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丨李怡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发布日期:2021-03-05  浏览次数:140   作者:李怡乐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李怡乐

 

    摘要:参照《资本论》分析资本运动及扩大再生产的文本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从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层次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空间平衡和制度优化三方面的有机互动。就生产过程而言,现代产业体系和绿色发展体系协力打造了生产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技术条件;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为流通过程构建平衡增长和扩大再生产的空间条件;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条件,合力推动技术创新的发生与扩散,并以有效的宏观治理体系协调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稳固的协同。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技术;空间;制度

 

 

作为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三卷完整描绘了资本运动及其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揭示了现代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提供学理依据。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建设七方面内容,意味着生产、流通、分配与再生产过程的优化重组。全面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既要充分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也要立足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明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力进步、生产关系调整在一个更优层次上的统一,内含遵循经济规律和坚守人民立场的统一,昭示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根本性升级。参照《资本论》文本结构,立足资本运动总过程与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条件,才能理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明确各部分建设内容间的有机关联及其基本实现路径。

 

一、《资本论》结构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产方式变革

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 ,分析其内容结构可参照《资本论》三卷在探究现代经济运行规律时,对生产、流通(实现)、分配、再生产(消费与投资)过程的深刻解析。其基本结构关联体现为:《资本论》第一卷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以研究劳动和资本关系为主,侧重于供给侧叙事,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怎样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积累结构、形成内生创新动力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相比较第一卷,《资本论》二、三卷关注了资本与资本间的关系,围绕价值实现与分割展开,其中,《资本论》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融入了需求侧叙事,蕴含为资本流通建立必要物质基础和地理空间,优化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等思想,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对外开放体系的构建形成理论参照;《资本论》第三卷合并生产、流通、分配的总过程,引入各种类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分割形式,突出了资本间的竞争关系与功能上的配合,事实上意味着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合理的价值分配关系,对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为市场体系建设、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和完善的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增殖的发生与资本循环过程顺畅,需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动力的推动。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过程、生产方式演进的系统书写,包含了市场竞争驱动下劳动生产率进步、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资本论》第二、三卷对流通、分配之总过程的书写,则内含了市场和制度因素于再生产的关键意义。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收入分配制度共同写入基本经济制度中,同时明确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运动的机制载体及其生产关系属性。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有其专门的技术基础和机制特征,以完成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优化重组;同时,其最终的生产关系目标,要实现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标示的社会主义核心经济制度[[3]]的稳固和人民福利的增进。参照图1,参照《资本论》结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部分内容可划归至对经济发展技术、空间和制度条件的系统建设,以形成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逻辑。

image.png

图1 《资本论》结构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生逻辑

 

二、资本的生产过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技术条件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以创新作为战略支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物质根基在于建成“全球领先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与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4]]与之关联,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绿色发展体系亦并非单纯的环境治理,而是与现代产业体系相贯通,以生态环境领域的前沿技术攻关为基础,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工业制造体系、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格局。[[5]] 回归生产过程,把握并催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和潜能,革新生产组织方式、培育新兴支柱部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需的技术条件。

(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探索生产组织方式新动能

着眼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与之相伴的积累加速,始终“来自技术革命和创新群集所形成的新兴生产部门,以及技术革命推动的传统生产部门的技术改造”。[[6]] 《资本论》刻画的市场经济动态效率,关键在于追逐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被推动的工艺创新以及产品创新。[[7]]其中,工艺创新帮助资本直接获取了超额剩余价值,产品创新则是开发新使用价值、占领新市场的关键。正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谈到,伴随生产力提高,必须为旧部门中游离出的资本和劳动,创造新的生产部门;于是在探索地球,发掘新的有用物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也将被发展到其最高点,与之相关联的是生产和需要的不断扩大且日益广泛和丰富的体系。[[8]]就当前背景来看,现代产业体系突出表现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产业跨界融合,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完整衔接的供给、流通、消费一体化体系,通过持续激发工艺和产品创新,实现多行业协同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变革内生具有较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回顾技术史,市场规模扩张、生产组织效率优化始终与经济当事人对信息更为精准地掌握和更强的处理能力相关。杰里米·里夫金曾举例,15世纪印刷技术的发展开辟了现代记账模式,提供了更为标准化、长期性的财务信息管理方式,为拓宽市场范围和长周期交易提供了可能。[[9]]伴随机器大工业发展,工厂内资本密集度的提升作为了普遍趋势,但直到1950年代末,信息处理方式却依旧是手工操作的,“秘书们手动打信、整理备忘录与报告”,“出纳主任和簿记员手工或使用简单的机器进行复杂的统计运算”。[[10]] 20世纪70年代后,信息通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架构出场,改变了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和产业间的互联。网络的应用在公司内部实现了孤岛活动的互联,改造了内部协作与分工;进而辅助于企业间的商务活动,使制造商、零售商和金融资本各自的运营流程,以及相互间的衔接模式被改变。互联网作为不同企业、行业间的连接器、工具箱和生态共建者,意味着生产组织过程、行业间利润分享关系在新生产力背景下必然经历的变革。

以工业互联网为例,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基础设施,其一方面要推进传统制造的数字转型并为其重新赋能,另一方面也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活跃部门。工业大数据作为智能制造的中心要素,通过对生产和流通中积聚数据不断优化的分析,迅速实现工人、机器和物料的重组,在很多传统的大批量制造中轻松获得低成本的个性化定制;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诞生也都更依赖大量数据对顾客需求、产品质量、供应链、服役期等的分析;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化装备生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等都面临广阔市场空间,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总体规模增加值增长了47.3%,占GDP的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9.9%。

除数字经济及其直接关联部门的发展外,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意味着更广泛的产业基础再造,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自主化程度等“工业四基” 领域的实质性突破,[[11]]真正提升我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绿色发展能力。

(二)绿色发展体系建设——新支柱产业与新产品类型

绿色发展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首先具备其关键的技术基础,谈绿色发展不是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相对立,而是形成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发展道路,是将传统的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道路,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之路。[[12]]受现代产业体系的辅助,绿色发展体系本身既要借助智能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对传统产业低碳、可循环的改造;清洁、安全、高效的新能源与新材料,新生产工艺开发本身也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上述工业互联网建设对于绿色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工业大数据的积累使得对生产、消费整体流程的全面感知、实时分析和智能决策成为可能,从而更精准对接物资供需、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管理决策效率;与此同时,在面临着全球分工格局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以绿色、低碳、智能制造体系为标志的新工业发展也成为了各国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领域。例如,近年来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日本节能环保业亦在全球市场占据高份额,[[13]]对我国而言,绿色产业发展尚存在核心技术相对短缺,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需要持续高效投资的注入,在经济传统领域产能相对过剩的背景下,绿色产业既是推动内需增长和经济增速的重点领域,也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核心技术和产品结构的关键支撑。

综上,现代产业体系与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共同依托于新技术-经济范式带来的生产工艺、产品类型巨变。信息通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既为传统制造赋能,也为绿色制造提供了关键条件,激发出较强的产业协同效应。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毋庸置疑。科技投入从过去的消费性、成本性支出转变为生产性、资本性的科技投资。与此同时,这一轮创新表现出更强的产学研结合的特征,即创新不是等待实验室中重大成果的出现,而是内生于生产、经营活动,研发与生产进一步融合,“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4]] ,而要推动技术创新的内生化,需要维持积累的系统经济与制度条件的支持,既需要扩大的市场规模,提供深化分工、深度研发的体量支持,也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发掘并催化创新,如,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为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赋予合理价格,推动其充分流动和有效集聚;以及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一部分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由此,下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与制度条件将为其所需的科学技术条件形成逻辑与实践中的自洽。

 

三、资本的流通过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构建

基于资本运动的视角来看,扩大的流通体系是价值实现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重要空间条件。正因此,马克思曾作出过这样的判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5]]新时代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的构建,既要整合有利的空间条件,不断扩大市场体量,塑造新的增长动能,也要克服资本逐利的一般逻辑,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各地区居民平等发展的权利,以及推进国家间共同发展中的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

(一)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流通与再生产相汇合,提供发展新引擎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伴随现实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升级,我国的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分治、农业支持工业、农村资源向城市汇集,转向城乡融合发展、工业反哺农业、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与重置。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在进入高收入阶段时,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尚存在进一步的人口城镇化空间。伴随土地流转、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剩余农业劳动力外移的过程还将持续,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延续,既能增加城镇消费主体、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结构升级,也会保持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巨大投资需要,[[16]]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增量的市场空间。

在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打破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的是城乡互动格局下的乡村振兴,避免要素向城镇的单向度流动。当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已经可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更主动的技术支持,让农业进入由专门技术标准规范的现代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为了促进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也要改变城市偏向的公共政策,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倾斜,促进城乡两个空间的平等发展。2020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两新一重”建设,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应包含5G基建、大数据中心、特高压、充电桩等,同样涵盖乡村建设的巨大空间,例如,农村地下管网、高标准农田等,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且吸收了城镇地区和既有工业生产领域堆积的过剩产能,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的回流,不断优化资本循环的空间布局。[[17]]

区域经济关系建设作为与城乡关系相并联的空间发展布局,同样遵循优化流通过程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区域间经济关系受生产力平均布局思想的指导,在行政计划主导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形成了沿海与内陆全国一盘棋的赶超发展特色,各区域经济发展大体呈现平均化趋势。改革开放后,区域间经济关系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差异化发展导向,经济地理上的梯度推移是这一时期的空间结构特征,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间发展差距开始扩大。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注重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均衡协调发展,空间结构呈现出多点多极与内外联动的特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趋向收敛。 [[18]]

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区域政策在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相并列作为宏观调控体系的一部分。其中,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也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质量和可持续性,关系到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强调区域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来看,为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提供扩大的物理空间和物质载体,相比较资本主义世界,过剩资本向地产、金融等次级循环空间不断地自发转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资本留在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开阔的领地;也为高额投资带来的更大产出扩充了消费能力,缓解了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并将推动不同地区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除了道路、桥梁等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西高东低的三阶梯地形,生态资源东西分布失衡等使得中国面临更大的由政府引领的投资布局空间,可用淡水、可用土地、优质空气等都应当是区域平衡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投资领域。[[19]]

总体而言,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劳动力、技术、市场、产业布局表现出更强的开放互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相互依存和联动,在要素对流更为开阔的空间中,投资、消费的新增量是新时代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共享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平衡

全面开放体系意味着生产过程、实现过程、资本间竞争关系和价值分配关系的开放,是《资本论》三卷描述资本运动总过程在国际间的重组。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逐步推进,资本循环国际化的步伐呈现出特定的演进时序,以世界贸易为主要表现的商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以金融资本进入海外投资为表现的货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以跨国公司大幅扩张为表现的生产资本运动的全球化。[[20]]三类循环在空间中交织,形成了一个既紧密关联又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内含了以FDI、世界工厂和最大规模市场为表征的货币、生产、商品资本循环的时空优化布局,对中国和伙伴国家都带来了正向收益。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新动能不足,进而加剧逆全球化潮流和区域间发展失衡,国际经贸规则和经济治理格局需要重构。我国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既要为全球经济提供新增长动力、构建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又要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他内容相协同贡献于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生产过程来看,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绿色发展体系本身与全球产业链优化调整相关联,需要的是各国生产能力的互补,当前我国的全面开放从传统的“利用外资”,转向资本、技术、智力的内、外双向流动,开放过程势必伴随我国中高端产品、服务向国内和国外的供给能力的提升。从流通过程来看,沿海开放与沿边内陆开放相融合优化了开放体系的空间布局;自贸区建设、市场准入标准放宽与规范,为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开放了中国市场;“一带一路”建设,以产融结合替代简单的资本输出,突出国际共建,拓展经济合作新领域。从价值分配过程来看,要实现国内企业和民众对开放发展利益最大程度的共享,需要保证国家独立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引导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发展相协调、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公共品供给和全球经济治理。在确保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制度、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升我国在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通过高质量开放进一步改善国内循环。

总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伴随技术进步、国际分工深化、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全球产业链重组遵循货币、生产、商品资本循环不断优化空间嵌套。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总资本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循环空间扩大、布局改善和优势互补,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四、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条件

资本运动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制度条件确保的功能完善的市场体系基础上。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在勾勒资本运动过程时这样表述:“不仅必须存在货币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还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商品交换制度和充足的物质基础设施以供资本使用。”[[21]]现代化经济体系将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以及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设共同纳入,一方面打造好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对冲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形成优化资本运动总过程和再生产的制度载体。

(一)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与分配的基础制度

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资本流通顺畅进行的基础条件。价值实现依托于市场交易过程,价值分割取决于各个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相对权力关系。回归《资本论》叙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率水平形成,对应的历史背景是现代市场推动的劳动力、资本的充分流动,以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本必须依靠不断的技术进步保持生命力。当前,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其制度前提之一是要有高质量的市场基础设施,推动各类要素供需匹配、合理定价,以充分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不竭的创新能力。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是现阶段重点工作,各类要素市场有自身特殊运动规律且相互联动,共同打造市场流通的底层设施。

例如,就劳动力市场来看,一方面,优化劳动力配置与城乡、区域经济关系的调整相并行,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土地市场改革及其关联的土地收益分享、公共服务共享共建、农业现代化经营等,是推动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不仅是要促成供需匹配和要素定价,亦始终具备超越性维度。党的十九大以来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要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技术进步过程中劳动异化的陷阱,重新在生产组织中提升劳动者主体性,创造科学研究与劳动过程相汇合的内生创新动力。《资本论》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场景描绘了资本主义推动技术进步的实践,但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22]],“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3]]。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运行应当以劳动者为主体,将直接生产者的知识、操作与科学研发直接汇合,并促使生产力进步的收益由全体劳动者共享,这是新时代人力资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应具有的题中之义。

再就资本市场来看,资本只有保持永不停滞的运动过程才可能获得增殖收益,其内在属性要求全社会不存在任何真正闲置的资本,当货币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特别是作为固定资本投入使用,就会暂时失去流动性,积压的商品资本同样表现为资本运动不得已的停滞,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全部闲置和丧失流动性的资本的重新发动,让资本真正处于永恒动态当中。近年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始终是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也是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获得合理估价与充分流动的重要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对扩散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在初创期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是其成长的基本保障,股票市场能否有效促使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是其技术创新商业化的重要环节。因而,在新熊彼特派的代表性学者看来,一组重大技术创新渗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必然与金融市场创新带动的投资与消费催化相关联。[[24]]

(二)收入分配体系建设——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优化社会再生产

     收入分配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完成合理的价值分配,促成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延续。从党的十九大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应包含三重主要内涵:一是与上述市场体系建设并行,完善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可行机制,从这个角度看,要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基础制度条件是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二是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突出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对劳动力的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落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制度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三是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作为实现共富与共享发展的枢纽,也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新动能的关键,内含了公平和效率间的互动促进关系。

在《资本论》的叙事中,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一方面,马克思提出,有适宜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的工人再生产,是符合资本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利益的,他引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的话说,“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25]]另一方面,工人的消费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26]],这其中又关涉到工人是否有稳定的消费能力帮助商品价值得以实现。伴随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膨胀,使居民消费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二战后,为了缓和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一度试图以特定的制度设计保障工人阶级的消费增长,在生产-消费间建立良性循环关系。学者罗伯特•戈登描绘了二战后美国工人家庭的消费增长对战后繁荣的重要作用,其笔下“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生产成果在战后转化成丰富多彩的房屋、汽车和电器”[[27]],工人家庭的消费让创新的应用周期有效缩短,新技术迅速被推广,为汽车、冰箱、电视机等提供着看似无限的订单。这里消费与增长的正向互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战后黄金年代相对“亲劳工”的劳资协议形成的较稳定就业关系和收入增长。

对我国而言,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强调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让劳动者同步享受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使用价值增加,从资本运动的整体视角看,也有助于流通环节的价值实现以及扩大再生产的展开。伴随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支持力明显下降,挖掘内需增长空间成为了学界共识,并期望形成收入分配改革重新赋能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2008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开始对GDP增长起到了正向作用,并以扩大的产出规模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即以工资驱动增长助推卡尔多-凡登定律的运行。[[28]]2018年、201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6.2%、57.8%,社会消费能力增长对加速新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结构优化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制度条件的一部分,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绝不仅是主观意愿地增加对劳动者的报酬,而是与其他几大体系存在逻辑上的呼应:首先,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相对应,通过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以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通过劳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权利。第二,关联到城乡、区域体系的重构,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正在发生根本巨变,城、乡间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和供给体制从分割走向统一,势必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施加新的要求,普通劳动力报酬的增长表现为自然趋势,而在此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也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社会分工深化,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新的引擎。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推动民生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内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资料的质量提升和个人成本下降,对从供给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需求面激发消费新动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协调再生产的制度载体

市场功能完善是推动资本运动顺利进行、技术创新长期涌现的重要基础,政府职能落实则是协调资本运动矛盾,维系上述进程的关键制度背景。尽管马克思没有完成对于“国家”的独著,但在其著作中,始终将国家视为确保资本流通的积极因素。例如,保证市场机构和治理的司法基础,在劳动政策、货币以及金融体系等制度架构中确立规则,通过采购军事装备、投资公用设施、承担研发资助、调节再分配对有效需求施加重大影响。[[29]]就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性而言,一方面,在科技创新作为前述各项改革能否有力推进的基本动力的背景下,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为催化和扩散创新提供重要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周期性危机的核心制度安排[[30]]。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的搭建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分工。政府或不直接策划创新的方向,但是对于构建创新条件和传播创新却能起到关键支持,包括直接参与源头性的技术创新供给,以及为技术传播构建有利的机会条件。在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创新作为开发(供给)和传播(需求)两方面互动作用的过程已成为共识。创新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结果建立在扩散企业能力的投资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需要把企业的设计、开发、财务、工程以及市场机会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一个交互式的社会过程。[[31]] 路风在研究京东方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历史时提出,“政府与市场的简单二分无法解决后进者发展高技术工业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高技术工业的特性——快速的技术变化和市场变化、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和连续投资的必要——使任何形式的政府主导都不会有效;另一方面,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激励后来者进入这样的工业,资本市场也不支持在这种工业竞争中所需的数额巨大而结果不确定的投资。”[[32]]

就技术创新的供给来看,创新既无法被预知,是由企业家精神推动基于市场导向的分散决策过程;同时,由公共研发到技术突破再到商业化应用的长链条,凭借市场自发和风险资本完全自主的选择未必能完成孕育。政府对于增强技术供给的作用,不仅是在被称为公共品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中增加投入,而是在整个创新链条中都应具备足够的主动性。创新驱动既不同于投资驱动,但又不能不依托于活跃的投资提供足够资金支撑。当前我国已有比较活跃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风投资金的去向大多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核心技术创新的支持却远远不够。究其原因,作为“科学物化为生产力之技术进步质变”的“经典创新”,从最初的设想和种子阶段到最后的商业化,存活概率仅为6.66%,在金融体系极为发达的社会中,失败风险高达30%-60%的阶段,风险资本也是难以进入的。[[33]]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体系具备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却也并非顺利筹集创新资金的最终保证。由于创新活动前期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私人资本基本不可能介入,而来自于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资金(无论是以债务还是股权的形式),和官方对企业投资价值的认可,可以扭转私人金融家的看法并加快企业的研发进程。[[34]] 豪威尔2017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也提出,政府研发补贴资助企业进行新技术可行性实验,提高了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概率、促进了企业以高质量专利为代表的创新产出增加、创新成果转化和企业的存活概率。[[35]]

政府对于充分扩散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变革亦有着关键作用。回顾工业革命历史,“对于形成一场技术革命而言,单纯依靠个别资本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技术革命的推进和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有赖于对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大规模投资,个别资本对此既无能力,也缺乏足够的意愿,为此需要通过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借助于国家和金融资本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36]]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卫•戈登看来,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作为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交通及通讯体系的结果而出现,并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刺激。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典型例证。面对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崛起,吕新雨提出“任何新媒体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对电信发展基础建设的巨额投入和宏观政策的支持”。当前我国4G的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在农村地区,行政村覆盖率已经达到88%。信息通讯网络建设的国家战略是BAT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37]]

十九大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日渐成型,在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政策协同发力,内含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其目的不仅是应对市场自身无法出清、促成总量平衡,更是为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搭建条件、优化结构。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中资本运动的典型行为模式,然而积累过程以及相关联的技术创新难以避免内生出两类矛盾——劳资间市场地位和收入两极分化引致的生产相对过剩,以及既定类型商品持续工艺创新加剧的使用价值饱和。这些矛盾抑制消费和投资的可增长空间,从而限制扩大再生产的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设计要实现对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协调,就需要克服上述的生产过剩。除财政和货币政策能直接在总量层次发挥的作用之外,就业政策稳固劳动者获得报酬和消费增长的基本渠道,产业和区域政策开拓新增投资的广阔领域、分别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落实建立科技和空间条件,系统性地减缓生产过剩之于再生产过程的阻碍,内生消化过剩资本无利可图、无处可去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治理体制通过引导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平衡与升级,促进发展共享,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落实。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功能互补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最终表现为上述六大体系建设有效推进的机制载体。其中,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和政府助力的创新引领;绿色发展体系内嵌于投入-产出所需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的平衡和扩容,既依靠市场机制对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高效调配,又需要政府的结构布局、补齐短板,开拓新产销空间;全面开放体系建立在市场高度互通开放与政策自主性共同作用的基础上;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断激发的现代市场体系与有效的法律制度基础相配合;收入分配体系建设是在市场与政府共同力量作用下,以增长动能调整和就业增加为基础,继续带动消费、投资结构优化和共享发展实现。

 

五、结语

《资本论》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运动的一般图景与规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生产、流通、分配和再生产各领域有机关联的整体,既包含对最新科技成果的发展与应用,以完成对实体经济、金融部门各自及其关联机制的高效率改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增殖与扩大再生产,又要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落实与完善。为此,现代化经济体系七方面内容的协同建设分别在技术、空间、制度三个层次上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与目标,其中: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绿色发展体系建设,探寻生产组织、产品结构的变革方向;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建设,优化并扩大循环与再生产空间;市场体系建设和收入分配体系建设,推动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间功能的匹配和矛盾协调,促使要素合理定价与流动,调整价值分配环节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再从整体层面助力于上述各环节的有效实施与衔接,通过市场与政府功能的协调完善中,为新技术开发与扩散建立条件,调节社会总资本运动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发展目标的实现。

 

注释:

《资本论》作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文本依托,得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例如,习近平同志曾在其学术论文指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参见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28页。另参见邱海平:《<资本论>的创新性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从根本特征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生产、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和继承 《资本论》的上述一般原理,这一点也是政治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2-01.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3-14.

[3] 李萍,杜乾香.新中国70年经济制度变迁:理论逻与实践探索[J]. 学术月刊,2019(8).

[4] 芮明杰.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战略目标与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18(9).

[5] 史丹.绿色发展与全球工业化的新阶段: 中国的进展与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

[6] 高峰.论长波[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1).

[7] 孟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迈向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J].政治经济学报,2020(2).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90.

[9] 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34.

[10] 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10.

[11] 黄群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N].人民日报,2019-12-31.

[12] 王雨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

[13] 史丹.绿色发展与全球工业化的新阶段: 中国的进展与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16] 马晓河,刘振中,钟钰.农村改革40年: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事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

[17] 谢富盛,高岭,谢佩瑜.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9(11).

[18] 李萍等.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19] 史正富.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J].文化纵横,2020(4).

[20] 克里斯蒂安•帕劳.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J].王兴华,译.政治经济学报,2015(2).

[21] 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6.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24]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1.

[27]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M].张林山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514.

[28] Marc Lavoie.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Foundation[M].Cheltenham & Northampton:Edward Elgar,2014.

[29]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3.

[30]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J].清华大学学报,2020(3).

[31] 威廉•拉佐尼克.《经济学手册》[M].谢关平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42.

[32]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5.

[33] 龚刚,魏熙晔,杨先明.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2017(8).

[34] 罗伯特·沃德.美国的两面性: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的真相[J].贾根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7(6).

[35] Howell, Sabrina T.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107(4).

[36] 孟捷.积累、制度与创新的内生性——以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例的批判性讨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

[37] 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J].上海大学学报,2018(1).





微信关注我们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14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