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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咏梅丨信仰之光照耀探索真理之路——忆念老师卫兴华先生兼记《卫兴华传》的写作过程

  发布日期:2021-01-12  浏览次数:347   作者:孙咏梅

信仰之光照耀探索真理之路

——忆念老师卫兴华先生兼记《卫兴华传》的写作过程

孙咏梅*

敬爱的老师卫兴华先生于2019126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去世前的两个多月,他获得了国家授予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2019年国庆节期间,他老人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通过亲人的转述,得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两个月后,老人家溘然长逝。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者和具有突出成就的学者,生命终结前的这两个荣誉称号是对他一生所做杰出贡献的高度肯定,也为他追求真理而奋斗的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从教70余年,卫老师日以断夜辛勤劳作,春蚕到死丝方尽,如火焰燃烧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为后人留下了40余本论著,1000多篇发表的文章以及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奖,更是留下了光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和永不息止的探索真理的奋斗精神。

卫老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一面旗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捍卫真理,忠诚于信仰,“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他学富五车,深入经典,著作等身;他言传身教,桃李天下,栋梁辈出;他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走自己的路,让他人评说”。卫兴华老师是一位真正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战士,他一生执着追求共产主义信仰,自青年时代起,信仰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他探索真理的道路,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最为敬仰和崇拜的老师,也是我们学生们心中永远屹立着的一座丰碑。

敬爱的卫老师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忆念恩师,往事如昔。我是2002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卫兴华老师攻读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卫老师每周五下午在资料楼给我们上一次课,风雨无阻。记得刚入学的那个秋天,恰逢党的“十六大”召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提法,理论界对于劳动价值论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卫老师参与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课堂上也是直抒己见,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据,引发我们进行独立的理性思考。“十六大”之后,受老师课堂的启发,我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要素所有权""要素贡献"———论“按要素分配”问题的实质与衡量标准》一文,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得到了老师的肯定,随后,我又在《财经问题研究》等杂志发表了一些论文。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最难忘记的是与老师合作,在《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探讨了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增长质量问题、金融危机问题等,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发展方向”等文。我与卫老师的合作研究,他从来没有以老师自居,总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正如中央党校已故副校长刘海藩老师对卫老师评价的那样:“有老师之尊而不摆老师之谱”。卫老师尊重学生的思想,以平等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与学生交流,当年与卫老师共同发表的一些文章,至今翻看,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推敲的,还有的文章发表已有十六、七年,至今仍是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2005年前后那个特殊时期,老师写的一些论文立场鲜明,对一些曲解与误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的辩驳也是掷地有声。一位省级领导干部在读了卫老师的文章后,曾在一个研讨会上赞扬卫老师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定海神针”,他对一些理论重大问题明辨是非的见解,解除了他们很多人领导干部的困惑,也平息了人们对一些理论是非问题的分歧与论争。当年卫老师对一些重大理论是非问题的研究,我至今还在思考着。

卫老师在文革中被剥夺了科研和教学的权利,一度还被下放到偏远的地区进行劳动改造,但是他没有荒废专业,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学术思考与读书钻研。数十年的沉寂为他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课堂上他总是引经据典,旁证博引,用简练的语言说透深奥的大道理,尽显经济学大家风范。三年博士生的学习,是卫老师把我们引入了经济学的殿堂。他经常谦虚地对学生说,他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个简陋的“小作坊”,但他有工匠精神,他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人民做贡献。时光如白驹过隙,卫老师的教诲永生难忘。记得当年卫老师给我们博士生们上课一直都是骑自行车来,他还经常在下课后到附近的小店买一块豆腐,挂在老旧的自行车把上,然后蹬着自行车匆匆回家做饭。有时候,寒冷的晚风会吹起他花白的头发,人与自行车简朴的背影渐行渐远,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对卫老师真正的了解始于写作《卫兴华传》。那是2015年底,上级有关部门计划出版“大家丛书”,从各行各业选拔出一批优秀专家学者推出他们的人物传记,其中包括科学家钱伟长、数学大师陈省身、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著名专家学者,卫老师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被列入人物传记出版计划中。这批传记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打造,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我有幸受邀承担了《卫兴华传》的写作任务。我在跟随卫老师读博士期间,曾在《海派经济学》发表过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方面的文章,掌握了大量相关资料,因此对完成这一部传记任务充满了自信。动手写作之前,我查资料、翻报刊、找书籍,并叫来学生柳楠协助我上网查阅了所有关于卫老师的相关文章,下载、分类、提炼,做了一系列的案头工作,紧接着我又和柳楠多次讨论,拉出了一个周密的写作计划。经过了几个月的案头准备后,我跟卫老师预约了一个时间,带上录音笔和笔记本,“隆重地”去他家采访了。

敲开卫老师于人民大学宜园2号楼的家门,老师坐在斜对着门的低矮的小书桌前,正在奋笔疾书写文章。我把写作大纲递上去,悄悄打开录音笔,准备采访。卫老师一生淡薄名利,对于出版自传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他例行公事般先按时间顺序陈述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等基本家庭情况,仅仅20多分钟,他讲完了。我启发性地提示了他几个问题,他都非常简短地一一回答,然后,他就开始频繁地看墙上的表。我知趣地离开了他家,一路上心情极为沮丧。我90年代初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曾为不同的人物写过传记,那些人物都很配合,甚至有人对于树碑立传高度重视,极力表现出优秀的一面,还有人找上门来请求写传记以流芳百世。像卫老师这样不配合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为此我苦思冥想,写作计划暂时搁浅了。

两个月后,我又一次预约卫老师去采访。那天,卫老师依然坐在斜对着门的小书桌前,手中拄着一盏落地灯的灯杆,兴致高昂地在唱抗日革命歌曲,旁边的保姆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我于是从聊革命歌曲入手,询问了这些歌曲的时代背景,并趁机向他问起当年在太原做革命地下工作及解放太原的一些事,卫老师当天心情大好,对我详细描述了他参与太原解放时的艰险曲折过程,也谈了家事与国事,战争与和平,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谈到一些细节时,我趁机问他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卫老师颤巍巍地起身,到书房翻出一个很陈旧的黑色皮革夹子,从里面抽出了一些发黄的纸。无意中,我看到皮夹子的内夹层里有一张薄薄的对折的磨成了毛边的旧纸片,我要求看一下那张旧纸片,卫老师犹豫片刻,抽出了那张纸片。可以看出当时他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最后,他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谈起与那张纸片相关的人和事——一幅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展现在眼前,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与震撼。那次采访,使我真正了解了老师,也明白了什么是人间真正的“苦难”以及老师面对苦难的担当。这种“苦难”雕刻在卫老师的人生轨迹里,却看不到任何痕迹,它不是被掩藏或掩饰了,而是被达观忘我的老师给彻底“消磁”了。我在内心对老师高尚的人格和豁达的心境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带着几个小时的录音和卫老师送给我的一堆宝贵的资料,我如获至宝,回到家后开始通宵达旦奋笔疾书。期间我又通过电话补充采访了卫老师几次,“俯首长帙卷,已知老春秋”。几个月后,我完成了一部厚厚的二十多万字的传记书稿。写完这部书稿后我对我爱人开玩笑说,“那个电视剧《潜伏》和《悬崖》算什么啊?我要联系当导演的朋友,把这部《卫兴华传》拍成电视剧,靠着收视率我一定能发大财。”

我把完成的厚厚一骡书稿交到卫老师手里,两周后,他来电话让我去取书稿,我发现大段大段的文字被他删掉了,那些动态的、承载着他的磨难、荣辱、困苦、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的文字,一一被删除了,留下的,多是静态的画面。其实,卫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静态的。记得以前每次去卫老师家,都是师母开门,往里面走几步,看到的永远都是老师伏案写作的背影,直至离世前的几个月住在医院里,他仍然躺在病床上奋笔疾书写文章、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我心疼地拿着被删减的书稿对卫老师说:“您删掉的都是精彩的可以拍成电视剧的部分啊!”,卫老师大笑着说,“等我百年后,随便你拿出去拍电视剧吧,功过荣辱任由后人评说。”一部凝重的、饱经沧桑的、承载着峥嵘岁月的沉甸甸的传记,在卫老师爽朗的笑声中一次次变薄,再变薄……

书稿最后将付印时,我最后一次采访了卫老师。我好奇于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心路历程,问了几个与学术研究无关的问题:“您如今90多岁高龄了,忌讳谈生死吗?能谈一下您的生死观吗?”卫老师听后到这样的问题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呵呵笑起来,“我从16岁参加革命,离开家乡参加抗日打鬼子,我把名字改为卫兴华,从那时起我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和我一起参加地下党的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害死的人也不少,文革时我的战友又有一些人蒙冤去世。那些岁月,每一天都提着脑袋活着。我跟我老伴孟沚蘩说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0多岁,我们两个都算高寿,都赚了。我的生死观就是活得有价值和意义,活一天就要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一天奉献……我反对‘老年人发挥余热’这种说法,什么叫‘余热’?‘余热’就是木炭烧成灰后剩下的那点火星的微弱热量,我还在熊熊燃烧呢,生命不熄,燃烧不止,怎么能叫余热呢!

我又问,“假如有一天生命走到终点,您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留恋和遗憾吗?”我看过很多人物的专访,比如著名作家张中行以90岁的高龄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过,假如生命走向终点,在这世上最留恋的是恋人。卫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我老伴孟沚蘩已经先我一步走了,她在天上等我,我们约好了天上见。”卫老师接着他又严肃地说,“文学家都是感性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冷静的理性思考。我一个农家子弟,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如今我所拥有的一切,是我当年没有想到的,从这点来说,我非常知足,没有什么留恋和遗憾了!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包括你正在研究的很多农民工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我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同富裕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的一大遗憾,但是我相信,你们这些学生们会看到那一天。”

我又问,“您觉得这一生算成功吗?”卫老师淡定地说,成功要看以什么为标准。解放前他做地下党干革命时,一起入狱的战友都被敌人杀害了,只有他活了下来,文革时又因为他是当年唯一活下来的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拷打,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这些出生入死的日子,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1949年他作为华北大学的学生,走过金水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看到新中国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和战友们是成功的。80年代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到当年饱受日寇蹂躏的土地一片安宁与和平,他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卫老师谈了很多,都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唯独没有他自己。观一世风云变幻,他始终不改振兴中华的初衷。

我又问,“老百姓常常提到‘人中龙凤’这个词,您从农家子弟到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算是‘人中龙凤’了吧?”卫老师听后笑了,他说,他和夫人孟沚蘩解放前当了多年的地下党,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全国解放前夕组织上曾问过他有什么要求,当时他的几位表弟选择留在军队,后来成了将军,也有一些战友选择从政,最后成为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唯有卫老师和夫人提出赴华北大学继续深造,并在完成学业后走上人民大学的三尺讲台,成为了清贫大半辈子的教书匠。革命成功了,卫老师和师母身有彩凤双飞翼,却伏首甘为孺子牛,卫老师说他不是什么龙凤,他属牛,在校园里做一个耕耘的老黄牛才是他的使命。

我又问,“学界有人把您划分为‘左派’,甚至说您是‘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此您怎么看?”卫老师听后又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起身到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一张旧报纸,我拿起一看,是一份80年代香港的一家报纸,上面有一篇对卫兴华及其学术观点进行评价的长文,并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卫老师正在严肃认真地阅读《光明日报》,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性的文字:“请看,卫兴华读报纸都充满了‘左’的味道”。卫老师拿着那张报纸大笑着说,“那些人混淆了不带引号的左和带引号的‘左’。不带引号的左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站在广大穷人和普通老百姓一边的,如鲁迅参与的“左”翼作家联盟。带引号的‘左’是极左,搞‘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等就是带引号的‘左’”。卫老师在“左”风盛行的年代,曾被划分为“中右”,为了搞点学术研究,只好选择一些与‘左’的理论和实践较远的题目,为此,他选择了看似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在政治高压年代,他曾拿出了极大的勇气进行学术争鸣,甚至曾不惧苏联专家的权威,对一些“左”的观点进行质疑和反驳。正是这样一种刚直不阿的性格,使得他在“左”风盛行时被划为“右”,在“右”风盛行时又被划分为“左”。对此,卫老师多次说过,“理论应该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走自己的路,让他人评说”。

我又问,“国家给您出这本传记,算是最高规格的礼遇,在全国的经济学家里仅有两位学者有幸入选,您是其中一位,对此您怎么看?”在写作这本传记过程中,卫老师从最初的淡泊名利不配合,到最后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让我感到很好奇。“俱往矣。”卫老师长叹了一口气,情绪显得有些落寞,“我16岁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离开家乡出去打鬼子干革命,自20多岁最后一次离开家门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由于长年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直至父母去世都没有能够回家见上一面,儿子也是由老父亲培育成材考上了大学,我没有尽丝毫父亲的义务,我愧对家中的父老及幼子,出这么一本个人的传记,也算是向天上的父母表达一下心中的愧疚,革命者家国两难全。另一方面,中国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照搬照抄外国的理论是否能够指导中国的实践?还有凡是马克思说过的话都不能有一点改变是否合适?对于一些曲解、歪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是否需要正本清源?有个记者说我是理论界的‘清道夫’,这个‘清道夫’好像是专门吃垃圾的吧?我的目标是明辨理论是非、捍卫真理!”卫老师说着说着,又爽朗地大笑了。

可惜卫老师这些达观忘我、真正参透人生的感悟和一些理论见解,由于出版字数限制的原因大部分都被删掉了。《卫兴华传》最终呈现的文字多是围绕卫老师的科研、教育事业和学术思想,这实在是遗珠之憾啊!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各种理论思潮不断冲击着共产主义信仰,尤其是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人的理性,信仰之光照耀的探索真理之路何其艰难。人民大学的校长刘伟教授曾说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信仰,一种是职业,用来混饭吃的,一种是投机。卫先生是最高境界,他是信仰。”这个评价应该是非常客观的。卫老师八十岁前后,腿脚开始不灵便了,一些老年病困扰着他,在校期间,我当了一个阶段他的学生助理,主要是帮他打印校对文稿、跑邮局、取信件报纸、联系杂志社和出版社等杂事。那一个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陷入了低谷,卫老师废寝忘食写出的一些稿件投出去后,陆续被退稿,其中也包括我和卫老师合写的文章。看到这样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的稿件都遭到拒绝,我感到沮丧和失落,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方向感到困惑。卫老师拿着被退回的稿件曾对我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得益于正确的实践探索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必须拥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不是照搬照抄或拿来别人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他鼓励我坚持下去,不要气馁,事实证明,他老人家是非常有智慧和远见的。

我也为卫老师高尚的品格和生活上的简朴所感染。记得有一次,卫老师写好了一篇稿子让我拿去打印,他特别叮嘱我排成六号小字双面打印。稿件打印好后,卫老师拿着密密麻麻的稿子对着光线吃力地校对,我于心不忍,就买了一箱打印纸送给卫老师,老师非常生气,质问我说,“谁让你买的这些纸!难道我买不起打印纸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卫老师如此生气,吓得不敢吭声。回到家里后我才想明白,卫老师是爱惜字纸,青少年时期艰辛的求学生活,让他对字纸充满了恭敬心,他不是吝啬而是惜物舍不得浪费,他常常教育我们,“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回想老师对我的批评教育常常是毫不留情面,却让我终生受益。卫老师数十年默默耕耘在狭窄的陋室书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经济实惠和荣耀,反而带给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清贫与坎坷。记得师母孟沚蘩老师曾告诉过我,卫老师七十多岁后才分到了相对宽敞的新房子,为了省钱,满屋子上万册书都是他用自行车一车车驮到新居的。去社科院等较远的单位开会,他这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常常起大早出门挤公交车赴会。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异常简朴的老人家,却将一百万“吴玉章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奖金悉数捐出,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此外,卫老师还多次私下悄悄地支助穷困的学生和有生活困难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我常常想,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卫老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不是偶然。到底什么是“人民教育家”?在写《卫兴华传》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人民教育家”首先是一名合格的“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授业与解惑并不难,难的是应该如何向学生传“道”?传什么样的“道”?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光宗耀祖的升官发财之“道”,是精致算计的利己主义之“道”,是形而下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成功学”之“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众生趋利之“道”,甚至还有令君子所不齿的所谓“厚黑”之“道”。而卫老师所传的“道”,是追求革命真理之“道”,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之“道”,是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之“道”。他不但致力于给学生授业与解惑,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给予学生以身作责的人格教育——卫老师一生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君子坦荡,从不搞歪门邪道,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操守与风骨,他从不说假话、空话和套话。尽管长年生活清贫,他却不屑于苟且委身于稻梁谋,“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他将传共产主义的“道”看作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卫老师的学生大部分都成材了,他培育的学生群星璀璨,德才兼备,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成就,都凝聚在“人民教育家”的称号里。

回想我与卫老师最后的联系是在他住院前,听说他成为“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候选人,我由衷地高兴,特发微信向他表示祝贺,他老人家给我回了四个字:“淡然处之”。后来听一位同学说老师因病住进了医院重症病房。自此,“淡然处之”成为了绝句。

2019年与2020年之交是刻骨铭心的,继卫老师离世后,我的另一位老师张富元先生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二位老师的离去使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佛家讲大德承愿再来,尽管那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但是通过写作《卫兴华传》我深刻地感知到,卫老师是真正的人间大德,我企望他老人家能够承愿再来。我常常从一些师兄和师姐、师弟和师妹们的身上看到信仰的光芒,他们的身上有卫老师的精神和风骨。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永不息止,我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定会薪火相传,我相信卫老师的学术研究后继有人!

“山高水长有时尽,唯我师恩日月长”,敬爱的卫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孙咏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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