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

荣兆梓丨《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序言及目录

  发布日期:2021-05-20  浏览次数:97   作者:荣兆梓

《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


作者:荣兆梓


序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改革思路分歧很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否继续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其二,是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这一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争,自然要反映到建立什么样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它首先涉及当时仍然占社会经济总产出一半以上、占全社会企业经营性资产3/4以上的国有制经济的改革;同时也涉及改革中迅速崛起并且体现出充分竞争活力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当时仍占有很大比重的城乡劳动者集体经济,以及个体、私营经济,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

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将此类问题统称为企业制度研究,事实上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问题:一是企业本身的制度构建,尤其是国有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改造自己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二是社会层面上企业群体的结构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

现在理论界一般认为这其中包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一类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讨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平等竞争的基本框架,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另一类是企业制度问题,按照效率标准讨论企业的产权制度与组织制度,属于制度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

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两类问题是不能分开来研究的,要弄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现状与趋势,首先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范畴,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阐释。靠在基本方法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新古典经济,或者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制度经济学,来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肯定文不对题,说极端点,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在宏观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既定前提下讨论企业微观制度变迁的完备框架。在这方面,与新古典合流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许多有合理成分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必要向他们学习,吸收其科学养分,以加快自己的微观制度经济学建设。

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一开始是中文期刊上零星的信息,直觉预感大有用处。之后便设法寻找英文原著。当时整个合肥市包括安徽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找到此类资料,只好麻烦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工作的老同学顾海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一部分。其中一本名为《组织经济学》的论文集,收集了科斯、威廉姆森和阿尔钦等人的经典论文,每一单元前面都有编者撰写的一个介绍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在这一领域前沿进展的观点综述[1]。读后我大开眼界,我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流就这样开始了。此后有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的译著陆续出版(这方面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贡献最大),最初几年我几乎每本必读。从1990年起,我连续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介绍和评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成果,用自己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比较,用自己认为可利用的观点和方法讨论中国企业改革问题。这些成果,除与人合作完成的一本书(《企业性质研究:结构、主体、人际关系》)之外,此次大多已经编入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企业性质研究:结构、主体、人际关系》,事实上包含同一主题的三本独立的小册子。我所完成的部分题为“企业性质研究:结构篇”,大约十万字。运用科斯科层与市场相互替代的理论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企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提出企业产权独立的改革主张。

一开始我对科斯的理论并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认识,只是感觉其分析现实问题的实用和清新,进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其有两个概念对我特别有吸引力。一个是与市场对应的科层(Hierarchies,又译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交易成本。

科层概念隐含在科斯的论文中,是一种区别于市场结构的社会组织结构,科斯认为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企业,而且也存在于政府,其基本特点是“命令-服从机制”。后来由威廉姆森提炼为科层概念[2]。我之前在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中,已注意到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制的普遍存在,但苦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系统研究这一现象的现成工具。国外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似乎把它置于研究范围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从劳动分工的组织形式这个角度,区分了靠市场协调的“社会内部分工”和由资本家指挥的“工场内部分工”,讨论了二者的共同点和区别点[3]。但这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概念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工场内部关系中提炼的,既不适用于政府机构,又不适用于没有资本家的公有制企业关系。我所需要的抽象概念之前只是在社会学文献中出现,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Bureaucracy)。我发现经济学也有相似的概念,并且已经做了有益的研究,当然如获至宝。

交易成本是科斯理论的核心范畴,用来分析科层与市场替代关系的原因。这个概念其实是从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概念[4]引申出来的。康芒斯把交易定义为人与人交互影响的活动,认为它是制度的基本单元。而交易成本,如肯尼思·阿罗所定义的,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5]。可见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概念还是相互衔接的。在我看来,将交互影响的活动从人类生产活动中区分开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重要。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群体从自然中获取物质以生活。因此人在生产活动中不仅要花力气与自然斗争,而且要花精力协调好社会群体内部关系,从分工与协作中获取生产力。马克思重视分工与协作的产出效应,但是没有特别关注组织分工、协作需要投入的人力与物力。在他的早期论著中虽然有交往和交往活动概念,但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却没有形成交往成本概念,没有将交往成本(或者交易成本)视为生产总成本的必要部分。就交易成本而言,马克思没有超越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引入这一概念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重大。

我对科斯企业理论比较完整的思考是在若干年之后。1995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科斯的企业理论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6]是一个研究小结,也是国内较早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纯粹批判)的学术尝试。论文发表十八年来,不断有人引用和评论,可见大家对这个主题始终关注。我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研究兴趣。文集中另一篇相关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什么是适用的?》[7],发表于2004年《经济学家》,两篇文章相隔近十年。

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充分利用了这两个理论范畴,如发表在1991年第9期《经济研究》的《“科斯定理”与两种经济制度》[8]等。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大科层”体制,国有企业是这个大科层的基层单位。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科层与市场有效结合的新体制,为此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指挥链”。但是,改革一直到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都还只是行政指挥链上的放权改革,并不能真正摧毁“大科层”体制的根基;进而要提出国有企业产权独立的改革思路,认为公司法人产权制度是它的实现形式。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现代企业制度展开,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次上对公司法人制度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论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性质》[9],《企业合约与公司合约》[10]等;二是在理论与政策衔接的层面上对现代企业制度内容的研究,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本书第二篇;三是在实践层面上对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相关论文编入本书第四篇。这些论文紧密联系企业改革实际,也不回避理论与现实的疑难问题。如公司产权制度中“一物两权”(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股权)的经济学解释;又如公司合约与企业合约的联系和差别,以及公司高层经理人员与出资人分享企业剩余权的特殊经济地位;再如,以各国企业制度演化路径的差别,解释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概念与政策文件中提法的差别。当时提出的政策主张,一些很快就成为改革现实;另一些在此后的改革进程中被逐步推出;也有一些至今未被决策者采纳,如“国有官营”与“国有民营”两大系统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思想。这一思路一开始是从理论逻辑的推演中导出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这一重大改革步骤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国有民营”主张设立一种全社会所有的信托财产,它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管理的“去政府化”,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有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对于打破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僵局,也应该是有效策略。

1997年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转变为一名高校教师。进入安徽大学的第一课,就是给研究生讲授现代企业制度研究。这迫使我更加系统地思考问题,努力回答相关的每一个理论问题。到1999年夏大体形成了适用于硕士研究生的“现代企业制度研究”讲义,十余万字。讲义分四篇:制度篇、企业篇、公司篇、中国企业改革篇,显然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结构。可惜因为学校工作太忙,最后一篇始终没有完成。

1998年我获批了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确认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问题研究”(98BJL003)。此后三年我与合作者倪学鑫等人展开紧张的研究工作,到2000年下半年完成了项目的最终成果《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约四十万字,2001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其间一系列阶段性成果陆续在刊物上发表,它们构成本书第三篇的主要内容。第三篇“公有制的本质与形式”,收录了发表于1996年《经济研究》的《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11],事实上它后来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一书的核心篇章。论文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公有制仍然是一种排他性产权关系,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排他性。它以劳动平等为本质特征,而劳动平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强调劳动与分配权利的平等,却承认劳动能力的不平等;不仅会产生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会产生公产代理人与全体委托人决策权利的差距。因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具有历史的过渡性质,它天生与市场经济相互兼容,并且必然产生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循着这一理论思路,讨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维度的特征刻画,重新解释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因,进而从公有制内在矛盾的逻辑出发,论证多种多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我们把这一理论结论运用到城乡企业制度改革现实中,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并且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最后一个小节“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12]中,对企业改革的未来走势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还在《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写作期间,一位同行和朋友就曾好心劝告我,不要再花力气研究此类问题,公有制经济正在萎缩,研究它已经没有前景。对此我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大规模调整(人们称之为国退民进),目的在于寻求公、私经济相对规模的均衡点。因此,“国退民进”只是阶段性现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必须保持相当规模,退却总是有终点的。认定这一点,不仅是因为社会公平的需要,而且因为我们相信,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会有效率。而当前的相对低效率,主要是因为“改革滞后”,其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更加不适应市场竞争[13]。但这不是与公有制经济本质相关联的根本缺陷,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低效率都是可以解决的。一旦国有经济的相对效率逐步回升,“国退民进”就会停止,退却也就达到了终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改革实践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承认公有制经济提高效率与竞争力的可能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逻辑上才是合理的,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

为此,经济学有责任对公有制的效率潜能给出逻辑一贯的科学证明,但这在当时情况下十分困难。现实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市场竞争已经展开,数量上曾经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经济在竞争中险象环生,节节败退。它的效率低下,尤其是财务效率低下,长期成为社会诟病的主题。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传统理论教条已经失去解释力,而市场改革中受到热捧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与之有相同个人理性主义前提的新制度经济学,又一口咬定公有制经济天生低效,认为通过改革提高效率是白费力气,因此,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唯一出路就是完全退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国有经济的比重从80%左右下降到30%,其下降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客观形势对实践者的思想意识形成巨大的冲击。直线式的思维模式诱导人们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这反过来又对改革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突破,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在多样化的交易环境中对不同产权形式的经济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的科学框架。我们对公有制经济的研究正是针对这样一个现实而进行的。

2001年以后,我的研究兴趣转向更多领域: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区域差异、劳资关系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被称为“百年难题”的价值转形问题等。因此,关于企业研究的论文少了。但是读者从本书第五篇可以看到,我对这个问题仍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并且仍然在持续地跟踪。2005年夏,我在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任内,在合肥举办了一次“国企改革与制度演化理论研讨会”,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在会上发言,《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发表了会议综述。

在我看在,企业改革大体仍然在预设的轨道上,并且在曲折中逐步向改革目标靠拢。多种经济成分的相对规模趋于合理;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与经营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具备了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的实力。但是,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改革的未来走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一系列改革难题的源头。公司法人产权制度是通过法人财产权和股东财产权的双重构建来完成改革目标的,两个财产权的制度安排应当同时进行,前者改的是企业产权制度,后者改的是政府管理体制,这是我从改革一开始就反复强调的。但改革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下而上实施,从一开始,重点就在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上。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不是主要由产权所有者及其代表机构来推动,而是主要由企业经营者来推动。这就决定了改革始终是在所有者弱势的环境中进行的,一系列本该由所有者统筹的事情事先没有设计周密的步骤,或者因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推进艰难。比如,国有股全流通改革(或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盲目;又如,国有资本转化为社保基金的困难,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改革面临的重重阻力。尤其在改革需要通过产权交易推进的场合,所有者弱势甚至缺位的情况更加常见。比如,引起许多争议的管理者收购,往往蜕变成企业管理者自编自演的改革闹剧,国有资产流失也就在所难免。所有这些缺陷,都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相关。而在我看来,迟至2004年才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仍然不是一个完全适合国有资本管理的机构,改革还应当继续推进。

当前的大国资委体制,根本缺陷是“没有考虑到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和垄断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在立法与组织构架的顶层设计层面相区别的必要性”[14]。因此在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对这两类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规制不到位,目前广受诟病的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利用垄断优势牟取特殊利益,根源就在这里;另一方面,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始终没有根治政企不分的弊病,其经济绩效的提高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此密切相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合约”关系难以理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与权利在理论上没有说清楚,在实践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突出的表现是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两个不对称:垄断性领域国企高管薪酬过高,与政府官员不对称;竞争性领域国企高管薪酬偏低,与同行业其他企业高管不对称。这严重影响国企经营者的工作积极性,扭曲了一部分人的经营行为。同时,也对政府有效规制垄断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在高端人才市场的竞争,形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它也是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的制度原因之一。

即使如此,国资委成立以来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在过去的若干年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不是单纯与自己相比的提高,不是单纯的年度效益指标的增长,而是与其他经济形式的企业相比较而言的提高;这也不单纯是财务报表中显而易见的利润指标的提升,而是从更深层次上观察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以及与其他经济形式的企业比较的相对技术效率的提高。2004年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已经超出非国有企业,并且二者的差距在逐年扩大。即使单独测算二十个竞争程度最高的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技术效率差距也在逐步弥合,到2009年,二者的技术效率事实上已经不相上下。[15]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常识”也许已经过时。

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一信息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对我来说,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但它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影响国有企业相对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有经济的实际规模与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适度规模”的偏离率。有一种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是国有经济规模的反函数,甚至有人在量化分析中直接用国企规模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替代指标。但这种观点显然有片面性,只适用于国有经济实际规模明显高于适度规模的情况,而不适用于两个规模互有高下的改革阶段。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适度规模的合理区间,但有许多迹象表明,近年来国有经济规模正趋于适度。这是国有经济效率提高的原因之一。继续降低国有经济规模可能会损害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二是企业自身的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程度。如前所述,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国有企业在垄断性领域需要“瘦身”和规制,而在竞争性领域应该放手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国有企业在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都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些都要在继续改革中实现。这还不是公有制经济的全部,至少,城乡劳动者合作经济的发展潜力更大,改革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本书结集了作者1990~2010年关于企业理论与企业改革研究的绝大多数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曾在公开期刊发表过(只有个别例外)。回首20年的企业研究,庆幸的是,我的许多理论观点长时间保持着“活的理论”的特征,它们既没有被飞驰而过的实践的车轮辗碎,又没有因为“完全正确”而被封存到历史的博物馆。它们仍然活着,在经受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在参与理论前沿的争论,在探索未知领域的奥秘。故自选此文集出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陈文府副教授帮助我搜集二十年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帮助我将其中的一些纸质文档扫描转换为电子文档,为文集的编辑做了许多前期工作,特此致谢)希望通过文集的出版,引起大家对企业问题的更多讨论。尤其希望通过讨论吸引更多青年才俊钻研企业理论,为企业改革的深化,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


荣兆梓        

2011年盛夏于杭州


注释:

[1] Jay B.Barney and William G.Ouchi,Organizational Economics: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ing Organizations(San Francisco,London:Jossey-Bass Publishers,1986).

[2] Williamson,O.,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92~395页。

[4]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

[5] 阿罗并非制度经济学家,但他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得到了一些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同,如威廉姆森。

[6] 本书第一篇同名论文。

[7] 本书第一篇同名论文。

[8] 本书第一篇同名论文。

[9] 本书第二篇同名论文。

[10] 本书第一篇同名论文。

[11] 本书第三篇同名论文。

[12] 本书第三篇同名论文。

[13] 参见本书第四篇论文《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论——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变动原因与趋势的思考》。

[14] 参见本书第五篇论文《推进公有制经济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中“第四,要把提高市场竞争力当作国有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继续大力推进”。

[15] 参见魏峰、荣兆梓《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经济纵横》2012年第2期。



目录


第一篇 企业理论探索科层、市场及当代经济的组织框架

      企业产权理论:关于“惠顾者”与所有者的研究

      “科斯定理”与两种经济制度

      企业内部的市场

      制度分析:布坎南与科斯

      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

      企业合约与公司合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什么是适用的

第二篇 现代企业制度论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制

      公司制度规模效应浅议

      关于现代企业民主管理的几个问题

      现代大公司高级经理人员的作用与地位

      现代企业多单位组织的制度特征

第三篇 公有制的本质与形式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

      论大规模公产组织代理人忠诚尽责的经济动因

      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因

      公有制实现形式特征刻画的多维模型

      职工合作社与股份合作制

      论乡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篇 企业改革研究从改革的实质看承包经营责任制

      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独立的进一步思考

      行政权威链上的放权改革及其局限性

      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论

      安徽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意见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建议

      国有企业改制后的三项重大举措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产权界定的若干问题

第五篇 改革仍须深化公司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解决方案

      国有股上市:为了流通而不是完全退出

      谈减持国有股与筹集社保基金等问题

      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路

      关于国企改革的两个“定理”及其对立统一

      国有资本管理“去政府化”

      央企整体上市须由社会投资信托基金持股

      推进公有制经济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从建立和谐劳资关系角度看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改革

      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微信关注我们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14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