必将达成相互妥协,实现联合,国家得以成立、维持并正常运行。
(5)阶级统合:阶级间统治与阶级内合作
通过模型间的比较分析,可以认识到国家的出现,使得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状态,发生了阶级间趋向斗争和阶级内趋向合作的变化,笔者将之界定为阶级统合状态。以下是三点解析:
第一,阶级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在阶级社会中,根据阶级力量的强弱,一切的阶级均可划分为两类,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义主动实施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被统治阶级则以国家成员的名义被迫接受来自异己统治阶级的统治。但在阶级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即巨大的虚费和庞大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为了使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相对可控和相对和谐的状态,统治阶级凭借强力,压服一切阶级,实施有效统治。而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分散且贫弱,只能屈服于强权的威慑,被迫遵守制度约束。就社会而言,统治阶级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因而实现了大部分的权利;相应地,被统治阶级掌握了小部分的权力,只实现小部分的权利。强力统治与制度约束共同促成阶级间相安无事、暂求和平的局面,这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表面上平息矛盾,实质上却加剧矛盾。
第二,阶级内的趋同与合作。在阶级内部则存在着,趋于一致的成员合作和日益强化的利益趋同,但这是任何阶级为了应对来自任何其他的挑战和斗争,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于统治阶级,为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有效保有统治力量,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力统治;于被统治阶级,为了争取实现与自然权力相当的社会权利,并有力回击统治阶级的强力压迫。阶级内部必将逐渐走向趋同,即利益和诉求的趋同,并采取合作的联合形式,以整合本阶级的力量。阶级内部逐渐趋同化与合作化,因此,阶级间的区别与壁垒开始显现并不断强化,社会分化并表现为许多的阶级——“自私的组织化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矛盾若隐若现。
第三,阶级外部斗争与阶级内部合作并存于世。整个社会处于阶级统合状态,即统治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被统治阶级,而所有阶级在内部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阶级内部的合作,只是为应对阶级外部的斗争,而不得不做出的自保性选择。
所以,在二战之前的资本主义极化世界,权力与权利趋向背离和分化,阶级斗争才是阶级社会的永恒主题,阶级矛盾才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革命才是阶级社会的血腥真相。在二战结束之前,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普遍存在着,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持续存在的阶级斗争和难以避免的阶级革命。如古代中国曾发生了许多次的农民战争,即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最终爆发形式;或如近代西方曾发生了许多次的工人起义,即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为争夺权利的阶级斗争的具象化表现。
 
四、阶级归一:阶级间的趋同与合作
 
马恩经典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在理论上解决了阶级社会的永久性难题,避免了血腥斗争和破坏性革命,有效而彻底地降低了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而“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相对立,唯有真正地了解、认识并研究虚幻的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形成机理和形成过程,才能准确地把握“真正的共同体”的具体含义和内在条件[[xxiv]][[xxv]]。
(一)虚幻的共同体:分工与阶级社会
在生产力水平不够充分发达的时代,基于个人先天优势的分工标准便是最有效、最便捷和最符合社会要求的,这些先天优势包括所谓先天智力和体力的优势以及所谓先天地域和行业优势等。这种分工标准名义上适用于社会,但实质上却是完全自然性的,这体现为:首先,身处于社会之中的非自然的个人却完全凭借自然性的和先天性的标准进行分工;其次,社会试图通过自然分工实现对个人优势的完全开发和利用,全然不去理会个人意志,社会意志在这里体现得极其野蛮和自然;最后,居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为了延续生命,被迫认同自然分工并强制适应于自然分工,社会选择与自然选择显得同样残酷。
自然分工虽取得了个人肉体上的认同,却始终未取得个人精神上的认同。自然分工将所有弱小的个人牢牢地束缚在稳定不变的特殊的劳动范围内,这种分工强制剥夺了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权力,甚至使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一种常人遥不可及的幻想,自然分工导致劳动全面异化。异化劳动仅仅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无法避免的和不由个人掌控的被动谋生手段,只能给个人带来肉体与精神的共同损伤,只能给个人带来难以挣脱的职业束缚,只能给个人带来不可打破的行业壁垒[[xxvi]]。
处于特殊的劳动范围中的个人被迫进行着异化劳动,个人由此变得特殊,个人逐步拥有并加强属于自己的个人的特殊利益,这种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共同体对于个人而言,只是虚幻的[33]
(二)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模型
生产力水平尚未十分发达的时代,社会远远不能满足基于个人自愿(或兴趣)进行分工的相关条件,自然分工成为社会层面最理性而个人层面最无奈的选择,同时自然分工带来的异化劳动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人类,而身处特殊劳动范围中的个人为了自己的特殊个人利益,与虚幻的共同体展开了无休止的矛盾斗争。
逆向推导,真正的共同体的相关条件:
第一,生产力充分发达,足以满足自愿分工,由不平等分配走向按需分配(笔者将引述曼德尔的“丰裕与闲暇”概念)
第二,自愿分工下的劳动带给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个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差别只能也必将唯一地体现在个人兴趣上;
第三,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协调一致,即个人与共同体真正地融为一体;
第四,个人真正掌握分工的力量和共同体的力量,唯有实行公有制才能实现。
引申含义可总结为:
第一,个人在权力总和与权利总和中的份额完全相同;
第二,个人对权力总和与权利总和的影响程度完全相同;
第三,个人之间完全不存在利益分歧。
依据上述条件,对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聚集体中的相关变量进行赋值,便可得到共产主义社会(或真正的共同体)模型,具体赋值为:

共产主义社会模型可表示为:
                                          (12)
                                          (13)
其中,分别表示任何一个人的权力和权利。
再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中理想国家的均衡条件,即(4)式,可得:
                                                             (1)
于是,共产主义社会模型的简明表达式便复归为社会契约理论中国家成立的条件式,这表明两种理论有着类似的价值内核和人文理念,即对自由和平等的竭诚追求,并渴望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平等地发展。
模型解析: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付出的权力完全转化为权利,无任何的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实现了最优交换。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横向和纵向意义上的绝对平等和完全自由,并以此消解了所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社会处于一种完美均衡状态。
对于按劳分配的理解,笔者将引述曼德尔的“丰裕与闲暇”概念[34]
丰裕被曼德尔界定为“需求的饱和”,而非无限制的过度索取和过度消费;闲暇即为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体系下,工作日的绝对减少(伴随着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减少)和自由时间的绝对增加(实现闲暇可能需要仰赖国家的力量)。曼德尔对于“按需分配”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现实层面开展对自愿分工的追求。同时,全自动化生产和大数据应用提供了一条实现“科技计划经济”的现实路径,有助于个人摆脱具体劳动形式的束缚,追求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三)理论模型现实化:社会主义社会模型
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只是共产主义的不完全实现形式,但却是共产主义的必要过渡阶段,已具备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征[[xxvii]],在这个意义上,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调整权利总和的实现系数,即令,便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型:
                                                       (12)
                                          (14)
模型理论含义:较之于虚幻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做到了对个人自然权力完全相等的认同,即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存在任何特权阶级,所有人都是国家权力的平等贡献者,因此所有人都是社会权利的平等分享者,比如社会法律严格且平等适用于所有个人,资本或强权再也不能扭曲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实现了权利完全由人民掌握,即“人民当家作主”,较之于真正的共同体,虽尚未完全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然存在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但权利已由存在差别的阶级掌握转变为全体人民共同掌握,所以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并非由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独自承担,而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社会矛盾已由阶级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和社会次要矛盾[[xxviii]]。
模型与现实相结合,则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虽仍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社会中仍存在许多“非对抗性矛盾”,但通过真正民主的方式,便可以有效解决。例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物质资料贫乏的时代,人民政府必须对极其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而有效的配置,以实现更好的发展。但无疑地,资源的效率分配便意味着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这导致地区、行业和民族等等之间的发展差距,有的地区、行业和民族的社会权利得到了充分实现,而有的地区、行业和民族的社会权利仅得到部分实现。整个社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但这绝不是由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和某一民族独自承担,而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并且通过民主协商,合理而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资源,才能实现更快、更好发展,这是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永恒主题不再是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血腥的阶级革命,和谐发展是各个阶级的共同追求。
(四)阶级归一
社会主义社会仍有阶级,但阶级之间的关系已由斗争、对抗和矛盾,转变为合作、联合和统一,这种转变是自主的和有意识的,因为斗争、对抗和矛盾只能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铁与血的斗争只能带来泪与悔的不甘,殊死的搏斗不能换取永久的和平,只能换取永久的斗争。
整个社会处于阶级归一状态,即阶级间的趋同与合作,所有阶级化归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阶级的力量整合为统一体的力量,阶级的利益转化为统一体的利益,阶级的诉求强化为统一体的诉求。但归一不是超阶级的,归一是建立在承认阶级差别的基础上,归一强调和谐性但不忽视斗争性,归一力求实现的是阶级间非对抗性的合作。
社会主义并不否认阶级存在,并不忽视阶级力量,并不错估阶级状况。可以淡化阶级,强调阶层,但不能无视阶级。国家正视并认真对待阶级力量,有效而准确地协调阶级矛盾,使其处于长期动态平衡,不对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造成负面消极影响。
随历史阶段不断向前推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资料愈加丰富,社会制度更趋完善,个人社会意识持续觉醒,个人社会权利得到更多地实现,权利总和愈加趋近于权力总和,相应地,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愈加趋近于零[35]。但必须强调社会权利的实现内容、实现形式和实现手段等,会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
在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影响社会性(即全部阶级)实现系数的主要相关因素,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适应度和社会意识觉醒度,当然还包括其他相关因素。即:
                                              (15)
 
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作用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以降的政府-市场理论:一个简述[36]
在重商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的理财术”(孟捷,1997:50),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待经济的极端重视态度,发展不对等的限制性国际贸易,提倡出口并限制进口,以追求金银货币财富的巨大增长,并以此作为国家实力增长的标志。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有利于增进金属货币数量的手段,都是可取的。重商主义固有其极端的货币拜物教主义缺陷,但其对待市场的态度去显出实用主义作风。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受到众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其要点可简单归结为充分竞争的完美市场必然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必然排斥一切干扰市场运作的因素、机制和组织,政府首当其冲,或言之,承袭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排斥政府干预,表现为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管制和政府税收必然导致无谓损失。在此,政府与市场彼此对立,相互冲突。
而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私人投资具有难以避免的投资惰性,并由此导致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因此倡导政府掌握社会投资权力,以弥补纯粹私人投资的弊端,政府干预市场具有必然性。但实质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抑或是凯恩斯主义乃至后凯恩斯主义,都将政府当作市场运行不良时的补救措施,当做市场补丁,当做市场“救火员”。政府并未真正取得能动的积极评价和有效认可。
李斯特主义强调国家和政府设立关税制度,实施贸易保护,以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和国内市场培育。而李嘉图主义强调比较优势论,倡导国际贸易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产业分工等级的国际分工体系被强硬塑造且永久固定下来,工业国与农业国在自由贸易中的不平等地位永恒不变。李嘉图主义与李斯特主义虽然在关税政策上截然相反,但都凸显出国家和政府在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重要作用。在市场发展初期,国家和政府推行关税保护主义,避免国内市场受到外部竞争的压力;而在度过初期阶段之后,国家和政府推行自由贸易主义,国内市场向外扩张以追求更多价值增殖空间。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家和政府被界定为“第三方强制实施主体”,发挥着其他市场主体所不能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提供作用和执行作用。契约行为本身包含着违约可能,为避免极端条件下,因制度缺失或制度执行不力所带来的市场崩溃,有必要建立或创造一个超越契约双方的第三方制度监督主体和强制实施主体,这个主体便是国家。国家和政府进行强制性监督和制度性约束,可以降低社会总交易成本,更好的发挥市场作用。但其对国家作用的总结,仍限于新古典主义的“大市场,小政府”范畴中,未能充分反映现实。
(二)国家作用理论:一个目的论[37]的简单阐释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标示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从而统治可作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为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国家会建立相应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实施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有效控制阶级矛盾,使之维持动态有机平衡,这在本文第二节已得到讨论,但这只是政治领域的国家作用。
在经济领域,国家依旧会进行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到了讨论,但这也凸显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足,即着重关注经济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经济价值的生产。国家作为一种复合型经济制度(孟捷,2019)[[xxix]],不仅在经济价值实现之中承担着巨大作用,而且在经济价值生产之中也肩负着重要作用,即“国家具有显著的生产性功能”(杨光彬,2017)[[xxx]]。
在社会领域,仅靠非国家(政府)的社会主体难以保有和实现“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在自由主义时代,斯密强烈排斥资产阶级成为“人间统治者”,他已然体认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体两面,他试图利用国家来协调经济价值生产所引致的社会价值的不平等。在马克思那里,一个自然日被区分为工作日和自由时间,工作日进而被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分别进行劳动力价值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而自由时间则进行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或言之,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恢复劳动力,并自愿进行真正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实践活动。在为价值增殖内生欲望所控制和为市场竞争外生条件所强制的人格化资本(即资本家)看来,经济价值的增长是其存在的唯一条件和最终目的,因此,资本家采取一切的手段、措施和方法,增加劳动日在自然日中的比例,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在工作日中的比例,相应地,减少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减少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简言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共存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体系之中。并且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愈加受制于和从属于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欲望和市场竞争需要,从而经济价值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和全部,人类的全部生活被经济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所掌控,经济领域膨胀为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非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被“合理的”牺牲了,社会领域萎缩至人类生活的无名角落,政治领域却在因其固有弊端,主动或被动地强化着这一切。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地位、力量和作用超越其他一切主体,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逆转经济价值膨胀的极端趋势,使得人类回归社会价值增长的应然路径。
图二:     一个目的论视角的国家作用构解图[38]

 
 
 

 

在此,我们可以体认到国家作用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全部角落,国家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分配性功能和协调性功能,而且具有监督性功能、约束性功能和控制性功能;国家不仅处于政治维护领域,而且处于社会协调领域,更加处于经济生产领域;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生产力的重要承担,不仅是适应经济基础的衍生物,而且是影响生产关系的能动主体[39]
 
六、结语
 
社会契约理论交换概念,可以作为数理模型分析的切入点,引入商品二因素和交换概念有助于厘清国家演化的本质和建立相关的模型。本文仿效《资本论》中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40],梳理相关理论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本文认为,从社会契约到阶级工具,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不断加强,相应地,理论解释力不断强化,国家演化的本质也到了更加正确的阐释,理论演化助推现实理解。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个人要求国家实施必要的制度性约束和强制性监督,以减少不必要的权利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国家不断演化,其作用不断得到强化。而随着历史阶段的不断推进,生产力不断增长和巨大提高,阶级矛盾的斗争性不断淡化,社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国家作用由阶级统合转变为阶级归一,权力虚费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愈加趋近于零。
与传统的国家演化理论相较,本文以权力与权利的交换作为出发点,引渡商品二因素和交换概念,进行抽象和量化分析,建立相应的数理模型,实现了对国家起源的历史唯物论范式的理解,从另一视角解释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更加具体而准确地感知国家存在。
但限于笔者学力,本文仍有较大的不足和可供改进之处。首先,数理分析有待细化,本文对现实世界难以测度的权力和权利进行了必要量化[41],但过于理想化和粗放化;其次,相应模型有待优化,本文对复杂的现实因素进行了必要分解,但过于精简化和单一化;最后,与政治理论的结合有待加强,本文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概念和方法对国家起源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解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政治理论的结合。总体上,本文是一篇基于理论的逻辑推导类文章,并不强调实证分析,同时,本文是在假定自然权力的绝对量静态不变的前提下,动态地讨论社会权利与权利虚费之间相对量的变化。本文的研究可以从细化量化分析、优化相应模型和加强与政治理论的结合度等方面入手。
自新中国成立,历经七十年的巨大发展,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权利日益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高速发展,创造了为世界所称道的“中国式增长”,如何解释“中国式增长”成为了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理应强调资本、技术、土地和管理等要素的投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放以及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等西方经济学研究所不可忽视的表面因素。但同时,我们必须切记根据中国现实国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我们决不能忽视国家稳定在经济建设、发展和开放中的基础奠基性作用,也决不能忽视国家政策在引领经济建设、发展和开放中的重要导向性作用和积极支持性作用。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决不可忽视国家的演化及其作用。
生于阶级归一的时代,阶级概念被刻意弱化,这有利于和谐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阶级存在,忽视阶级力量,错判阶级状况。较之于清醒且主动地促进思想进步,盲目且被动地接受思想改造显然是低效且代价高昂的。思其本质,求其本源,识其本来面目,方能衷心认同、衷心热爱和衷心维护,并为其奉献热诚一生。
本文的比较静态非均衡分析框架[42],见图三(转下页):
图三:          比较静态非均衡角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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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于学力,笔者对SSA学派的概述仅为个人拙见,笔者亦希冀在此后的学习中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理解。
[2]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平等的个人互相订立自由契约,让渡个人权力,聚合为国家权力,国家才由此产生,自然才转变为社会。似乎社会契约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而不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似乎社会权利是由全体个人的契约交换而产生的。其实,本质上,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只是个人属性在不同场域的不同体现,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转变关系,更趋向于交换关系,只是这种交换由于自然权力的垫支和社会权利的待支而变得迷惑人。总而言之,用生产概念来解释自然权力转变为社会权利是具有局限性的,而用交换概念来解释却可以部分揭示社会契约理论的局限性。本文更倾向于社会契约理论只是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表象,掩盖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本质。
[3]商品和交换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自人类产生,就存在商品和交换。盲目将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商品和交换宽泛的应用到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是存在一定历史和逻辑错误的。但在本文中,强调商品和交换的工具性使用,重视历史局限,但突破历史局限,以更好地实现对相关理论的量化剖解。
[4]虽然是简单的,但却是固定的,而非偶然的,换言之,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交换,固定为个人与国家的交换,在现实中,此种交换甚至具有强制性。
[5]马克思在《资本论》大量运用数理工具和量化模型,如著名的部类分析模型,但马克思只是将数学和模型当作工具,当作更好地表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规律的工具。本文同样只是工具性地使用数学和模型,以实现对社会契约理论和阶级工具理论的更好理解,而非单纯为了虚构看似优美却毫无意义的数理模型。在现实中,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虽然很难像对商品一样进行具体、准确和有效的量化,但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利是有大小之分的,并且进行抽象和数理分析有利于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6]在此,笔者不愿卷入讨论“虚费”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的泥潭,因此综合使用这两个概念。
[7]李步云教授在《论人权的本原》中,对国内外的权力本原学说进行的较好的总结,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之。
[8]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版,第377-378页。
[9]在此,笔者并不愿意使用“生产关系”这一狭义且背离马恩本意的概念,而更倾向于直接使用“物质生活本身”这一更具广泛性、代表性和决定性的更贴近于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唯物主义概念,但为了与国内“生赋人权说”展开对话,不得已而沿用,望读者明鉴之。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物质生活本身”可相互替代,对于这一点的讨论可参见下节。
[10]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8页以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页。
[11]转引源自于孟捷教授的专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6-7页。同时,可参见巴里巴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载阿尔都赛、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第261页。
[12]在此处,笔者受到了孟捷教授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观点的启发,有兴趣和愿意深研的读者,可参见该专著的第一、二和三章,必定会有较大的收获。
[13]为了克服拜物教倾向,必须追问生产关系对社会存在的实体-主体(即个人)的意义,或言之,必须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内化于个人劳动实践。
[14]《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
[16]同上,第467页。
[17]批判性使用这一概念,“逻各斯”并不存在,但不必或尚未见之于正式法律的人类理性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18]当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有制和分工统治整个现实世界,占有他人劳动力和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特定生产关系成为可能。
[19]《资本论(纪念版)》第三卷,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994页。
[20]《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9页。
[21]《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11页。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2]望读者不要进行机械式生硬对应,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本身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既处于经济领域,又处于社会领域,亦处于政治领域,从而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与分配过程交互处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因而经济权力、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具有内生性机联系形式。
[23]可参见高岭:《马克思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纲要——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学说的拓展》,载《政治经济学报》第十四卷,2019:暂缺。
[24]笔者对孟捷教授的观点所举的简单例解可能具有拜物教倾向,尽为笔者之过,但亦为社会之现实,望读者明鉴。
[2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提到:“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此处,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述,包含上文讨论的社会再生产角度的生产关系,即“再生产关系”。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8页。
[26]可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16年版,第56-60页。亦可参见马克斯.韦伯:《天降之任:学术与政治》,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7页。
[27]韦伯的权力(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性、服从性乃至强制性的政治统治权力(威)。贸然与前文讨论的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利)进行比较,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笔者旨在借鉴韦伯对权威表达手段分类方法,而不进行对韦伯权威理论的无意义“非难”。
[28]可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相对应,笔者不再赘言。
 
[30]必须强调,本文此处及之后的权力与权利都是严格基于历史唯物论的,权力与权利是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本身”)在不同时空场域的不同体现,而非是社会契约理论中的政治学或法哲学概念,或言之,本文的本体论基础严格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同时,虽然权利由于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状态下,有较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本文的分析,因为无论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强权,还是资本社会的经济强权,都无法掩盖权利并未充分得到实现的真相。权力与权利之间的衍生、表达或转换,仍可用交换概念来构解。
[31]本文是在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构建相应的模型。权力与权利之间未能完全转化的矛盾,只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阶级矛盾的具象化表现,而非阶级矛盾的本质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抽取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显化矛盾有利于具体表现阶级矛盾,进而构建相应数理模型。
[32]可参见第二节。
[33]可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2018年版,第29-32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异化”概念受到了青年马克思的极大关注和重要运用(甚至“滥用”),但在《资本论》这一马克思最重要的成熟著作中,对“异化”进行了扬弃,使之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异化”与“非异化”是同一过程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正如资本主义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又包含着不合理性(参见第二节)。在“前共产主义时代”自然分工的条件下,“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只是的自然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将“异化劳动”与自愿劳动进行生硬比照,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和超脱现实的不合理性,望读者明鉴。
[34]可参见曼德尔著;孟捷等译:《货币与权力: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4页。另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5页。
[35]数理模型拟合的结论是完美而唯一的,但这并不代表数理决定论和历史必然论,数理模型只是现实世界的抽象表达,不可能完美契合现实,但数理模型的准确运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
[36]限于学时和学力,笔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掌握得不甚到位,希冀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强化和不断加深。
[37]归根结底,目的来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亦即目的论具有历史唯物论基础。
[38]双向箭头指交互影响,虚线表示存在异化的可能,单向箭头仅表明目的方向单一性。
[39]带有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其中意味,读者明鉴。
[40]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版,第21-22页。新进的对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进行深入论述的文章有孟捷教授著: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争论为参照[J].财经问题研究,2019(01):13-19。同时,于2019年7月3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教授在他的关于“《资本论》的四部手稿”的系列讲座中的第二讲中,对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进行了精细和独到的解读,感兴趣的读者可关注其后续。
[41]难以测度只是由于信息收集的困难,正如曼德尔指出:“的确,要对商品中的劳动量进行量的计算是困难的。但这种困难与其说是概念上的......,还不如说是由于缺乏确切资料而造成的。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商品的劳动内容进行量的计算,必须打开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帐薄,并且根据生产现场的证据对这些数字加以核实。”可参见孟(曼)德尔著;仇启华,杜章智译:《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42]类似于数理模型,此处的理论框架并非就是对历史现象的唯一准确表达,好比框架中的箭头指向是唯一且确定的,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演化的严格方向,现实中存在着的许多变数并未在框架中体现,框架只是一般历史趋势的抽象总结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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