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丨左亚文 等:“完整的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布日期:2021-03-20  浏览次数:41   作者:左亚文,高晓英,周绍东

“完整的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左亚文,高晓英,周绍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而只有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把握人的需要,进而准确定位生产目的。建立在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和历史本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完整的人”的本质是:从事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能动地表现、实现与确证自由个性和满足其需要的人。“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定,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变,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展望自由人联合体,又历史地承认“经济人”;既追求帕累托改进,又倡导“孔子改进”。

关键词:人的本质;完整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合目的性;合规律性

作者: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晓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经济纵横》2021年第2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活动,首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这表明,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为其核心问题。“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为理论核心,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科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生产目的与人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准确把握人的需要,才能回答“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么生产?”这一系列深层追问。进一步而言,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的需要的内在根据,因此,只有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才能准确把握人的需要,进而准确界定生产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一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人学基础。

一、社会的人与历史的人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人的本质设定为“经济人”。这种“经济人”基于个人需要和收入约束的精确计算,实现所谓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正是由于每一个“经济人”的利己追求,使得市场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有序地调整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而这正如凡勃伦所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涉及人性界定方面,“把人性视为一种被动的、实质上是无生命的、永恒地给定的东西”,把人视为一个“静止的、孤立的欲望小球”。[3]费耶阿本德也指出,“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就是“把科学的全部各不相同的要素和一切它们所占据的不同的历史断层全都投射到同一平面上”。[4]但是,“经济人”假设在实践中遭到了无情打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一书中指出,那种“人们天然就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并且服从‘人人为己和后下手遭殃’的原则”的信仰,其实是经不起现实检验的;根据对地方小规模企业的研究发现,“社区中的人们”往往能达成“并非只是追求利润”的共识。[5]鲍曼则赋予了现代人行为方式特定的道德内涵,即美德:“与经济人不同,有行为倾向效用最大化者是有个人‘品格’的人,他培养了特殊的行为倾向、性格特征和习惯,使之有别于他人,其他人可以通过他有所‘获益’。”[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但人本身的发展构成了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关系中的个人具有客观的历史规定性,……人所处的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它作为阶级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7]这本身也是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是从他们能动的实践活动出发,“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8]525-526马克思先后将人的问题置于哲学(“形而上”)和政治经济学(“形而下”)的框架中进行系统省察,在历史共时性和历时性交织的时空中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历史限度的超越,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性界说,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命题的终极旨归。作为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否定了其“人本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突出了人的实践,肯定了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实践的意义,并将人的生命活动所特有的方式——劳动实践自始放置在唯物主义视野之中,这就超越和拓深了人的类本质意义,赋予其更加深刻的蕴意。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究并未由此止步,而是沿着这一逻辑进路,继续行进在人的本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提出了“社会人”概念,即著名的“社会关系总和”。“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

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将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经济关系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9]10对于这种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马克思形象地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8]723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马克思理解世界的基本的本体论方案……是内部关系。……对马克思而言,每种事物都是由它的关系的总体构成的。”[10]人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一种在劳动中结成的关系。“社会人”建构在人的类本质基础之上,但是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别。正如弗洛姆指出的,“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人演变成人之后,丧失了先前与自然界保持的原始关系。于是,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基本感情即植根于这种需要。”[11]当然,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并不矛盾,二者也存在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既是一般本质与具体本质的统一,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社会人”的本质是具体的,体现了人的特殊性和个性;人的类本质是一般性的,体现了人的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由千千万万个“社会人”共同构成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本质是以人的劳动本质为前提的,人的劳动本质有待于深化或具体为人的社会关系本质。”[12]

把人的本质仅仅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不够的。刻画一个静止的横截面上的人,无法立体地呈现人的历史本质。任何人都只存在于历史的某个瞬间,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不同历史时代人的差别的问题。“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9]704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同时也意味着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处在不断的历史变化之中,人因此而成为“历史的人”。也正是通过在历史领域贯彻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3]“历史的人”意味着人的类本质也是不断变化的。“与那种认为人的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观念远远不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们的能力、需要和兴趣最终决定于他们所生活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样,人的本质自身就成为历史的产物。”[14]需要和兴趣的历史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在任何一个历史时点都必须进行劳动和生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人”同时也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覆灭一切抽象的概念而走出唯心主义的光晕。”[15]“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524而站在当代人的角度狭义地理解“历史的人”,此时“历史的人”就是“现实的人”,“传统人”就是“现代人”,“物质生产的变化是人性变化的基础。”[16]正如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指出的,“我们的现代人概念,部分派生于行为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是因为在工厂工作而形成的,我们把工厂看成是近代文明的制度模式的缩影。”[17]

“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历史的人”,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越其时代,他都无法真正意义上超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而只能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18]5-6作为资产阶级的人格化表象,“经济人”映射着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行为动机,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一方面,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后,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榨取剩余价值,工人完全沦为资本家无偿榨取剩余劳动的工具。“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19]另一方面,出于资本增殖的目的,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旋涡中,以实现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无序扩张直接导致全社会范围内的供给过剩和各个生产部门间的结构性失调,由此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局部范围的新变化,特别是在劳资关系、分配关系、经济调节机制等方面,资产阶级进行了一些似乎有悖于“经济人”特性的主动调整,“福利国家”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但是,无论资产阶级如何掩盖自身的逐利本性,从本质上讲,这仍然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调整,仍是“经济人”特性的一种当代体现。要真正实现对这种“人格化表象”的超越,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随着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走向消亡,“经济人”的本质必然会随之历史地发生变化,“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两种属性也将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达成更高层次的辩证统一。

二、“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定

正是在综合人的类本质、社会人和历史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提供了方法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有关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189这里“完整的人”(德文是totaler Menschen)中的“人”使用的是德文的复数形式,表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的整体。而在专指“个人”的场合,马克思经常使用的德语名词是Individuum(复数为Individuums),这表明马克思对“完整的人”(totaler Menschen)概念的使用,其着眼点是人类整体。[20]“完整的人”是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和历史本质的统一。一方面,“完整的人”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另一方面,“完整的人”是某一具体时点上人的社会本质和时间流变中人的历史本质的统一,“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8]137因此,“完整的人”又是横截面上的人与时间轴上的人的统一,是“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的统一。此时,“完整的人”这一概念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当然,任何概念都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界定,这也是概念和范畴的“规定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完整的人”作为其人学基础,需要从“完整的人”这一范畴的主观能动规定性和客观现实规定性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从主观能动规定性来看,人类是具有各种需要的“完整的人”,拥有生理需要、安全和自由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取得成就的需要等,并且“完整的人”的需要会不断发展和多样化,这就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8]194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未来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1]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只有通过能动地改造世界,塑造完整的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才能最终实现和满足这些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是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含义。从第一个维度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着眼于全体人民的,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满足需要的能力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从第二个维度看,只有把握“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规定性,才能准确理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才能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的战略意图。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能力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就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完整的人”主观能动规定性来看,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人的需要已经发展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还包括对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方面的需要和向往。二是从满足需要的能力看,目前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失衡问题,党中央提出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加大力度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抑制金融投机和过度炒作等。而跳出经济领域,人民群众还面临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提出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三、“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

“完整的人”是站在现实与历史交汇处的人。人的生产劳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生产劳动。在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给定了生产的“社会物质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其生产关系具有两大根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其理论和现实依据正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核心内容。”[22]因此,社会主义“完整的人”是以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存在形式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人”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并根据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的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完整的人”的客观规定,为其主观能动性规定提供了现实条件。人的生产劳动具有自觉的性质,特别是表现为能够“计划性”地制订方案和措施来进行劳动。“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163这种自觉性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实现了以往所有社会形态都未曾实现的生产计划性,这一特点恰恰规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拥有以往所有社会形态都未曾拥有的完整性。当然,不应忽视的是,“完整的人”的客体现实性规定还包含时间因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52人类总体上仍然处在商品经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个阶段,生产的“社会物质条件”仍然是由市场来组织的,在社会主义中国,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外,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因此,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在其本质上,一方面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历史地保留着“经济人”的某些特征。

如果说“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定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合目的性”问题,那么“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则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合规律性”问题。这也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具有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的本质特征,这构成“完整的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的“利己”本质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所谓社会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然而,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当仅仅改善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维持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受损,或者所有人利益都获得改善,但某些人的利益改善程度不如其他人那样大,那些利益改善比较小的人们未必感激变大了的“经济学馅饼”,因为人们还需要“心理学馅饼”,而在帕累托改进中,人们在“心理学馅饼”上之所失可能大于在“经济学馅饼”上之所得。[2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追求帕累托改进,还要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力量,实现基于人性“利他”和“利己”双重本质上的“孔子改进”[①]。这里的“孔子改进”(the Confucianism Improvement)指向一种和谐策略,是共同的最优选择,是一种强化的帕累托改进,是创立一种必然互惠的利益改进,即博弈中的每一方当且仅当对方获得利益增量时,其自身才能获得利益增量。很显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策略”,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实践中倡导这种“和策略”,就不能简单地从“利己”和“利他”的两分法出发界定人的经济本性,而是要考虑到人既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又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因而必然虑及整体利益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即人不同于物,却与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实现自我”,“人的生命和流动是有限的,却又在追求着无限的未来。”[24]因此,既不能完全根据微观主体的个人需要来进行经济决策,也不能简单地将人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机械零部件,而是既要认识和适应人的经济本性,又要把握和利用这种经济本性,在经济活动中充分挖掘人性“利他”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和调整社会中各种不合理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且只有抓住“完整的人”“利己”和“利他”的双重本质,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利益矛盾冲突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第二,只有把握“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才能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才能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从抽象意义上看,社会主义的“人”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存在形式的,即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并根据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人”。但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人”又具有“经济人”的某些特征,其客观规定性又不完全等同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生动刻画了这个历史阶段“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体现了“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属性叠加。因此,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一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制度和第三次分配机制;三是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26]

四、结语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受到的诟病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缺乏合理的、具有解释力的微观基础。实际上,作为分析经济运行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也同样需要构建自身的微观基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个微观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质。准确理解人的本质,不仅能够解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回应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种种质疑和诘难。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完整的人”,这个“完整的人”建立在人的类本质、“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的基础上。“完整的人”的本质是从事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能动地表现、实现和确证自由个性和满足其需要的人,且具有主观能动性规定和客观现实性规定。“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定是指“完整的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变,着力破解现实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展望“自由人联合体”,又历史地承认“经济人”;既追求帕累托改进,又倡导“孔子改进”;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改革生产关系。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完整的人”,其人学依据在于“完整的人”主观能动规定性和客观现实规定性的统一,而这同时也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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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孔子改进”是更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国表达,赵汀阳在“全球治理”2008里昂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孔子改进”同时也被收录在陈嘉映主编的哲学著作《普遍性种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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