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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时间:2017-04-15 21:05来源:《经济纵横》 作者:张 旭 点击: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3期)
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实施
张  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我国经济战略调整与实施的过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需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还需要科学理解和移植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能超越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将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成我国经济改革的前提。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具体实施,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中的重要实施环节,必须夯实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才能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转换中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7)03-0028-06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703028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有效突破。当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已全面展开。只有系统理解我国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的因果联系,才能真正找到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一、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路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的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际上仍是以追求GDP为核心。无论是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都可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但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追求速度的增长思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投资,强化了资源消耗,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大明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战略任务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进入“十三五”以来,进一步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可以将其看作是较早的表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2000年,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完成“十五”计划,“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继续不断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必须“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6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如果从1982年算起,至今已有35年。从提出“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算起,也已经25年。总体看,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发展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落后过剩产能不断增加。
二、落后和过剩产能的淘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既有长期粗放生产的惯性因素,也有认识不足、落实不够的因素,还有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在上世纪末,我国经济就已面临“过剩经济”。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形势更加严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九五”计划的判断是准确的。尽管当时还有相当量的贫困人口,“过剩”带有“相对过剩”的特点。但市场过剩,尤其是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比较严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又面临普遍过剩的国际经济环境,“过剩经济”在上世纪末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较快度过,并且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使我国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大量过剩产能和库存找到了新的出路,即形成了“十五”期间的高速增长,也掩盖了过剩经济的事实,延缓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供给过剩的现实再一次将“过剩经济”的问题摆在我国面前。急于稳定经济、摆脱危机的扩大投资,进一步加大了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产业升级迟缓。由于此次危机的长期性,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再一次凸显。
在过剩产能中,落后产能是最重要方面。落后产能不仅导致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无法得以实现,无法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东中部地区持续严重雾霾,更是给我国敲响了警钟。国家近几年有针对性地进行落后产能的淘汰工作,且力度不断加大,但收效甚微。以炼钢为例,2011年我国钢产量达6.8亿吨,当年淘汰落后产能2627万吨,但新增产能却有5575.9万吨。2012年,我国粗钢产量达7.16亿吨,同比增长3.1%,占世界总产量的46.3%,仅河北一省的产量就与欧盟27国钢产量的总和相当。根据工信部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公告,2012年完成的炼钢淘汰落后产能仅为937万吨。2013年8月,我国钢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全年总产量达7.79亿吨,比2012年增长了6300万吨。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告2013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计算,仅淘汰落后产能697.9万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ISA)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组的报告显示,2015年末粗钢产能达到11.3亿吨,而粗钢产量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1%,产能远大于市场需求;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粗钢产量500万吨以上的企业有33家;企业家数不断增多,据统计有冶炼能力的企业有570多家。与中国粗钢生产不断增长相区别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均呈下降趋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速,过剩产能的去除也在提速。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等18个行业均完成了2014年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全国共淘汰炼铁2823万吨、炼钢3113万吨。但同时,新增产能基本抵消了去除的过剩产能。根据钢联数据显示,2008年之后我国高炉新增产能达6亿吨左右。2015年仅11座高炉顺利投产(含2座改造),相比2014年,由于新投产的多为大体积高炉,即便减少3座,但新增年产能仍上升20万吨。可见,我国虽然下大力气淘汰落后产能,但落后产能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淘汰的速度,“有效产能不足,无效产能过剩,落后产能增长”是对我国低水平局部过剩这一现状的准确概括。这一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间的冲突,其次是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负面效应,再次则是技术进步缓慢导致技术能力不足。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看,不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资源短缺状况和生态环境,最终可能使我国工业生产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底端,成为全球的“打工者”。
这些现象的出现,凸显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模式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为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加大投入,尽快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进行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人口质量的结构性落后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冲突。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大国的约束条件首先是人口基数庞大。有人口就必然存在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而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下,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会产生对低端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这是一种“升级悖论”,也是无奈的现实。
三、科学认识工业化的发展规律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也是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劳动力循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路径转移,这就是所谓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这种转移之所以能实现,并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的相对差异。钱纳里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内部,投资品工业(尤其是机械、运输设备和冶金部门)始终保持上升,而消费产品工业(木材、服装、食品饮料)则持续下降。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替代效应和产业关联性,也符合一般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增长迅速,而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投资品工业(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现代信息产业)则成为主导。显然,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变化的确具有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的存在是与收入变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国际转移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之后的严重就业困境。在工业化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否存在第一、二、三次产业转变为第三、二、一产业就是必然的现代化完成的命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项研究表明,这是确实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仅仅认识了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性是远远不够的。在宏观上,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的确存在;在微观上,这种变动却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对待这种规律,过度强调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要注意不能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维克托·R·富克斯这样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国家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1]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服务经济国家行列。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经济的发展无一例外是在其工业化完成之后开始的,而且服务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取代农业和工业,尽管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降低,这些国家在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方面仍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统计三次产业构成上的变化,并没有削弱三次产业各自的发展水平,而是在三次产业协调、高质量的发展中,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制造业的现代化。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改革开放,我国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二产业不断增强,第三产业持续增长,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已成为增长的主导。如,据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879.6万人、乡村人口293.3万人,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0.8:22.7:76.5变为2016年的0.5:19.2:80.3。但这些数据是否能说明中国的整体情况呢?显然不能。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我国三次产业产值比例2015年为8.9:40.9:50.2,与北京市不具有可比性。尽管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为8.9%,但乡村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依然接近1/2。截至2015年末,全国就业人口总量为77 4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 410万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52.17%;乡村就业人员37 04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47.83%。也就是说,我国总体的劳动要素生产力仍很低。
我国很多地方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时,简单地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作为发展的标志,而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的内在关联性。一般而言,只有在工业化完成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费希尔提出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同时认为“实际人均收入的高水平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高比例相关……;而实际人均收入的低水平又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低比例和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高比例相关”的观点。对此,彼特·T·鲍尔和B.S.亚梅批评指出:“首先大部分第三产业产品并不是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奢侈品,相反,有些第一、第二产业产品倒是奢侈品,其总量规模可能还很大;其次,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再次,把需求收入弹性概念应用于整个经济产生了加总问题,使得任何关于变化和经济增长条件的平均值变化的一般命题都令人怀疑,而当相对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发生变化时,就尤其如此。”[2]鲍尔和亚梅的观点是,在经济活动不完全专业化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第三产业规模的增大,但这种第三产业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甚至可能是产业低端化的表现。经济从满足生存需要后向初步的交换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活动的进入门槛较低,可以较快地给人以更大的激励和促进,但这只是经济的初步发展。鲍尔和亚梅指出:“或许更奇特的是,购买毛皮大衣、牡蛎、鱼子酱、大螯虾、野鸡以及兰花维持了狩猎、捕鱼和畜牧业,这些活动属于第一产业。”[3]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普遍喜欢从事商业活动从而带来第三产业的繁荣。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大量的储蓄不是被转化为投资而是被用来消费,导致发展中国家投资进一步不足,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化农业、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落后的农业、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
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农业对于工业化的贡献,一般总结为粮食贡献、原料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工业化,应理解为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必然地仅仅表现为制造业(第二产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工业化或农业现代化,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制造业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上升,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下降是自然现象,但在发展速度上却不能第二产业高、第一产业低,尤其不能只发展第二产业,忽视第一产业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为4:1,1958年和1959年两年则缩小为2.5:1。”[4]当时,人们认识到“迅速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工业工人、扩大工人阶级队伍的前提条件”,[5]实际上说明了对于不同产业关系的认识的深刻程度。显然,在工业化道路上,我们逐渐忽视了第一产业,并且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制造业的现代化,片面地发展第二产业,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对立起来,不仅在经济上对立起来,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对立起来(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歧视性的就业用工制度、倾斜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事实上拖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雅各布·瓦伊纳指出:“制造业之于农业,或另一方面,农业之于制造业,并没有固定的优势。事实上,划出一条线把它们两个分开是非常武断的。……在非工业化国家中,冒烟的烟囱和拥挤的工业化城镇成为不理智的理想目标。”[6]鉴于此,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无论是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中,还是在三次产业发展中,都必须贯彻全面协调发展,形成产业内部的竞争性和产业间的互促性,实现经济总量和就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表1 2008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单位:%)
年份 GDP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8 9.7 0.5 4.7 4.5
2009 9.4 0.4 4.9 4.1
2010 10.6 0.4 6.1 4.2
2011 9.5 0.4 5.0 4.2
2012 7.9 0.4 3.9 3.5
2013 7.8 0.3 3.8 3.7
2014 7.3 0.3 3.5 3.5
2015 6.9 0.3 2.9 3.7
从表1可见,在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中,第一产业的拉动是比较稳定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第二、三产业的下降都比较显著。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及国际竞争力较低。所以,结构调整不能仅仅看到三次产业间指标的变化,还要注意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会改变,因此,不宜盲目追随发达国家的步伐,而是要夯实三次产业自身的基础。
四、深入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举措就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的实施实现供给的改善,而供给的改善才会刺激需求,一方面扩大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将转移到国外的需求吸引回来。
三次产业的序列变化不能用以说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当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也变成“三、二、一”的结构时,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来衡量。因为,在如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蕴藏的巨大的无限制供给的劳动力,第三产业根本无法完全消化和吸收。这既有总量的问题,也有结构的问题,甚至还有观念问题。目前,我国的餐饮业等服务业普遍存在的服务人员招聘困难的状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如此困难,对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来说,是如此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间的矛盾。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能成为我国现成的“药方”。必须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需求与我国具体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间的关系,才有可能稳步有效地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目标。
因此,必须深入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选择问题,这个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实际上刚刚破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大体思路如下:
第一,真正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啃下“去产能”这块硬骨头,全面推进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这项系统措施既要加强“顶层设计”,更要做好“基础工作”。去库存尤其是房地产库存,要推出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措施,真正落实“住房是住的不是炒的”理念,将住房和房地产真正区别开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否则就会不断出现“限购——房价上涨——再限购——再上涨”的怪圈。去杠杆,要加强金融管理的水平和能力。降成本,就要真正研究税制理论和税制改革,而不是仅仅调整税率或税目。补短板,要迅速清理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法规、政策,尽快出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助力的政策,加快补政策短板或制度服务的供给不足。
第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形成新动能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靠抓手,而新动能的形成则不能仅仅依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只是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新动能的实现应依靠构造新的基础。这一新的基础就是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创新体制的建立。民生问题的解决可让全体人民形成稳定良好的预期,安心发展和创造;创新体制的建立则可激活创造热情和动力。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第三,尽快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并轨,拓展发展空间。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收入分配差距和国内外市场销售产品的价质不符,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技术附加值低。这都是多年未解决的老问题,但必须抓紧解决。为国内市场提供与国际市场“同标、同质、同线”的产品,扩大内需并提高内需水平;加快创新和新技术转化,提升国际市场上产品的竞争力。这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美]维克托·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
[2][3][6]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114-115,116,506.
[4][5]苏星,杨秋宝.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284-285,287.
(责任编辑:张佳睿)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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