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贾根良)

时间:2011-10-12 23:02来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作者:贾根良 点击: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摘要:与“华盛顿共识”把自由贸易、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截然相反,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却是在高关税保护、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内向型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突出的标志是美国领导了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技术创新是经济崛起的基础,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美国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反而铸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这主要归功于四个重要的因素:扶植和保护民族产业的基本国策;以收入均等化为特征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以内部改善、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性作用和农业创新体系等为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以新技术经济范式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组织创新。自主创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所在,美国在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自主创新 美国经济崛起  国内市场规模  战略性新兴产业

 

 

美国自独立后特别是从南北战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在成功地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中,这么高的关税保护率是世所罕见的。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此外,美国也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其经济崛起的,在1894美国经济崛起前,美国对外贸易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长期贸易逆差,只有在1876年之后,这种贸易逆差状况才开始被逆转;第二,外贸依存度一直不高,长期保持在12%-14.1%之间,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崛起是在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实现的。但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却在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与英国和德国共同领导了技术创新的浪潮;而到了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美国却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验与目前普遍流行的看法大相径庭。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在闭关锁国”和科技落后的情况下,铸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呢?

   

一、扶植和保护民族工业是美国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在美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工人的工资还是美国工业的资金成本都比当时的领先国家英国高。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工业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因此,亚当·斯密在美国独立时,就曾警告美国人不要涉足工业制造活动,坚称从事农业是美国注定的宿命。但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遭到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坚决拒绝,他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的关系”。[]在当时,美国人知道,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导致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美国就无法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的比较优势,美国就只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担水劈柴”的悲惨地位。

显而易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的工业将无法生存,这是美国实行高关税保护的基本原因。但是,在关税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高工资和高资金成本的美国工业生产率在没有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没有国际市场的。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就只能完全依赖国内市场,正如美国经济史家福克指出的,“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由此可见,保护美国工业就是保护其国内市场并独享其工业化收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在高关税保护的同时,坚决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为了引进外国技术,反对英国的专利垄断,拒绝对进口技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的保护主义在当时曾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指出:在保护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美国工业必定是价高质次的,消费者为此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保护主义保护了落后,破坏了自由竞争,美国通过保护建立起来的工业将不会有“自生能力”,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护主义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的竞争:19世纪70-90年代剧烈的竞争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使许多企业来不及收回固定资本投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高关税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在当时遭到了因政策建议而得到美国政府多次嘉奖的威尔斯的坚决反对。[④]保护主义的结果是,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⑤]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保护主义,美国的工业发展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首先,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英国产品的大量涌入将占据大部分美国国内市场,甚至垄断其国内市场,美国工业将因缺乏市场而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其次,在没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将利用其宗主国的科技优势,控制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在美国国内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阻止美国企业的自主创新。美国经济史家阿巴拉莫维茨、大卫和赖特的研究都证明了,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崛起依赖于其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的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依靠的是高水平的国内储蓄,使用外国资本占有非常低的比例。[⑥]

对于美国在当时拒绝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并实施保护主义的基本国策,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1873年就做出了非常富有远见的断言:“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关税保护在比如说25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25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中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⑦]美国在1894年的崛起证明了恩格斯令人惊叹的预见能力。

二、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是充分条件

    美国19世纪末的快速崛起导致了英国主流经济学的破产。面对现实,英国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903年不得不指出,“对外贸易对美国不是必须的。当他获得独立使他的国内市场大于整个西方市场,贸易保护不可能对他有多大伤害。他给予急需帮助的产业以必要的帮助,(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冲销了保护带来的其它经济损失”。[]事实上,小国由于狭小的国内市场,不得不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实现生产活动的规模经济,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则完全不适合于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是决定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所以与小国不同的一个基本因素,这是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保护主义实现自主创新的充分条件。

保护主义为自主创新开发广阔的国内市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美国著名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纳尔逊指出,由于普遍实施高水平的保护关税,巨大的美国市场得到有效的保护,欧洲产品很难进入。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有些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这种例子为数众多[]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英国由于工资太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此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得到使用。[⑩]这也就是说,一旦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反向工程”(马歇尔称作是再发明)被引进,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为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是美国为什么拒绝对进口技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种保护阻碍了国内的自主创新;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排斥外国直接投资而独享技术创新之收益的重要原因。

当然,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不仅是指人口规模,也不仅是指美国工人的工资从一开始就比英国高,更重要的则是指收入相对均等的需求结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不存在英国的贵族阶层,在美国崛起前的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需求结构是由大量的拥有适量土地、对价格适中的耐用消费品有广泛需求的自耕农所支配。与英国和欧洲相比,美国的收入分配更均等,因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化的和需求集中的国内市场,它不仅导致了营销和流通体系的组织创新,而且也在美国导致了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诞生,这是“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在美国兴起的根本原因。

工资增长是国内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把低工资看作是竞争优势相反,当时的美国保护主义者却把低工资看作是“祸根”,称作是“乞丐劳动力”。美国人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机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上高定价的国家到处都在击败‘乞丐劳动力’的国家”[11]。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发明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机械,因此,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依靠内需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也美国在1875 年开始的以钢、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力等资本密集型工业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

因此,美国经济的崛起走的是一条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1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也指出,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在这段时期,美国多次上调制造业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尽管出口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大部分制造商品还是用于美国国内市场。在人口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购买力不断提高,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市场更为集中,而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的下降则导致市场的扩大。”[13]第二,企业严重的内向倾向(先国内后向海外发展)。一般来说,只有在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分配网络之后,美国公司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14]只有在美国崛起之后,“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15]

 

三、内部改善、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性作用和农业创新体系

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美国如何通过开发广阔的国内市场,利用技术创新的成果实现后来居上的?笔者认为,在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形成的以内部改善、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性作用和农业创新体系等独具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812-1815年的英美第二次战争结束后,美国的保护主义者发现,由于美国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畸形发展,美国的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主要局限于大西洋沿岸以英国等海外市场为主的一些城市,广大内陆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开发。因此,美国当时的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在1824年提出了“内部改善”的构想:运用关税收入等通过政府干预的形式,创造以公路、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形式存在的基础设施。“内部改善”的目的是通过公共投资的形式,降低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进而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体成本,从而使生活和商业经营成本最小化,提高国内市场运转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由于“内部改善”这种大政方针的巨大影响以及内战结束后美国的“格兰其(Grange)”立法活动的推动作用,美国政府和社会最终接受了铁路等基础设施属于“公用事业”并应该受到政府监管的观念。农业历史学家施莱拜克认为,“公用事业”是美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概念之一。最后,“公用事业”的概念延伸到银行、金融市场、能源、水电、通讯等多项经济领域,[16]对美国通过大力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为技术创新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由“交通革命”所导致的国内市场扩张并不亚于技术创新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它对美国资本密集型和规模依赖型的工业兴起并在19世纪末取得全球竞争优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在美国经济崛起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关键性。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许多落后国家在经济追赶的初期发展很快,但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各种矛盾激化,以至于陷入停滞之中,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作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陷入这种陷阱与装备制造业大量依赖发达国家密切相关: 经济追赶的初期是通过进口国外机器设备进行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但在进行装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时却遭遇惨败,因而由于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导致了外汇短缺,并由此引发了持久的债务危机。而拉丁美洲装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之所以惨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装备制造业的保护并与鼓励外资支配这个部门直接相关。而美国在其崛起过程的一开始就对装备制造业高度重视,卢森博格通过对美国当时专业化机床工业崛起的研究,展现了土生土长的技术群体如何通过自主创新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美国的“粮食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果追根溯源,美国目前在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优势实际上早在美国经济崛起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美国独具特色的由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所构成的农业创新体系,这是美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在自主创新上史无前例的创造。在美国农业创新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三个里程碑式的农业科学化法案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见下表。其中,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不仅正式拉开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农业教育的序幕,而且它也从此“开始建立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创造了许多新校园或提升原有大学”(纳尔逊和罗森伯格,1994年)。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赠地学院不得不注重科学研究,因此,美国政府于1887年通过《哈奇法案》,当年就有12个州相继建立了农业试验站。然而,如果农业教育和科研没有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它就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美国政府于1914年通过了以建立农业推广站(中心)为核心的《史密斯-利弗法案》。美国农业创新体系不仅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农业,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美国农业创新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农业科学化法案

四、新技术经济范式和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组织创新

像所有的工业化后来者一样,美国的经济崛起也是从转移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始的。正如藤泽曼指出的,美国在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并不是主要的新技术发明者,例如钢是在英国、化学和内燃机是在德国首先取得突破的,作为这些技术进步基础的科学也主要是在这两个国家得到发展的,即使是电力和电学的技术发展,美国也不占有领先优势。[17]然而,正是美国而非英德在1914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除了前面谈到的扶植和保护民族工业、广阔国内市场规模和内部改善、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性作用和农业创新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外,导致美国后来者居上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抓住新技术经济范式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美国在技术创新上后来者居上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人雅各布·肖恩霍夫1884写到的,“降低工资并不会使美国战胜挑战,然而良好的组织结构,以及优越的生活质量所带来的更高的劳动效率却可以实现这一目的”,[18]藤泽曼也指出,美国的崛起并不是靠某项技术的优势,而是以新技术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组织和营销因素的创新取得优势地位的。[19]这些组织创新主要包括标准化零配件互换的“美国制造体系”、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科学教育的大量投资、科研组织的创新以及由产业界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在市场营销、配送网络和企业管理架构上发动的组织革命,对于后者,钱德勒著有大量的著作加以讨论,此不赘述。

美国制造业体系起源于惠特尼以互换性机械零部件为基础的技术,其突出特征就是可互换性技术,极大地缩减了装配时间。在19世纪中后期,可互换性技术成为了企业竞争的新前沿,并成为了企业生产最成功的模式。美国制造业体系不仅是一种技术体系,更是一种组织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生产体制上,它后来发展出了大批量生产方法,又发展到设计标准化、生产过程规范化,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熟练工人。第二,在管理模式上,它后来导致了泰罗制的出现,泰罗制以科学实验为基础,设计出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正是在这种组织创新的基础上,美国在第四次技术革命中产生了福特制这一新型组织模式的创新。在美国制造业体系的基础上,亨利·福特在汽车装配上采用了流水线生产的方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变革,如垂直一体化、管理分工、产品标准化等等,为美国资本密集和规模依赖的工业生产获得国际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与英国和德国相比较,政府承担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创新,它为美国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奠定了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和《哈奇法案》等为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究提供公共资金也是美国之所以超越英国的重要原因。在科研组织的创新上,爱迪生于1872年在明洛公园创建的工业实验室导致其它大公司开始仿效爱迪生的做法,从而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新时代。特别是美国在采矿、地质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上的组织创新是开拓性的,它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在经济崛起时期的矿产资源开发和相关原材料生产的迅速增长,部分地基于这种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到19世纪末,美国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工业上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20]

但是,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指出的,这种组织创新也不能被强调过分,我们不能将组织实力视为对先进技术的替代,而应将其看成是对先进技术的一种组织。先进技术是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载体,是组织创新的基础,如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铁路、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钢铁和电力以及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石油和汽车。历史经验说明,美国的经济崛起并不是通过对英国遥遥领先的传统产业进行追赶实现的,他们和德国一样之所以后来者居上是迅速进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结果,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在当时是前沿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正如钱德勒指出的,现代公司企业往往出现在那些已经经历了优先技术改造的部门,而新的组织形式可以使这些新技术能力得到有效的利用。通过迅速地进入新技术和新产业,美国大公司不仅仅是有效地采用流水线生产的组织,它们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技术和管理网络的有机组织,并致力于集体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本国特征,美国的崛起就有赖于这种土生土长的国家技术群体。

 

五、美国经验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启示

美国在19世纪经济崛起时期的自主创新经验对目前的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为了应对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早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从党中央的报告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我们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往往是一块出现的。例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最早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所提出的“三个转变”中就将调整需求结构放在第一位;在2008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笔者认为,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精髓。笔者在文章开头就已指出,美国的经济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或内需主导型经济实现的。在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将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经济腾飞,对目前的经济学界来说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在19世纪经济崛起时期的自主创新经验可以给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兹举例说明如下。

第一,美国的经验说明,市场比技术重要,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自主创新无以伦比的绝对优势。我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的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但与美国相反,我国却并不注重保护这种巨大的内需市场:200976,商务部长陈德铭在意大利《共和国报》发表《中国言行一致反对保护主义》,文章指出,在汽车、手机、化妆品、家电等重要消费品领域,外国品牌和进口产品分别占据了中国市场70%(前几年是90%左右)、75%75%50%的份额。而且,我国还美其名曰实施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其结果是“丢了夫人又折兵”。国内巨大市场规模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至今仍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的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第二,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卢森博格指出,西方许多重大技术创新都来源于(作为先进制造业的装备制造业部门。那些缺少系统的装备制造业的欠发达国家不得不进口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品,这意味着技术基础的发展还不够,而这对长期技术进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1]美国的经验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是“生产率立国”的关键。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如果我们只把眼光盯住廉价产品占领国外市场,而大量的资本品却依赖进口,难道这不是舍本求末吗?技术创新和收益递增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了吗?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是创新和收益递增的主要来源,我国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重点扶植和保护,不要指望外资给我们提供先进技术,我们必须自足于自主创新,通过限制其进口并大力扶植本土企业的发展,打造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

第三,破除保护主义必然会保护落后并破坏自由竞争的根深蒂固的流行观念。不仅美国经验说明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德国于1879年实施的高关税保护也说明了,贸易保护在发展中大国反而更容易导致过度竞争:在保护主义的经济崛起时期,“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大多视卡特尔为避免企业间‘毁灭性竞争’而创造出的‘必需品’”[22],德国正是通过关税保护和卡特尔所创造的“对外竞争、对内合作”最终实现其经济崛起的。[23] 美国和德国的经验都说明,只要能通过制度改革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那么,像我国这样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就会激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不会破坏自由竞争,反而却要防止过度竞争,避免重蹈我国彩色电视机工业的覆辙:由于过度竞争导致没有雄厚资金从事研发,以至于当液晶显示屏技术风靡电视机工业之时面临着全行业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四,重新认识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或内向型经济对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为了使美元霸权成为美国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工具,美国政府不仅大力地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还蓄意地诋毁内向型经济[24]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25]。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不仅无从了解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已经忘记了美国在19世纪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着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深入研究美国通过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迷信,对于我国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L009)成果:美国学派与美国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借鉴研究

[]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转引自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6页。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下卷第45页。

[]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和71-72页。

[]参看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第71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者所指的外国资本是指借贷资本,而非直接投资,当时的美国基本上拒绝外国直接投资,见贾根良:美国在经济崛起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解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8页。

[] 转引自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84

[] 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432 页。

[11]转引自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12]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38页。

[13]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14]转引自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77 页。

[15]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45页。

[16]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

[17]G.. N. von Tunzelman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Edward Elgar,1995, p.191

[18]转引自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19]G.. N. von Tunzelman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Edward Elgar,1995, p191.

[20]Nelson, R. R., and Wright, G. (1994) “The Erosion of U.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s a Factor in Postwar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W. J. Baumol, R. R. Nelson, and E. Wolff (eds.),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诺沙德·福布斯、戴维·怀尔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22]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23]钱德勒主编:《大企业和国民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24]贾根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25] Esteban Pérez Caldentey and Matías Vernengo, 2008,Back to the Future:  Latin Americ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p4,根据图1和表1计算所得。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6)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