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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有资本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多维思考 ——“新时代深

时间:2019-12-20 08:49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5卷 作者:吴丰华,郝嘉鹏 点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对这种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应该如何认识,又该如何推进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2019年3月17日,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深化国资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暨《中国有企业业改革发展2018蓝皮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着力打造的重要年度报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2018蓝皮书》。与会国资监管高层、业内专家和领域知名学者围绕新时代加强国有资本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就“新时代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国有企业分类分层改革”和“新时代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等七方面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刊集结整理核心观点,奉献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政商学三界加强互动,助力新时代深化国资国有企业改革。
 

一、新时代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对国资委管理资本的问题进行了界定,指出了管资本所包括的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国资委的管理使国有资本做大、做优、做强,二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管资本为主,是一个不断接近的目标,需要各方面配套改革齐头并进,并非一蹴而就。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强调了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在管资本中的重要定位。他认为加快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是推进国有企业机制市场化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高度融合,这一目标要求明确出资人的职责定位,使出资人按照股东的行为方式履行职责。以管资本为主不应仅仅体现在国资委的层面,还应体现在国家出资企业的层面。国有企业改革应设计国有资本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两类公司。国家出资企业不能只要求国资委放权,自身也给子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充分的自主权,鼓励其自主发展,使子公司成为混合所有制公司和上市公司,从而使得国资委和国家出资企业真正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管资本为主的改革要和现代化经济体系齐头并进,包括市场机制、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信用体系和政府管理市场的能力的建设。国资委现有监管系统不应只是事前的管理监督,还应包括事中事后的监督,让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同时,管理好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的过程,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对资本属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国有企业属性认识的深化。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认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改革,将使国有资本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管资本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管资本的改革不仅涉及国资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变化,还涉及政府其他部门与国资监管部门、企业的关系变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局部改革必将牵动全局变化,整体倘若不动,局部改革便无法成功。因此国资监管部门和政府其他相关部门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协同改善与企业的关系。要注意区别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监管关系与母公司对子公司或总公司对分公司关系的差别,后两种关系是属于完善公司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内容。
管资本为主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政策环境。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明星指出以管资本为主的前提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独立性、完整性和相对彻底性有机结合。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以及西方大部分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制度性的、特殊性的、引导性的财政补贴。如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独立,不再包含公共预算,国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引导、投资和补贴属于股东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就可以一方面化解西方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非议,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立性。管资本为主不是简单的货币时代概念,而是如何将货币资本浓缩为生产力。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在于没有市场导向,制度支撑不到位。推行军民融合政策能够真正保护支持技术发展,释放科技资源,结合双创、三去一降一补,引入好的企业、好的平台、好的基因进入市场,释放能量,实现科技资本的保值增值,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但仍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与职能转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郑东华认为出资人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关键是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处理好出资人职能与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关系。党在十六大确立并一贯重申的三分开原则使得政府双重身份导致国有资产和国有产权不清的困扰得以破解,政府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实现了分离,履行出资人职能而不承担政府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相应建立,国有资本所有者有了人格化代表,权责统一有了明确载体。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关键是进一步明晰出资人与政府部门的权责边界,保障出资人权益的完整性、独立性,赋予出资人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益。此外,出资人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后,政府部门是否直接管企业、插手企业法人等内部事务,是否会造成新的政企不分、政职不分、职能错位,也需要思考和注意。在新时代,仍然应当坚持三分开原则,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把职责放在依法依规行权上,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管理好国有资本,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确保沿着既定改革方向深化改革。二是尊重和维护国家出资企业法人地位,处理好股东权益与企业法人权益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形成了协调运转、有效协同的公司治理机制,成了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主体。正在进行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大幅改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基本建立、提高国有资本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求改进和加强企业法人治理,前提是保证法人权益的完整性。出资人应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积极履行股东职责,维护股东权益。管资本应当将自身经济行为纳入法人治理之内,逐步在企业法人治理框架内依法行使股东职权替代。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管资本为主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按照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仅仅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出资人和企业法人权益的完整性,以竞争中立对待各类资本,把主要力量放在制定规则标准、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公平竞争上,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三是探索改进企业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处理好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国有资本规模的庞大和市场经营的专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无法直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作为出资者将国有资本经营权按照一定条件委托给专业经营者,与其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为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获得投资回报,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往往为代理人采取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监管措施及激励约束机制。这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种市场化的监管方式,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具有一定的弹性,避免了行政化监管的刚性,适合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调节与管理。现代企业经营发展的实践表明,委托人对代理人保持激励与约束的均衡极其重要,强激励弱约束和强约束弱激励容易导致代理风险和效率损失等问题。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建立以来,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考核管理,优化激励约束,推动国有资本效率不断提高,国有资产规模迅速壮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完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在国有经济规模发生巨大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经营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代理人适应市场、驾驭企业的能力受到空前的挑战,管理者付出的劳动与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强约束弱激励的问题凸显,隐性的效益风险加大,成了制约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因素。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本监管,要更多运用法制化、市场化、信息化手段,解决委托人对于代理人激励约束失衡的问题,重塑激励与约束的均衡状态。在已有措施基础上,委托人还应承认国有企业家在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核心作用,运用市场化手段发现和评价代理人的劳动价值,综合考虑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充实代理人敢于担当和承担风险的成本,充分激发代理人创新的热情和激情,为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重大问题当中,管资本是国资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也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教授从产权角度分析认为资本是一种所有权的归属,反映了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占用资产的来源及权益归属。管资本为主,主要以资本经营和运作为主要的手段,以资本保值增值为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企业经营者选聘、资本投向、资本收益等重大事项进行制度干预,通过简政放权和市场化运作,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对于国资监管而言,不应该把管资产、管资本、管企业割裂开来,不能把国资监管以管资本为主理解为对企业、对企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以及经营管理不闻不问。以管资本为主不是对管企业为主的全盘否定,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只管资本不管企业,管资本既要继承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合理性因素和在此体制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也要看到从资本单纯追逐利益的天性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从资本角度来讲,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并不与民营资本的发展壮大相矛盾,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管资本确实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完善基本制度的要求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制改革都要求管资本的改革,管资本是建立和完善公平市场环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要求,只有管资本才可以给企业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好激发企业活力,使企业自主进行结构调整和布局。管资本为主以现代企业体制的建立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为前提,以国有资产证券化为基础,要求国有企业经营运行的效益和质量达到较高的水平。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这个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政企不分、法律敬畏不强、人才缺失等障碍,因此要严格依法治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好体系监督。
管资本问题不是一个职能转化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改革或者说是顶层体制的重构。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荣兆梓教授指出国有信托基金制度是管资本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实现进一步改革,应在国有资本的顶层管理上全面实行信托基金制,根据国有经济的多重职能,分别设立若干大型、特大型国有基金,进行分类管理。国有基金管理公司与所投资企业之间应当结束目前仍然存在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之间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平等市场合约关系,推行代表董事制度。国资委应当作为一个代表政府的基金监管者出现,而非直接作为国有基金所有者代表出现,政府不应该是直接的受益者,而是应该让全体人民作为国有基金的受益者。
管资本为主的思路从客观上来看是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主流思路的自然延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对管资本为主的思路进行了客观评述。他认为资本除了货币意义上的资本之外,也包括技术投资和管理方式。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地位在下降,但国有企业给民企的崛起在很多方面提供了条件,包括管理能力和管理资源的准备。在管资本改革后,国有企业能否持续地把将管理技术和能力输出给民企,进行跨所有制竞合,成了一个问题。彻底以管资本为主带来的结果可能会是国有企业组织形态创新会淡出国资委的视野,导致这种跨所有制竞合无法实现,因此国有企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起引领作用。
 

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要坚定市场化方向,不断深化对市场化过程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将市场化过程中的认识分为四点:一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二是从产权机制出发的产权改革,三是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机制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在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上要分两个维度:一是企业层面,产权现代化的维度。二是企业市场化管理的层面,市场现代化的维度。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希望国有企业有全新的变化,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半新型,即产权没有现代化或没有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国有企业。目前改革的目标是将半新型国有企业推向全新型,把改革滞后型国有企业推向半新型或者直接推向全新型。
回顾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梳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走向有着重要启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种是市场机制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另一种角度是除了市场机制之外,企业在经营活动当中通过管理方式的创新开发出来新技术的过程。他同时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两种办法:一是把市场机制逐渐引入国有企业。二是推动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适应市场机制,形成新的生产管理方式。现实当中,两条路径并不互相排斥,但后者更容易被忽略。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柴高峰认为要想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必须使其在市场上竞争、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只有充分发挥竞争机制才能够实现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他反对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人为重组,认为不切实际的上下游产业互补、产业协同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受到损失。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主张按照资本规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相应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目前中国的基础性产业部门存在一大批国有资产主导、缺乏市场竞争、难以做到资本化的垄断性行业,他建议让非国有资本进入而不是国有企业的资本进入市场。只有破除垄断,让各类不同的资本在市场中公平竞争,才能够将资本化的问题落到实处。
要理解国资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必须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探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报》主编孟捷从多个角度对市场失灵与国资国有企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国家可以对市场失灵的问题发挥作用,国资和国有企业正是发挥该作用的一个载体,这是理解国资国有企业作用的第一个角度,即国资国有企业的内生动力。第二个角度是从市场多样性出发,由于市场结构的存在,不同的市场有着不同规律,导致了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国资国有企业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因此国资国有企业并不具有一般性的克服市场失灵作用,要慎重看待管资本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抓顶层设计,也要尊重基层改革首创精神。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就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效率提升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是个实践问题,需要依靠国有企业广大干部员工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和活力进行实践和摸索。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国资委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过程。放弃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私有化是不可取的。长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理清了资本和市场结合的方式,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中间链条,给出了国资和国有企业面临难题的破解答案。
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还需澄清改革中存在的困惑。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杨春学教授对于混合所有制存在的困惑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的核心是治理问题,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重新进行产权制度安排,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各种所有制的资本的“长”与“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缺点、所有制的互补方式,都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亟待回答的问题。国有企业引入外部资本后,国有资本存在控股和不控股两种形态,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变得尤为重要。整体来看,上市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产权制度安排要优于未上市的国有企业。融合了国有资本控股和非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在激励机制方面会发生的重大差异,以及发生重大差异的方式,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瑞教授辨析了混合所有制和所有制中性。他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混合所有制是公和私的混合,而所有制中性却是公私不分。产权清晰是必要的,对待清晰的公权和私权的结合、使用、态度和政策,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并随时间进行政策调整。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教授指出了很多人对以管资本为主的错误认知,即监管部门不再管理企业的问题。对资本的管理只限于存量上,而更多的问题存在于增量之上,即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把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问题,这就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所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都有重大意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栋教授认为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较好处理公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形式。在混合所有制的条件下,一个企业中既有国有资本又有民营资本,在市场中共同经营,按照等量资本领取等量利润的方式,使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从竞争关系转为合作关系,从而可以处理民营资本和公有资本之间的矛盾。由于企业文化、企业家不同想法的存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需逐步推进。民营企业家应当转变自己的观点,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报国家给予的便利,同国有企业共同发展。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资本管理运作方式,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荣兆梓教授主张每个企业的国有资本以基金管理公司为代表,由国有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商业性机构与民营企业和民营投资者进行平等谈判,这是进一步顺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方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栋教授主张通过大数据发现过剩产业和仍需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在提高行业集中度时,仅在该行业建立几家集中度能达到整个产业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从而带动一批中小企业,保证国家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四、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放开民营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上存在有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存在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种形态。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栋教授认为,从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深刻改革,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一般性解释之上。他尝试通过揭示产权关系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明我国产权的实际关系。私营产权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但又不足以实行按劳分配阶段的产物,按劳分配与私人产权是一面镜子的两面,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就必定产生私有产权。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不断增加,其私人产权也获得不断地增长,只有产权无限供给的时候,私人占有方式才会消亡。而公有产权是个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并借助集体和公共的力量来满足个人需要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式。公有产权的产生与发展本身也具有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社会日益的复杂化,人类所产生的共同需要也会增长,导致公有产权也不断增长。他归结了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发展的趋势:以国有制为主导的公有制不断向前发展壮大,以劳动群众个人产权为代表的私人产权也不断发展壮大,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向着双强的方向发展,而非此强彼弱、你死我活,继而实现社会产品和财富的极大丰富、公有和私有产权的界限的逐渐消亡。所有制的这种变更、变化是有条件的,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应该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只有到了生产力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公有、私有的界限才会消亡。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较好地处理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的形式。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提出了“共同基础论”,即共同构成执政基础,用“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八个字分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他从四个维度解释了“共同基础论”:一是理论维度,21世纪的人类包容性体制总体上优越于排斥性体制。二是实践维度,民营经济占中国国民经济流量的很大部分。三是历史维度,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新中国主要的五种经济形式。四是国际维度,把中国特色的“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融合起来,是我党提出重要的战略判断,目前仍需要进一步融合。他指出要用两只眼睛看中国的格局——研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不能只看流量,还要看资产存量。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部资产里边国有资产占比、民营资产占比和外资占比。通过对民营资产和国有资产的测算,他发现从流量指标考察,民营经济占大部分;但从存量指标考察,国有经济占大部分,而且远高于民营经济。用两只眼睛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明星结合科创板的规划和现代互联网公司的迅速发展,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国有资本应当尽早发现并投资具有潜力的民营公司,从而实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
 

五、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定位。国有企业的定位包含践行国家战略、国有企业持股、公共自然垄断等层面。其总体是基于两方面:一是弥补市场经济功能的不足,二是服务于某种特殊的战略。
对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瑞教授指出国有企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应考虑利润的合理化,不与民争利。他认为国有经济所具有的内在的组织协调性和利益的共同性,使其拥有抗击私有制特别是外国垄断企业围猎的优势。国有企业体制使其危机不会扩散到社会。国有经济采取的市场经济通行的治理方式——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制,解决了产权虚置的问题,提供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当性。此外,中国长期的国家至上的文化传统,使得社会容易接受国有经济的形式。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柴高峰认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应该是将自身放置在全球平台上创建一流企业,要让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同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企业同台竞技,展现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实力和风采。
对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从两个维度和两个具体内容做了分析:第一个维度是经济效益,包括反周期、提供雇佣、缴税和技术革新。第二个维度是在组织方式上发挥示范作用。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创新,一是技术创新,二是组织创新。在这两个维度和两个创新之中,改革的实践重视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国有企业要想实现效率提升,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创新,还应该重视国有企业的示范意义和组织形态创新,要将两个维度和两个创新方向紧密联结。
对于国有企业的作用,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二是作为宏观稳定的基石,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三是执行国家战略,如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和创新,又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的作用意味着国有企业不以利润挂帅,不与民争利。因此在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
 

六、新时代国有企业分类分层改革

关于具体的改革措施,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三个分类定位:公益型企业、竞争一类和竞争二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第一类国有企业是优质的国有企业,需要继续做优、做强、做大。第二类国有企业是一般性的、中间性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转型升级,实现效益提升。第三类国有企业是劣质性的僵尸企业,需要使其退出市场。他认为对于国有企业该做大应该鼓励做大,该破除的应该果断地破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指出分类改革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导致分类改革社会影响不大。他认为分类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其关键在于分类治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分类治理、监管、考核并不完全相等,分类考核是分类监管的一部分内容,而分类监管是分类治理的一部分内容。在给予国有企业定位之后,不符合企业定位的业务需要进行调整,调整之后的治理结构,包括监管、考核需要明确分开。他提出了央企深化改革的四方面原则:一是产业布局,有一定资本过剩的重化工业退出市场,转向新兴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二是经营业务结构,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业务也要进行分离。三是并购重组,要考虑竞争效率和规模经济,任何国有企业合并都应通过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审查。四是体制、机制、混改、重组、分类、工资结构等改革应协同推进,要进行综合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成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和综合实力,并得到全球业界的认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一系列能得到业界广泛认可的考核指标体系。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艺明教授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行分类考核。对于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要结合需求,考核所提供公共品的数量、价值和质量;对于提供准公共品和具有自然垄断性产品的国有企业,必须把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结合起来进行考核,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认为由于国有企业职责界定困难,再加之历史负担问题,分类在实践中很难划分,因此在分类基础上还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层。他指出笼统提出国有企业的概念,而不对全资、控股、参股加以区分,会造成对象上的混乱。在动态意义上,国有企业“类”的边界是市场发现,分类的边界变化深层次地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伴随。在具体配置资本时就需要分层,他提出分层改革需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所有权的派生。从政治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有终极所有权和所有权配置当中的实际企业场合的派生投资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概念必须严格限定在全资企业,其他企业都是国家投资企业。二是出资人制度。市场经济当中,存在治理场合的落实分层制问题,因为治理场合是按照股权权益组建董事会,根据一般议案和特殊议案,决定议案最终的选择问题。三是国有资本的使命。为服从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发展的任务目标以及国有资本配置对市场格局、竞争节奏的影响,国有企业必须考虑产业链各级的控制和影响,结合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目标,对不同国有资本在产业链条中分层次选择控股比例和方式。
 

七、新时代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

进入新时代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掀起高潮,成了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报》主编孟捷认为国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应将其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家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中也应该注重反映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使命。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抓机制改革。目前国资委管资本、成立投资公司管股权、竞争中性等改革大方向都已确定,国有企业仍存在的大问题是机制不活。国有企业改革最初就是围绕着机制破“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相较民营企业仍然存在着机制不灵活的问题。如今的机制改革主要围绕股权进行,实行员工持股、经理人股票计划、科技分红、超额利润分红权等方面改革。他认为过去的财富是归所有者,即股东利益最大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坚持公司利益最大化,结果是股东、经营者和员工都得到利益。建立分享机制是新时代正在积极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改革。
实践是检验国有经济成败的唯一标准,从四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可以总结出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大量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瑞教授指出市场经济繁荣的关键是竞争,在两权分离的机制下,竞争便与产权的性质无关,而是与产权清晰和治理规范有关。产权清晰、治理规范的国有经济也能够参加竞争。目前国有企业机制中存在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的权利和作用的发挥,我国国有企业注重的是治理层、管理层的权利,而工人的权利仅仅停留在福利方面,没有把劳动者当作财富的贡献者来对待,这样的机制不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为了实现竞争中性,应该比照国家监察委员会,把国家作为所有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职能分离开来,使国资委隶属于全国人大代表大会,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政府的监管和国家所有的职能分开。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聚焦在体制、机制、结构等问题。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机制问题则聚焦于如何使企业运作机制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结构问题在于如何调整国有企业经济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体制改革是首要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机制和结构问题就无法解决。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柴高峰就国有企业监管机制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管与被管、授权与被授权、放权与被放权的实质是一种博弈。首要问题是国有资产的布局,必须要认清国有资本必须坚守、不能动摇的领域。其次,企业家即企业管理人的选择对于管理好国有企业十分重要。最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央企的监管,还应该监管其二级企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艺明教授就国有企业分配制度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实行公有制时把企业创造的新价值按照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量分配,就实现了按劳分配,避免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他还对华为模式进行了分析,华为通过员工股权分配的方法把新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分配给员工,对企业贡献越大、收益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并且实现了集体所有权,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他主张借鉴华为模式,在国有企业推行劳动力报酬跟个人业绩结合,对有重大贡献的劳动者给予虚拟股份,股票分配向奋斗者倾斜。这样有利于在国有企业内部把企业和员工相结合,最大限度实现按劳分配,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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