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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等五篇(任保平等

时间:2012-08-10 15:4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主持人语]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表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已经由短期因素转向了长期因素,从需求因素转向了供给因素,从传统红利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这些红利的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通过实施供给管理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来看,对需求管理和短期问题的过分重视掩盖了供给问题和长期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于如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重点在于如何实施供给管理,难点在于如何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这里我们组织了5篇文章集中讨论红利变化背景下如何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期引起大家对新阶段、新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新思考。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任保平,郭 晗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逐渐在消退。各项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着眼点上要实现从短期向长期的转变,在转变重点上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在转变目标上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以推动新的红利空间的形成。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供给管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主要来自于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所收获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传统红利空间在消退,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需要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以供给管理实现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红利变化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体现为:在体制改革层面,从前改革时代转向后改革时代;在要素供给方面,从劳动无限供给时代转向劳动有限供给时代。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过去30年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传统红利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体制转轨红利的变化。过去30多年,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由此带来的就是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受到压抑和制约,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体制转轨红利,则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动力空间,近期研究认为,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达39.2%。但伴随着中国从前改革时代步入后改革时代,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就位:在宏观层面上,通过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调节体制的改革,市场已经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中观层面上,通过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微观体制层面上,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二次创业,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的微观体制结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和前改革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前一波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轨红利将逐步消退。
2.人口红利的变化。过去30多年,在人口转变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生育率下降至1.5左右的水平,社会抚养比不断降低,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由此带来的就是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从1982年到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61.5%上升至74.5%,总抚养比从62.6%下降至34.2%,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形成的高储蓄率极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人口红利只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机遇期,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2011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74.4%,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即社会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而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老龄率为8.9%,到2050年左右将高达30%;从劳动力迁移角度,各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基本消失。这表明2010年以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整个经济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3.投资红利的变化。过去30多年,由于相对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分权带来的政府间竞争效应,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构性特征,由此带来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红利。1978年中国的投资率仅为38.2%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高达48.6%,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表明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中国的投资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形成的“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高投资所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二是政府间竞争带来的高投资出现了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低效率问题,这种状况必将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得到改变。因此,以高投资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4.资源红利的变化。过去30多年,自然资源大量开发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带来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红利。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比较优势基础,但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现象,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红利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是由于多数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而目前很多行业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资源短缺状况;二是由于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当前经济增长承担了过度的生态环境代价。由此可见,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因此,伴随着中国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国的资源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5.外资和外贸红利的变化。过去30多年,中国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全面融入到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由此带来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资与外贸红利。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源泉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外资与出口,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然而从长期来看,外资与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难以维持,其对增长的贡献将步入递减区域,未来中国很难像入世头十年一样享有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在发生着调整和变化,一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外部需求扩张速度明显放缓,二是外部经济持续不平衡带来的汇率升值压力迫使中国主动实施贸易平衡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使得传统过度依赖外资与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将逐步消退。
二、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而发展中的深层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买方市场的形成、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恶化、经济的波动频繁、灾害不断出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日益严峻,构成了对长期持续发展的约束,这要求我们必须从着眼于长期以供给管理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伴随着传统红利的逐步消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具体而言,传统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影响有:
1.传统红利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了长期约束。传统红利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的长期约束表现在:体制转轨红利的逐步消退,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制度供给约束;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素供给约束;投资红利的逐步消退,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增长动力约束;资源红利的逐步消退,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资源环境约束;外资与外贸红利的逐步消退,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外部约束。
2.传统红利消退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了倒逼机制。体制转轨红利的逐步消退,意味着前一波增量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逐步递减,从而必须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得现代工业部门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得中国传统的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日趋严重;资源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在资源供给、环境质量、生态容量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形成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外资与外贸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面临严峻挑战。
3.传统红利变化强化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传统红利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的长期约束和倒逼机制,是由30多年来中国“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说,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只能解决短期增长而不能解决长期增长,只关注需求管理而不关注供给管理,只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要实现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就要在红利变化背景下以供给管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支持长期发展的新红利空间,从而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机制。
三、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失衡产生了新的特点,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供给问题进一步凸显,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从供给管理角度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眼点:从短期向长期转变。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着眼点是追求短期的高增长,但短期增长不能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短期增长是在红利空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短期需求因素来实现的,相反解决长期发展需要通过长期供给因素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决定长期供给的是要素的生产率、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改善不仅可以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收益降低的趋势,而且还能突破短期增长所不能克服的要素供给约束,从而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眼点,区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并着力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机制:(1)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部门结构为对象构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从而形成新的结构红利;(2)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为核心构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从而形成新的创新红利;(3)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要素供给约束,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素的配置机制,使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从而形成新的效率红利;(4)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制度供求失衡状况,构建经济发展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供给机制,通过制度供给机制的完善形成新的制度红利。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和增长红利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过去供给约束不明显的情况下,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效果。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约束明显的背景下,传统红利发生了变化,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实施供给管理,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就成为新阶段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问题。供给管理是在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红利空间变化的条件下来进行的,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大都具有长期性,供给变化而引起的生产成本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往往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并以效率改变为条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变化是通过长期供给因素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来实现的。
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区别开来,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1)从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出发,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2)依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本国要素禀赋,选取适宜的技术变迁方向;(3)从“使制度正确”的目标出发,依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调整相应的制度安排;(4)从“把激励搞对”的愿景出发,依据供给管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转变相应的激励结构。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唯GDP论”,重点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低质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这种数量式增长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并且在红利变化背景下,数量式增长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增长质量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所以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应当关注经济结构、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成果分享,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
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要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针对过去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1)追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2)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通过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3)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环境质量,减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4)追求福利的增长,提高生活质量,使人民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任保平、魏婕.追求质量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J].经济纵横,20124.
[2]任保平.后改革时代的标志、特征及其改革共识的构建[J].学术月刊,20105.
[3]王文举、范合君.我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9.
[4]刘伟、蔡志洲.扩大最终消费与提高经济增长效率[J].经济纵横,20121.
[5]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
[6]蔡肪.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7]汤向俊、任保平.投资消费结构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J].经济科学,20106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郭俊华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新特征做了评价,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出红利变化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约束。进一步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求关系的局限性,最后从改善供给结构、改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
为了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我们有必要研究各种红利空间的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分析,并概括总结该阶段的特征。
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国正处于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扩张状态,长期看来,宏观经济发展已经逐步由利用外生经济机会向利用内生经济机会转变,为了对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依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总量标准、经济结构标准、制度水平标准和创新水平标准,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
1:经济发展阶段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发展度
总量水平
人均GDP
结构水平
就业弹性系数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恩格尔系数
非农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
制度水平
对外贸易依存度
单位GDP能耗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创新水平
科研经费占GDP
人力资本
通过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来计算经济发展度,其中经济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j=124,其中c为每个二级的指标下的三级指标数目,为各项三级指标权重,为对各二级指标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结果为个样本二级指标的得分值,为各样本的三级指标数值;为加权后的总得分,即经济发展度值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处搜集整理了1978-2011年的相关数据资料,计算得指标体系权重为:
2.发展度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度
总量水平
0.38
人均GDP
0.34
结构水平
0.36
就业弹性系数
0.07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0.1
恩格尔系数
0.11
非农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
0.12
制度水平
0.16
对外贸易依存度
0.05
单位GDP能耗
0.07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0.04
创新水平
0.1
科研经费占GDP
0.05
人力资本
0.05
根据权重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发展度并进行阶段划分得到结论:我国目前处于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进行总结:第一,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实现传统工业化的同时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第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需求结构等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第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均呈现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第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强。
在目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这六大红利变化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新要求。这些红利空间的变化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处在红利变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红利的增加或减少都是经济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变化的红利会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红利的消退也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
红利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快、物价波动不稳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供给约束:第一,生产技术滞后造成技术供给缺乏,技术供给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质量,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表现为外资高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还严重表现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变迁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不顺畅,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等;第三,制度供给缺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发挥;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资源环境的问题上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需要准确界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据此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点及实施路径。2007年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学者在此之前对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的研究,主要是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来源从要素投入向生产率提高转变,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以奚兆永、华民、杨恒兴、张卓元等的研究为代表[1],在十七大召开后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呈现发展目标多元化的特点,通过分析经济发展的实施路径、方式以及经济转型的过程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加以界定,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中的风险防范、全社会收入分配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有洪银兴、马凯、黄泰岩、简新华、李延东、刘国光等人[2],其中洪银兴重点强调了资本投入效率、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关系[3],黄泰岩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方面内涵着手提出了关于经济结构、节能减排等实现机制[4]
     基于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种不同内涵,对目前经济发展的绩效评价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TFP的数量测度评价,以任保平、郑玉歆、张军等为代表,另一类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严明义、钞小静、李玲玲等为代表,但是无论哪种绩效评价方法,结论都是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难以实现超越,具体原因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对经济增长结构进行优化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我国多年来的管理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倡导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一套政策措施已经被作为普遍性规则而广泛运用于实践,为了应对五年以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时大量增加贷款,这种刺激全国消费通过增加需求的方法刺激经济总量虽然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单纯的需求管理有明显的局限性,通过改变经济总需求的大小来调节经济总量只是从表面解决了一些临时问题,难以克服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根本症结,例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实体经济中总产量和总消费不平衡等,都是直接导致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此时只有改变总供给从而引导经济平衡发展才是良策,即供给管理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具有需求管理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是通过调节生产者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使经济平衡稳定发展,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必需的选择。
    理论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这两种政策是配合使用的,它们通过改变经济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来看,建国之初全社会加大生产,提高了各种产品的供给量,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需求管理成为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红利变化也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只有通过加大供给管理,逐渐减少需求管理在实践中的短期行为,重视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的区别,才能够换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结合红利变化背景下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及现实的供给约束,要削弱需求管理对宏观经济的走向影响,转而加大供给管理政策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就必须突破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四大供给约束,积极实施供给管理。
1.改善供给结构。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资源过度集中于工业和房地产,服务业部门发展不足,造成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造成了内需持续不足,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逐步在降低。在红利变化背景下,实施供给管理首先要改善供给结构:一是是放松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形成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机制,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调整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分配。三是增加政府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缺陷。
2.改善要素供给。在传统红利空间稀释的背景下,要改善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各行业重的配置效率,通过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资金要素供给方面,实现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转向,增强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积极引导、推动民间投资对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投资。在资源要素供给方面,把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国土资源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3.改善制度供给。在传统红利空间稀释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释放新的红利空间。一方面通过抑止市场经济的短期行为,鼓励经济主体行为的长期化来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加快科技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增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引导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包括法律制度的完善、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规范收入分配,调节行业收入差距的过大的现实,扩大中等收入者和劳动者的收入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
参考文献
[1]奚兆永.论增长方式的内涵[J].经济研究,1996
[2]张卓元.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5
[3]洪银兴,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J].管理月刊,1999
[4]黄泰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实现机制[J].求是,2007
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长期机制的构建
钞小静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依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和外贸红利逐渐消退的事实背景、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的供给约束和长期约束,按照供给管理的客观要求,从供给结构优化机制、创新驱动机制、要素供给配置机制、制度供给机制四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长期机制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需求管理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和增长红利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供给管理是在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和创造新的红利空间的条件下来进行。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逐渐消退,从供给视角出发,构建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内容。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路径、方式以及过程的转变,涉及增长效率、经济结构、风险防控、收入分配、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变化。它外在表现为多种经济结构特征的组合优化,其中需求结构调整是经济短期平衡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供给结构优化则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供给视角出发,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结构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时间配置和产业结构的空间配置两个方面。
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产业并不相同,从而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能使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改善要素的效率,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起飞阶段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数据显示,1990-2010年,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首要拉动作用。以2010年为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3.9%、57.6%和38.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素供给约束、边际报酬递减、资源红利逐渐消退以及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附加值切分劣势等问题日益凸显,这要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传统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拉动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第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发展方式,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新的结构红利。
中国经济转型30多年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却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程度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但与此不同的是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却出现非常显著的相似度和同构性,许多地区所确定的主导产业都是围绕工业而展开,地区间产业发展趋同现象显著,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很低。产业同构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等问题,这不但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也会造成外部波动回应能力弱化。因此,对于在资源红利消退的背景下,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禀赋的各个地区,需要从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主导产业,并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改善资源的空间配置、形成新的结构红利。
基于此,在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要以产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为核心:一是要不断提高传统农业、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并健全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二是要逐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要充分激励各地区依据基础条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尽可能避免各地区落入产业转型同构“陷阱”。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
创新是一个涉及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产业创新、组织方式创新等各方面因素的多维度概念,其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是系统化创新的三个相互促进的支撑点。按照创新驱动的理念,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逐渐消退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传统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要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为驱动机制形成新的创新红利,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产业结构优化体现的是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而技术进步体现的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和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比例的变化。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技术水平提高可以进一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密集投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基本上升的趋势,而这主要得益于劳动力要素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随着传统红利的逐渐消退,劳动、土地、资本、能源和生态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不断凸显,单纯依靠规模扩张追求速度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这就要求我们从生产率提高和要素配置优化的视角出发,向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大幅提升科技创新与劳动力素质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
“使制度正确”可以清晰界定权利边界,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失衡现象以及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从本质上看都与制度问题有关。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背景下,需要以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市场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加强自主创新,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创新红利。
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一直处于低端分工地位,产业创新可以推动我国整体产业从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向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管理环节延伸。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背景下,需要以产业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技术自主创新、高端产业聚集作用、产业高端化提升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创新红利。
基于此,在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要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内在动力:一是要加快技术的自主创新,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鼓励和扶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二是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三是要加快产业创新,充分发挥技术高端化、产业聚集化的作用,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三、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素供给配置机制
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要素投入增加可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率逐步下调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持续强化,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逐渐消退,传统要素扩张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要素供给配置机制来形成新的效率红利。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已经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使得经济发展必须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高储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依靠投资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行转变,投资红利的逐渐消退要求要素供给的配置必须进行调整。
大规模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这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成明显的外部约束。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要素供给约束,要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素的配置机制,使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从而形成新的效率红利:一是优化要素供给,根据资源禀赋和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来调整要素的供给,从而不断提高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综合评价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的基础上,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
四、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供给机制
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企业、个体等经济主体都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进行活动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主体关于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体制转轨红利的逐渐消退,建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可以通过制度供给机制的完善来释放新的红利空间。
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各种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主创新激励制度、政府决策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因此,在红利变化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制度供给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创新制度供给来看,科技进步与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创新制度的供给相对比较落后,产品的替代速度非常慢、质量标准相对较低,而且劳动力整体素质普遍不高。因此,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迫切需要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一方面应创新科技制度,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和创新,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知识、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应创新教育体制,优化教育结构,加大教育投入,使教育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的支持。
从政府决策制度供给来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和决策的短期倾向,促进政府规划和行为的长期化。因此,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迫切需要推动政府决策制度创新,应充分构建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实现谁决策,谁负责。
从收入分配制度供给来看,经济增长结果的共享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3190元,城乡收入比达3.23:1。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从宏观层面需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要素的报;从中观层面需要打破行业垄断,调节因行业垄断形成的高收入;从中观层面需要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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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实施机制的构建
刘瑞明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红利变化背景下,通过供给管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建立合适的实施机制,根据我国当前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供给管理实施机制包括:适宜发展战略的制定、技术变迁方向的选取、制度安排的调整和激励结构的转变。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实施机制
 
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十字路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过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各种“红利”——“转型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正在逐渐消退。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寻找新的红利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在红利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供给管理实施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应当转变目前“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的现状。中国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1][2]。本文从发展战略制定、技术变迁方向选取、制度安排调整和激励结构转变等方面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供给管理的战略制定
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构建首先要求我国执行符合经济发展长期利益的“适宜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再仅仅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而且必须考虑到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其更多地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和收缩的宏观调控,使总需求发生变动。供给管理则是指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3]。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调节总供给或总需求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管理是通过调节“总需求”的变动实现,而供给管理则通过“总供给”的管理来实现[1][2]。在新时期,发展战略需要实现从“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向“以供给管理为重点”的转变。
为什么要在红利空间改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制定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这主要是由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决定的。从国际形势来看,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进展。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依赖于外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外部需求的扩张速度明显变慢,这使得这种外资和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发展战略,则中国经济的增速面临着放缓的威胁。从国内的发展态势来看,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所使用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买方市场的形成、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枯竭、环境质量恶化、经济的频繁波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都受到了威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于短期政策,需要依靠生产率的改善、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等因素来实现,这些涉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革必须通过改善供给来实现。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在过去供给约束不明显的情况下,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效果。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约束明显的背景下,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而且红利发生了变化。因此,实施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就成为新阶段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问题。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技术变迁方向的选取
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红利空间,就必须依赖于技术变迁。一般来讲,技术进步主要有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引进三种途径[4]。三种技术进步的途径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侧重点需要进行调整。具体来看,中国当前的技术变迁方向应当符合如下原则:
1.中国的技术变迁方向应从“以技术吸收为主,技术创新为辅”到“技术创新为主,技术吸收为辅”转变。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靠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以“技术引进和吸收为主”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效果,从而获得一定的“技术吸收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逐步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逐步减弱。“技术吸收红利”的减弱使得中国不得不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道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表现出了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不少高科技企业显示出良好的免疫力,虽有冲击但影响不大;二是缺少科技含量和竞争力的企业遭受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甚至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这两种结果对比鲜明的折射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性。[5]
2.技术变迁应以“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特征,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代价”。技术变迁的目标就是有效地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在“节能”和“环保”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保障,使得“供给管理”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
3.技术变迁要与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相结合,并且要把握其走势。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变迁的过程中还要充分重视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和消费者需求结构。如果仅仅注重技术进步,而不关注经济体当中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进步不能和要素禀赋相匹配,则生产效率受损。如果仅仅关注技术的进步的和要素禀赋,不关注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则生产出来的物品不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能实现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从而不能带来经济效率。
三、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中制度安排的调整
在供给管理战略的实施机制中,制度安排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中用于激励和约束经济主体的规则,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该种制度安排下交易成本的大小,由此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因而,供给管理战略的实施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为此,我们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制度安排的调整要适应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也即,制度安排的调整要为供给管理发展战略的大目标服务,调整要围绕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展开。调控的手段要围绕“供给”的角度展开,传统的调控手段往往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调节需求,但是与“供给管理”适应的制度安排主要通过调节“供给”来实现。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调节购买者的购买力,而供给管理政策主要调节生产者的积极性。
2.制度安排的调整要能够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促进技术变迁由技术吸引为主向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因而,制度安排的调整要充分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在实现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中,制度安排是决定着激励机制能否得到有效实施,政府、企业、个体等组织能否快速成长,供给能力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地转变。
3.制度安排的调整要充分注重激励结构的转变。激励结构的设计就是要使制度的激励正确,它不仅要求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制度安排的方向正确,即制度安排要有利于充分发挥组织等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中国过去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安排虽然激励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地方保护、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种种结构性问题[7]。因而,制度安排的调整要充分注意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通过“使制度正确”来确保供给管理机制的实现。
四、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激励结构的转变
激励结构的转变是供给管理发展战略实现的又一重要支撑。正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所说:“一旦人们面临的激励发生变化, 其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正的激励吸引人们做一些事情,而负的激励阻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处于这种情境中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社会行为”[8]。如果激励结构不能有效转变,那么人们就没有动力实行新的发展战略,从而也不能有效地实现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从现实来看,激励结构的设计主要针对三个方面:
1.激励结构的转变要符合参与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按照激励理论,一个行为人参与某项合约,首先要满足其“参与约束”,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约设计满足其“激励约束”。有效的激励可以促使社会中各个经济主体调动积极性,其总的产出就可以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做对激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而要“做对激励”,就需要实现激励结构的转变,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激励结构的转变要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变迁,服务于供给管理发展战略的大局。激励结构的转变要和供给管理发展战略的大局相吻合,也即激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供给”的角度进行宏观管理。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转变现有的行为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促进技术的创新。
3.激励结构的转变要充分尊重长期的经济发展。激励结构的转变还要充分注意到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情况。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
总之,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要充分实现四个方面的协调,即发展战略制定、技术变迁方向选取、制度安排调整和激励结构转变互相协调。供给管理发展战略的构建指明了发展的目标,技术变迁构成了发展战略实现的有力保障,制度安排的调整明确了发展战略的实现规则,而激励结构的转变则保证相应的经济主体有着充足的动力和积极性。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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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型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本文在红利变化背景下,阐述了由传统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路径转型、主体行为转型和政策转型的关键内容。最后指出,宏观调控转型的核心在于淡化单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灵活使用多元化政策工具,完善增长成果的共享机制,以创新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增量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面对巨大的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条件,充分利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内需和外需尤其是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成功撬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总量规模下,各种红利条件逐渐稀释乃至消失,中国经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产品市场上,由于低附加值、低质量的产品供给使得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侵蚀。与此同时,低利润水平竞争导致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在要素市场上,在投资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利率水平被长期压低,进而致使投资效率持续走低。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也正在由劳动力过剩走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工资水平的持续攀升在所难免,由劳动力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逐渐消退,净出口需求的扩张将面临挑战。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供给充裕的时期,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高污染、高耗能、高通胀、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态势。改变乃至扭转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基于上述背景宏观经济调控需要从单纯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型。
一、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均是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的需求管理体系展开设计的。然而需求管理难以破解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局,由传统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势在必行。
1、战略目标转型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体系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攀升,但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与消费失衡、进出口失衡、生产要素的供需失衡等诸多结构性问题。由传统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转型,首先需要对引导方针加以调整。相应的战略目标可以设定为:有效结合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供给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制度建设为抓手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兴的外贸、技术和生产要素的红利空间,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2、战略思路转型
传统需求管理的战略思路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型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和扩大出口来提振经济。但其后果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并且通货膨胀率较高。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战略思路应当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淡化单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灵活使用多元化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各种所有制结构企业在政策供给、产品供给和技术供给的能动性,完善增长成果的共享机制,以创新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战略原则转型
传统的需求管理注重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在全国总体发展上强调以“短平快”项目的高投入带动高产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上述战略原则的指导下,政府的短期行为较为普遍,经济过程中出现大量重复建设,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偏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较为严峻。针对传统需求管理的不足,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战略原则包括三个方面:重视长期目标、提升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协调区域发展。以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为统领,弱化相机抉择强调前后一致性的政策选择,规避由政府和企业的短期行为对经济产生的扰动。打破市场分割,通过完善要素市场机制,依靠价格机制引导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借助财税改革,赋予地方经济更多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战略重点转型
战略重点是实施战略思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向和重点突破口。遵循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战略目标和思路,战略重点布局在以下四个方面: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鼓励技术创新、强化制度建设。
二、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路径转型
    从传统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管理相结合的转型,在实践操作层面的路径转型是以产品供给、技术供给、要素供给、制度供给和供给主体结构改善为核心,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
1、改善产品供给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张,企业间低水平竞争的压力日趋增大。在产品供给转型方面,着力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在产品供给总量中的比重,进而大力发展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间贸易,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中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和利润水平。与此同时重视产品供给的质量安全建设,通过产品供给转型增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拉动对国内产品的消费需求。
2、改善技术供给
中国主流的技术供给方式是以吸收引进和模仿为主,自主研发能力相对比较薄弱,造成了中国技术供给受制于国外的被动局面。依靠配套的教育、税收、补贴和法律制度等一系列软环境建设,通过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技术供给,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全球性研发中心转型。此外,提升技术供给能力还需要强化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力度,通过专利制度建设,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源动力。
3、改善要素供给
中国要素供给转型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二是要素价格的流动机制。长期以来,为了服务经济发展尤其是旨在快速建立起工业化体系,中国劳动力、资本以及能源等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压低,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使得要素配置扭曲,抑制了要素利用效率的改进。此外市场分割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性事实,在客观上限制了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也阻碍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
4、改善制度供给
中国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制度红利的成果。但是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化,已有的制度红利逐渐弱化,通过创新制度供给服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相对较为完善,强化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法律制度建设将是制度供给的主要创新点。
5、改善供给主体结构
就供给主体结构转型而言,需要进一步协调两个领域的力量博弈。首先在市场竞争领域,放宽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取消限制性和歧视性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和技术附加值。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行为和支配资源,提升地方经济的自主支配能力、增强经济活力。
三、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主体行为转型
由传统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型,需要以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型为切入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包括政府和企业行为。
1、政府行为的转型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多为促进当期产出提升的短期行为,并且由于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导致政府行为多是在无约束条件下做出的选择。从理论上分析,无约束的短期行为往往不是满足总体目标最优化的选择。政府行为需要满足双重转型,应由短期行为向长期行为转型(实现长期的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由无约束行为向资源环境和财政预算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优化行为转型,进而修正政府行为边界。此外,政府行为应由直接参与经济运行的主体行为转变为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为主,提升教育医疗供给的公平性,缓解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
2、政府考核目标的转型
目前我国政府的考核体系是以内部上下级间的垂直考核为主,GDP是决定政府官员升迁的单一考核目标,向上负责会衍生出忽视增长质量的短期行为。结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模式在政府考核体系上逐步转型为以内部考核为主,兼顾民意考核的体系转变。在考核目标上由单纯的GDP考核为目标转型为以绿色GDP为主、兼顾民生和环境质量的多维度考核目标体系。
3、企业行为的转型
政府行为会影响和作用企业行为。在需求管理模式下,政府追求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企业忽视技术进步,进而产生以投机性行为获取利润空间替代以创新和严格质量管理获取盈利水平。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转型,适当通过税收和补贴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性行为,创造新的技术红利。同时对企业行为采取适当的法律监管,提升企业行为的社会责任。
四、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政策转型
1、政策主体的转型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下,宏观经济调控是由中央政府所主导,进而导致集权和分权最优尺度选择的难题。换言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政策主体的职责往往模糊不清。过度分权导致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乏力,过度的集权又使得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难以被充分调动和挖掘。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转型过程中,需要借助制定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清晰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政策主体的职责,在保证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同时调动地方作为政策主体的积极性。此外,政策主体的决策过程应由政府单方面决策转型为政府决策、民意监督和专业机构咨询相结合的模式。
2、政策目标的转型
需求管理的目标注重单纯的GDP外延式扩张,由于过度强化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绩效,在实践中产生了结构性失业、高通胀率和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难以为继。在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供给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制度建设,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综合性目标,最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建立增长成果共享机制。
3、政策体系的转型
传统的需求管理主要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体系刺激经济增长,由于政策体系实施条件和适用范围的限制,上述政策体系的实施绩效已逐渐显露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下,政策体系需要由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向统筹税收、财政支出、公共产品供给和货币政策体系转型。通过所得税和流转税的改革鼓励技术创新,借助有效的货币政策抑制高通胀,利用的合理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公平的包容性增长。
在制度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资源红利逐渐消失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相应地宏观调控需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转型,在战略体系设计、发展路径、主体行为和政策体系上积极调整,淡化单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灵活使用多元化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各种所有制结构企业在政策供给、产品供给和技术供给的能动性,完善增长成果的共享机制,以创新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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