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动态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理论研讨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书发布会讲演录

  发布日期:2021-04-22  浏览次数:173   作者:PECC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理论研讨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书发布会讲演录

 

内容摘要

丁任重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孟   捷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板块型结构”的优点和弱点

周   文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李正图教授:仰望天空与脚踏实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

荣兆梓教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框架结构

任保平教授: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丁为民教授:发展利益范畴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丁任重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和这个新书的发布会。我之前也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本书。它是中宣部的一个重大专项课题,由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领衔,与团队历时五年,最终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编写过程中涉及到十几所大学的二十多位教授,有一百万字,这在我们学术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这本书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原则性。这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着力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拓展和升华为新境界的全过程,特别是重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的联系,这个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二是整体性。这本书总共设置五篇,分别是生产过程篇、流通过程篇、总过程篇、国家制度和职能篇、对外经济篇,全书从宏观到微观,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农业到服务业,从国内经济到国际经济,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三是实践性。这本书着力点是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分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并做了深入的阐述。比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都在这本书里边得到了深入的阐述。四是创新性。这本书的学术团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理论上做了创新性的探讨。比如说篇章结构上设置了第四篇国家制度和职能,我们40多年前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提出来了这个新的问题。该书在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说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发展利益等等。在研究态度上,本书也能直面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比如说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社会分配收入差距等等,没有回避现实的问题,而是上升为理论进行探讨。上述四个方面是我的粗略学习概括,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起了领先的作用。全书这从谋篇布局到理论探讨到实践引领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下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个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想法。马克思提出过,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未来公有制社会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那么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回顾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未来公有制社会时就说过,未来公有制社会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特别是《反杜林论》里面,他们特别提出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我觉得马恩这句话就说的很直白了,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然后他们还提出了自由的联合体,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在2015年11月份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会议上,顾海良教授做了讲述,然后习近平总书记他讲了一段话,“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地坚持这个根本立场”,我觉得这个“人民性”讲的很直接了,而且习近平刚刚当选为总书记时的第一场公开发言中就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突出了人民性。

那么从这一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定性角度来看,我有以下几点想法:第一点就是从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发展生产力就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现在关于主线的研究文章这两年比较多,杂志也很多,大家提出了很多的看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发展生产力应该成为主线。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里面一再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和。其次,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本质特征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各届党的领导人认为当务之急,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最后,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就是不断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因此也要把生产力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这是第一点想法。第二点就是从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调。目前来看,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比较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市场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外,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个表述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研究的奠定了基调。第三,就是从人民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底色。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底色。这是因为初级阶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框架的一个基本考虑,当然,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习总书记说我们依然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的划分。目前关于这个阶段的划分,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也有不同的观点出现。比如说很多同志提出,十九大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远景目标,那么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后这个初级阶段有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我国进入了什么阶段?2050年以后,我们是不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探讨,但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党中央的最基本的方针。第三点想法就是,从人民的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应该是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这个不再进行更多阐述了,因为我们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始点范畴不一样,我们遇到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现在众多的教材都是以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作为起点,我也是赞成这一观点的。因为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基本的功能还是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才是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谢谢各位。

 

孟捷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板块型结构”的优点和弱点

谢谢安徽大学。另外祝贺以顾海良教授为首的团队出版的这个重要的著作。我跟丁老师也一样,从今年1月份以来也是认真学习了这本书。接下来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顾老师刚才讲到呢,教育部寒假前后招标构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我们复旦大学也积极响应号召。我们全校报了大概8种,经济学院就报了7种,然后马克思主义学院报了1种。尽管深知我们很可能是打酱油的,但是我们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毕竟重在参与。因为2015年总书记提到要把我们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所以从2016年以后,国内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我们从2017年以后,就出版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教材,每本都很有特点。编写教材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如何以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方法呈现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这个非常丰富的理论内容,那么现有教材——我把它概括,当然也不是我第一个概括,学界也经常这么说——就是在体系结构上的,“板块型结构”,最典型的结构,就是我们三本教材当中高教社所编著的那本书的结构。

我们学术界很多同志总是把中特政经的体系结构与《资本论》相比较,总觉得好像不如《资本论》的结构好,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论》的逻辑推演很严密。中特政经怎么来个板块呢?板块不是拼凑吗?我认为二者不好比较,因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所以这里我简要谈一下《资本论》与中特政经的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个就是马克思研究的是一个在工业革命以后已经完全确立的一个经济社会形态。而我们中特政经的对象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迈向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过渡阶段,还没有达到《哥达纲领批判》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经常是并存的。我们还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完成工业化所面对的这些任务,所以不好比。

第二就是马克思只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中特政经的内容要更复杂更丰满。我们要涉及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还涉及到中国所特有的,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些历史制度的一个形式。最后还要涉及很多关于经济政策、经济战略、经济愿景这样的一些理论。《资本论》不考虑了。所以我给它简单下个定义,什么是中特政经研究对象?它的对象是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中特的内容比《资本论》更为广泛,但是它也有缺点。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教材,哪怕是高教社的教材也有缺点,虽然在结构上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内容上,它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马克思的理论。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教材跟顾老师他们编的这个书相比较,顾老师这个书虽然不是教材,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借鉴,就是他们的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教材,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鉴于时间原因我就和大家谈以下一点。

我们都讲市场是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那么中特政经的教材有一个非常重要任务——论证这句话。而我们现有的教材有一个弱点,就是一谈这个问题他只讲价值规律,也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原为仅仅是价值规律。我认为这个是远远不够的。现有教材很多连马克思的理论都不敢用,尤其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不敢用。事实上,在《资本论》当中价值规律不是孤立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离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或者离开资本积累的规律都是不成立的,并没有一个脱离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和资本积累的规律的所谓的价值规律。很多同志在编教材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偷偷的扩大价值规律的外延,把一些本来属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容又回过头来塞进价值规律,这种做法理论上是不彻底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大谈价值规律、公有资本,但是唯独不敢谈剩余价值,这叫逻辑上不能自洽。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老师认为剩余价值的概念经过适当的处理,也是可以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理论传统值得我们重视。我本人在《学术月刊》今年第3期的文章当中也从思想史的角度把他们总结了一遍。

只要有剩余劳动、商品生产就有剩余价值。我们长期不敢碰剩余价值原因之一是一个理论渊源,即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哥达纲领批判》所讲的共产主义的那个阶段,所以在现阶段的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么我很欣赏的卓炯的处理,就是他把剩余价值区分了一般性和特殊性,一般性即是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理论界的态度落后于党的经济思想。我们看到十六大报告就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思想上的清算,我从十六大报告当中摘了两段关键地方,我给它标红了。

你看我们右边这一段,可以就谈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落后的标准,应该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是怎么支配和使用的。剩余价值为什么有一般性?马克思区分的剩余价值得来有两个源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九九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什么意思?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你得到的利润不是用于满足你的个人奢侈型消费,不是用于金融资产的这种投机,而是把它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和创新,这就是为社会承担的积累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的贡献。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理论界的态度是落后于党的经济思想。十六大报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们理论界今天还在讨论这样的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今天的讲话最后引用了总书记的讲话,“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我认为今天在建设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时候,在建设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说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的学理化,谢谢大家。

 

周文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非常感谢来到安徽大学主办的新书发布会。按照会议安排,我做一个发言。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三个方面,一个是谈一谈我自己对这这本书的评价和感受,二是谈一下这本书未来需要完善的地方,三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今天以及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理论以及面临的问题。

第一点,这本书正如刚才顾老师、高教出版社以及我前面的几位专家谈到的那样,这本书有很多创新的地方。首先,这本书真正的展示了资本论的体系,也体现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上所运用的方法,从一般化到具体分析的方法,在空间上借鉴了资本论这个体系从生产过程到流通的环节。也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在写作的6册结构体系。这是这本书第一个创新或者亮点。第二点,这本书从体系到整个理论体现的是守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守正,然后才是发展和创新。所以从最基本的立场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守正,所以这本书的整个体系上内容上体现了守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马克思理论来讲,如果我们仅仅在守正上,不去做实践的发展和不断的创新,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就像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伟大历程以及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就在于我们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创新,所以整个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会呈现出生机。因此在理论上,体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本书整个的框架结构以及理论内容上就目前来看,对于现有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有很多的亮点和特色,而且有理论深度,既展示了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一些经验,也能够从实践当中提炼和挖掘理论。正如顾老师研讨会开始所讲的包括一些系统化的学说在内的很多概念,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整个理论创新的一个大的探索的成果。

如果说八十年代小平同志所讲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文件写出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初稿,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论上要构建新发展阶段的新格局,所以这本书应该说是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一个升级版。

当然,这本书也不是尽善尽美,也有下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总体来看,应该说是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年8月份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讲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而且在会上又重提了2015年的讲话。实际上,之所以五年过后,他再一次重提15年的讲话,我认为是总书记对过去五年来我们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进展并不满意。他讲到,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讲话应该是在敲打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界的学者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还不满意,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本书能够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完善,第一点是在体系上进行进一步的浓缩,现在的版本感觉到比较厚重,可以进一步的简化。第二个,在现有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把它变成一个教科书,使之通识化大众化。

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要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不是大喊马克思主义口号,而要要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没有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仅仅是空洞的口号,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下一步要把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转换。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挖掘和提炼一些真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影响的理论,刚才顾老师讲的中美贸易战期间我们与西方的交锋中,我们总是显得非常被动,是一种应付、防守的状态,这就是因为缺乏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我们只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的成功经验,但是没有理论支撑,所以总是处在被动应付当中。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把实践中更多创新理论放进书中,不断充实和完善。今天我认为中国最成功最伟大的理论就是市场经济,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从理论上来讲,没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有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的成功,所以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我认为今天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如果我们依然还是沿袭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概念,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创新,那么我们很难应对西方对中国的指责,比如像美国人说中国人今天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今天对市场经济的解释仍然应用的是西方的概念,我们在研究上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机结合,那么是怎么结合?具体理论是什么?最近我写了四五篇文章,认为要提出重新认识市场经济。

第二点,现在国家正在力推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这是很好的方向。但是我很担心,九本中国经济学教材的真正中国理论问题,例如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依然是西方的财政学、金融学。我们今天的财政学、金融学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如果依然是按西方理论写出的金融学或者财政学一定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像财政学,过去我们讲现代财政,理解上就是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就是来自于西方的所谓的公共经济学。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理论。例如,我们过去讲的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化地理解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企业制度,而西方企业制度基本上都是股份制,所以我们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企业都进行股份制改革。企图实现一股就灵,结果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带来根本性改革成效。今天华为和老干妈的成功证明了现代企业制度并非是股份制。

所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该是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更多中国理论,而不是简单化照搬西方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成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的大拼盘。这需要对一些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梳理,而概念和范畴如果没有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很好的重新梳理的话,那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会有很大成功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顾海良老师也反复强调要把这些重要概念在我们政治经济学里充分全面的彰显。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要去争什么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关键是能够立足中国实践、中国经验,这样的理论才会成功。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观察提炼中国的实践经验,形成中国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的系统化的规律性的东西,最后形成系统化的学说,这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这个任务,才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层面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一点,今天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学问,不仅仅是学者们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不能回答不能完成治国理政所需要的这些任务,那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不成功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要成为书斋里面的学问,也不要仅仅立足于象牙塔里面做学问,一定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反应这种治国理政的这样一个伟大任务。好,我就简单讲这一点,谢谢大家。  

 

李正图教授:仰望天空与脚踏实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非常荣幸来参加了顾海良教授主持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新书发布研讨会”。对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共组织了四次会议,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三次会议。所以,我对这本书的创作和写作过程的了解相对多一点。鉴于以上的经历,我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发行的价值和意义,第一谈谈本书的理论贡献及其理论价值,第二个谈谈本书的作者队伍及其出版者,第三谈谈本书的功能和本书成书后的期待。

第一,我想来谈谈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个角度是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做到能够“仰望星空”。如果我们不从这个高度来谋划本书,可能就没有它应有的理论价值,也就没有它应有的实践价值。我觉得顾老师和荣老师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学术大家,能够既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高度来统筹谋划本书的创作,也能够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及其中的规律出发来谋划本书的创作,因此,无论是从理论高度还是从实践出发,本书之所以能够以现在这样的高度问世,都充分的体现了他们高屋建瓴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具体说来,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总结和提炼。我觉得,一个经济学理论必须依赖于他所考察的客观经济发展实践及其道路。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就不可能产生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空穴来风,他必须是对经济学理论史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我觉得政治经济学从配第开始,我们对这些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所提供的原理,还需要运用这些原理并且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新原理来解释中国,这样才能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实施的政策、制度的改革的审视和反思。对这些方面正反方面经验的总结,也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我总结的第一个方面吧,是从仰望星空、高屋建瓴的角度来审视。第二个角度是我们搞理论研究,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在仰望星空基础就不会走错方向、不会走弯路。实际上,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如果它总是在空中飘浮,它就不能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任何仰望星空的理论的东西,都必须落到实处,因此都必须做到脚踏实地。只有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才能做出实效。从这个角度审视,我认为,我们这本新书充分体现了这个专家团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在这个实践当中形成的理论、这个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下指定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制度改革总结和提炼,而这一个总结提炼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尽管难,但是我们这本书的团队,在顾老师、荣老师的精心组织和带领下实实在在地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特别的不容易,他的成书也特别不容易。作个比喻,譬如,我们办刊,每一个期的三审三校删,到最终签字出版的时候,作为编者,就特别开心,类似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一样。本书,从创意到创作,从写作到出版,我能够想象,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是我对本书的评价。

第二,我想评价一下编著这本书的专家团队。第一,我们这本书的专家团队都是来自全国优秀的经济学者,他们都是抱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情怀,针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构思和布局谋篇,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种勇于探索经济学理论高峰的精神,值得敬佩。我觉得这个专家团队是一个团结协作的老中青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队伍。这个是这本书在形成过程当中,在出版过程当中,在发行过程当中,形成的宝贵的财富。第二,就是我们的编辑队伍。就我个人来说,我一方面做一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但更重要的是编刊,因此,我既有理论探索的经历,也有编辑出版经济学理论期刊的经验。这两方面经历和经验,使我能够明白,理论探索是艰辛的探索过程,理论出版同样是艰辛的编排过程。作为编辑,我们必须在良莠不齐的众多来稿中遴选出最优秀的稿子,由此出发,我认为本书的成书离不开高等教育出版社优秀的编辑团队。我非常荣幸能够与我们高教出版社组织此书出版的工作人员相识,并且彼此之间还结下深厚的友谊。我对他们的工作也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一本书从原创到出版仅仅是三审三校就特别痛苦、特别艰难,需要特别仔细,来不得半点粗心,对此我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三,我想谈一谈本书发行之后我的几个期待。第一个,我们这本书起点高档次高,研究的领域宽,但是我们不可能穷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这是因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发展实践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的。所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永恒的话题。我觉得,本书成书后还需要我们广大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在先前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化研究,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成果,有了这样的理论,我们可能就要运用这些理论去更多的去解释中国。本书的创作团队如何做到对正在发生的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其趋势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提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解释力,在提升解释力基础上更加深刻、更加精准的去解释中国,这可能是我们经济学者面临的永远完不成的任务,但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是我期待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很好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既然如此,我们这个队伍一方面还要继续加强交流,继续接触了解当今中国发展的实践,继续深入研究中国,这样我们才能够出更好的成果,才能更科学地展望未来。今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年,我们到了第二个100年的时候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近30年的过程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探讨,值得我们去研究。最后一点是我们审稿过程中发现,很多作者回头看太多,展望未来很少。回头看很容易,因为有众多数据可以用来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展望未来就比较复杂。可是对未来的展望(仰望星空)是一个国家在制度选择、道路选择以及国家治理体系选择过程当中可能更加重要。最后,我要预祝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本新书的公开正式出版发行。我相信这本书对未来我们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我相信我们的这次研讨会也能够出现更多精彩纷呈的成果。谢谢大家。

 

荣兆梓教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框架结构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交流在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主要是关于这本书的框架结构。确定本书五篇结构形成的时候,编写团队想的并不是很多,只以为是多种可行方案中的一种,就拿来用了。正如现在大家看到的,它从直接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国家过程,最后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这个结构基本上是马克思六册计划与《资本论》结构的结合。说它是六册计划也不准确,因为前面三篇与马克思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其实不一样。六册计划的前三册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而我们前三篇采用了《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经过本书这些年的编写过程,以及新书出版以后与同行专家的讨论,我越来越体会到,其实这个结构与已有的体系结构相比,有一个突出优点,那就是更利于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放到与当代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之中去分析,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系统化建设。

马克思《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是经过反复思考,多次调整最终形成的,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的选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现在有争论,有的说是生产方式,有的说是生产关系。不管怎么争论,共识还是有的:第一、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第二、这个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结合起来,在相互作用中把握。我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是按照市场运行过程来构造的,从直接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在每一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在与生产力的作用和反作用中被深入研究。我们现在都认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著作,可是你从《资本论》里面找到有“制度篇”吗,《资本论》中的制度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展开的。运行是现象,制度是它背后的本质。离开了运行的研究,制度只能是一个静止的存在,一个没有活性的标本。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贯穿整个过程的始终。《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没有制度与运行的两分,也没有制度与发展两分。制度与运行为什么不分开来研究?因为制度与运行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离开现象不能理解本质,而看不到本质的现象描述,与科学无关。制度与发展为什么不分开来研究?因为制度的合理性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依据,而经济发展离开了制度背景,也就丧失了社会形式,其研究变得空洞无物。所以我们说,马克思最终选择《资本论》前三册的结构,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有利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把握。

再看中国。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主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把握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当年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争论中,说了一段深思熟虑的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解,实现共同富裕”。许多人不理解这段话的意义,认为邓小平说得不全面。我以为,这里小平同志不是在罗列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而是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什么是社会主义?主要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否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能否能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生产力标准,后者是生产关系的标准。抓住这两条标准,所争论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给出答案。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当时背景下有极强针对性,对当前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再看我们今天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总书记说要问题导向,到底问题在哪?我们在4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逐步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三位一体的新表述。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中给予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什么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其他任何样子,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哪里?答案一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当中。社会主义为什么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生产力。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和完善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依据,离开这个根本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便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体系建设要增强学理性,就必须把这个基本问题讲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福祉持续改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创造增长奇迹?所依靠的肯定不仅仅是组织社会生产的技术、策略,或者机遇,不能单纯从生产力方面看问题。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始终在变化,我们何以能够始终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方式,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根本原因在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说到底是与当代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优势,它既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组织手段,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问题答案应当从制度优势中寻找。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示我们,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应当在这一辩证逻辑的讨论中展开。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实可以在多维度上面展开。比如说功能维度,制度、运行、发展;比如说过程维度,生产、流通、总过程;还有很多维度,比如说生产要素的维度,资本、工资、地租;也可以在时间维度上展开,从1949年到今天,再到将来。现实世界是多维度的,我们写文稿不能写成多维度的结构,文稿的主线总是单维度的,只能有一个选择,一条线索。对现实世界的叙事,只能在多维度中选择一个最适于体现研究对象主要问题和主要关系的基本维度。我认为体系结构的选择,应该以此为标准。如果政治经济学以时间维度作主线展开,它更像一部共和国经济史;以功能维度作主线(所谓“板块结构”),则很难避免分别讨论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将制度与运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讨论淡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融汇贯通的逻辑很难在这个体系里面贯彻。刚才孟捷教授讲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关于剩余价值规律很少讨论,其实不光是剩余价值,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应该讲增加价值规律,不管是什么规律,在这个结构里都很难体现,而在一个以市场过程为主线的体系结构中,我们就可以充分体现这样一些范畴的矛盾展开过程和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利用这个五篇结构作为主线,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的讨论的主要原因。

谢谢大家。

 

任保平教授: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感谢荣老师以及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邀请我参加会议,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首先热烈祝贺顾老师和荣老师领衔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版。而且有幸参与了这本书第25章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编写,所以年前收到这本书以后,我和我的学生们都仔细的阅读学习了这本书。前面的一些老师也说了关于这本书的特点,我读完以后,认为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顾老师之前所言,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体系的系统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本书从生产力入手,结合中国实际的生产过程,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形成了一本系统性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书籍。2014年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来,我也参加过很多书的写作,而且参加了一些课题研究,相比而言,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系统化。这本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从直接的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构建了理论体系,沿着马克思逻辑来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需要对党的经济思想做学理化的解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不仅仅要给予中国的事实、吸收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从而把它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还需要对党的经济思想的要做学理化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理论化的思想,党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以后,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实践的思想,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的经济思想是两个不同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对现实的经济解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党的经济思想要做一些学理化的解释。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比如说新常态、经济增长质量、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新发展格局。从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来说,如何结合政治经济学逻辑将它进行学理化的解释使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运作原理,这可能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中我们最重要的工作。2014年总书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提出的是要全党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学好,另一方面要用好。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就是需要其来指导现实,来指导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所以更要对其做学理化的解释,比如说高质量发展问题,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机理是什么?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哪里?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立的六大体系的任务至今也尚未完成,所以现实里面我们讲的目标是要高质量发展,但实际工作里面我们仍然按照GDP来进行排名和衡量,仍然处在数量增长的路线上。所以这种学理化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新经济,要对党内一些经济思想进行透彻的学理化解释,明确其中的经济原理,然后运用这些理论成果有效率的指导实践。

其次,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新出现的现象做政治经济学的有效解释,从而上升为学理化的学说。比如说这本书一开始从生产力入手,生产力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理论里面讲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讲生产力的要素,通过生产要素从而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分工协作部分又出现了组合生产力,组合生产力就是怎么把生产力的要素有效组合起来。前者主要研究生产力的数量问题,后者主要注重生产力的质量问题。在高质量发展时代关于生产的质量问题,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上如何进行阐释。此外,最近一个时期,以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兴起带来许多新的变化,改变我们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针对这种新的变化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这是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来已经很久,我国的社会主义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基本矛盾变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稳定不变的,但是其中数量关系是否发生变化,比如说所有制的数量关系问题、分配的数量关系问题等等。所以这些问题中也是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格局所需要考虑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经济的开拓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基本概念创新方面多做努力。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致力于调节学派相关理论的引入,翻译了许多调节学派的著作。引进调节学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调节学派根据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沿着马克思的逻辑发展出了许多新概念。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是对的,没有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些大概念基础上发展出了许多新的中间概念。因此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不断地去讲创新,问题是我们形成的新概念在哪里?依据中国事实和中国材料总结概括出的新概念在哪里?法国的调节学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调节模式等等一些新概念。根据新变化分解出与实践结合的新概念,这些值得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时学习。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我们提出来要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明确新的发展格局以后,我们就讲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依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从再生产理论以及再生产两大部类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我认为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是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这一想法较为合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研究的就是生产分工问题,他主要研究三类分工:一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内部分工。对企业内部的分工,马克思把企业内部的分工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加以研究。着重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如何提高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马克思把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加以研究,认为分工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供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他着重研究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一般关系。马克思在斯密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第一次提出社会分工理论,认为社会分工不同于企业内部分工,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他认为社会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交换为媒介,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第三是国际分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国际分工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际分工的深化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是国际分工深化以及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而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马克思对分工理论的研究里面揭示了分工的制度内涵。一是分工不仅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制度,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制度。二是分工是具有一定历史条件的生产组织,是以一定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为基础,是所有制制度在生产组织上的具体反映。三是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一样,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有统一的方面,但也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就是企业内部分工的有组织有比例与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的无组织无规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从而加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加强国内市场与国家市场的联系,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分工越是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专业化经济就越发达,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自然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会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者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实现微观分工、宏观分工和国际分工的衔接,实现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的有机结合,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衔接。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构建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实际上,就是对分工体系的一个调整。过去我们旧的发展格局就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分工格局,那么现在反过来是以国内分工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经济发展新格局,而且这个分工格局与国际市场分工有关。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大家做一个讨论。谢谢大家。

 

丁为民教授:发展利益范畴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本书有很多术语,书的后面有重要术语索引,我数了数,一共有三百二十多条。这也符合顾老师和荣老师一贯的研究思想:顾老师多次说过术语的革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下面,我就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术语,即发展利益范畴,谈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发展利益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范畴,我们这本书首次把它写进来并加以研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可能更有意义。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范畴。最近,发展利益范畴使用的频次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以后。本书初步论证了发展利益范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发展利益的形成、形态、内在含义以及它的形成机制;这说明,我们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研究发展利益范畴的。二是发展利益范畴的理论意义,我们提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把比较收益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把比较收益理论作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现在,已经有人批评比较利益理论。但是,能否提出一个与比较收益范畴相对抗衡的范畴?这里,我们把发展利益这范畴提出来,把它作为与比较收益相对应的范畴。三是利用发展利益范畴分析中美贸易冲突,展示这一范畴的实践意义;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讲了。

下面,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对发展利益范畴进行阐释。我国新时期的发展利益,首先表现为由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资源合理配置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以及迅速增加并用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需要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只是发展利益的物质形态。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价值形态角度考察。这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研究特别重要。在市场经济中,物质财富只是价值财富的基础,价值形态才是社会财富的基本形式。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于劳动二重性的枢纽作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在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二重性作用下,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呈反向运动。生产率提高,物质财富总量增加,单位物质财富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财富却减少;生产率降低,物质财富总量减少,单位物质财富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财富却增加;但不论生产率如何变动,价值财富总量不变。这一运动,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作用的表现。由此决定,又会形成三种市场现象:其一,部分生产率特别高的商品生产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物质财富多,其生产单位物质财富用的时间少,但也要按照多数商品生产者或多数商品生产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由于市场对劳动的“自乘” (intensified)效应,形成较多价值;其二,部分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者或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多,也只能按照相对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使那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资本论》第一卷,第228页),从而体现了价值规律的“虚费”(squander)效应;其三,只有那些劳动耗费与社会必要时间相一致的多数商品生产者或多数商品,其劳动耗费才与所形成的价值财富一致。

上述对市场经济下两种形式财富关系的认识,对于世界市场同样有效:“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645页)这说明,由于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作用,部分生产率特别高的商品生产国付出的劳动少,得到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却多;部分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国付出的劳动多,得到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却少;只有具备平均或一般生产率的商品生产国,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价值相一致。 

这样,从财富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看,我们可以把有关国家从国际经济中获得的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生产率较高的商品生产国,可以通过较少的劳动投入,得到超过平均收益的额外收益,即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对此,我们称为领先利益。与多数商品生产国的生产率或平均生产率相比,其生产率越高,得到的领先利益越多,为资本积累和可能的垄断提供的条件就越雄厚。第二类,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国越落后,其劳动支出的“虚费”越大。如果他们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更快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减少这种“虚费”,使更多的劳动形成较多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形成我们所说的发展利益。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价值角度看,所谓发展利益,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the growth rate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简称DR),快于世界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the growth rate of the world's average labour productivity,简称WR),即DR>WR,从而减少劳动“虚费”,多得到的价值。至于那些处在平均生产率水平或居于多数生产率水平的商品生产国,如果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其物质财富总量或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物质财富会增加,而实际价值财富总量却没有变化。他们只能得到物质形态的利益而没有额外的价值形态利益。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还可得到如下推论:在世界经济中,通过共同发展,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使各国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缩小,领先国得到的价值形态的领先利益将减少,落后国得到的价值形态的发展利益将增加,而他们得到的物质形态的利益将普遍增加。相反,如果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领先国得到的价值形态的领先利益越多,落后国家损失的劳动越多;其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和分化趋势的加深。

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发展”(unequal development),是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n)首先提出的,并得到左翼学者的广泛肯定。在分析不平等发展原因时,他们认为,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是不平等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而持续的不平等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对于揭示不平等发展的原因,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都是囿于国际流通领域对不平等发展原因的分析,而我们则提供了以国际生产领域为重点的研究。我们强调,与价值范畴一样,国际价值范畴首先是生产范畴,是以物质生产领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实体的。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的作用范围不再是国别,而是世界的;其实现条件也由国内流通转为国际流通。主要从生产领域探寻不平等发展的初始性原因,进而为发展利益范畴及其实现提供理论依据,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实际上,从国际生产领域探索不平等发展,在曼德尔(E. Mandel)的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分析了“不平等交换”的表现。指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商品交换,“是相等的国际价值之间的交换。”但是,这些相等的国际价值“却代表着不等量的劳动”。由于生产率的差别,在国际价值相等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可能代表3亿个工作小时,而落后国家的出口商品却可能代表12亿个工作小时。“这种包含着不等量劳动的国际商品价值的等价交换,是否意味着价值的国际转移?”对此问题,曼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在国际市场上,这种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交换 “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价值的转移,因为劳动并没有得到报酬或在市场上被承认,已成为社会上虚费的劳动,毕竟没有创造价值。”而在国内市场上,“它仍应被看作是(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一国范围内所必需的劳动,尽管在国际范围内被较少地承认,但实际上仍可以充分创造价值。”曼德尔认为,这种国际交换,“并不与价值规律相违背,还是价值规律的结果”。(Ernest Mandel,Late Capitalism,Translated by Joris De Bres, pp.359-361, World English-language copyright NLB,This revise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75)

我们赞同曼德尔的基本观点,主张首先以马克思国际价值范畴为基础,以国际生产领域为重点,揭示了不平等发展的条件和原因。我们的研究表明,价值规律的国际作用,特别是它的自乘效应和虚费效应,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则是二者之间不平等发展的直接原因。而这一原因,又是历史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更快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流通领域中的不等价交换,不断获得发展利益,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平等发展困境的根本途径。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根据现有世界银行资料,按劳动者人均创造美元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2001年与199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长1.56%,而中国则年均增长5.89%,大大高于世界年均增长水平,也高于美国的3.75%、日本的2.25%和印度的1.51%的年均增长水平;2015年与200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长2.26%,而中国则年均增长9.05%,仍明显高于世界年均水平,更高于美国的1.27%、日本的0.79%和印度的5.53%的年均增长水平。这表明,改革开放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普遍持续提高,给我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利益。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经验证明。

下面需要讨论的是,对我国而言,上述利益是领先利益还是发展利益?我们还是先看表1提供的数据。数据表明,尽管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很快,明显超过世界劳动者人均增长水平,但其绝对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从世界经济总体看,我国劳动者生产单位物质财富所耗用的劳动时间还较多,还有虚费。但是,随着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种虚费在不断减少,劳动支出形成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在不断增加,从而使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两种形态的发展利益而不是领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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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上,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怎么才能使我们国家在整体上获得发展收益这一共同利益?我们的发展要立足于共同收益,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利润率,都在竞争,这是个基本现实。主流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实现其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然而,“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2页,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在我国怎么才能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即发展利益?中国经验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代表我们的共同利益,代表我们所有主体的利益,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基本框架: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经济机制→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发展利益→人民利益。以上构成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发展利益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范畴。以上,就是我讲的发展利益范畴的理论意义。

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获得发展利益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一下对外开放的作用。当代左翼经济学家更多地认为不平等交换是不平等发展的原因,所以,他们往往主张“脱钩论”,主要通过进口替代发展本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表明,我们不能关门,不能脱钩。尽管旧的不合理分工形成了垄断,造成了劳动的转移,我们走这个道路也有损失,但要看哪个收益大。实践证明,还是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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