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丨荣兆梓:工业化阶段的生产力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布日期:2021-07-12  浏览次数:95   作者:荣兆梓

工业化阶段的生产力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贯穿工业化全程的生产力发展特征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这一进程远未结束,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市场经济的生产力状态决定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大多数劳动者还不能自觉地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这是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矛盾的生产力根源。因此,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对劳动实施外在强制,即科层制度的管理性强制和市场制度的竞争性强制,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仍然要由市场经济体制组织,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因而能够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保证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当代生产力状态;工业化;谋生手段;劳动的外在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出处:《经济纵横》2021年第6期

 

一、工业化过程中的生产力特征及劳动的性质

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劳动力持续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且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过程。但工业化发展存在阶段性及国别差异性,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特点并不一样。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分工深化与机器生产,且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

(一)工业化过程的特征及其阶段性

近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就是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有人说工业化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了数字化阶段。其实,从1415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过程仍然可以用工业化来概括。当然,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若干阶段,但有一些基本特征是贯穿始终的。

1.工业化是社会劳动力持续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且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过程。在人类社会走出农耕社会以后经历的几百年高速增长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工业化。工业化首先是一个社会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是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在一万多年以前,地球上若干地点的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社会过渡到了农耕社会。大约四五百年之前,世界上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第一个特点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尤其向工业部门转移。这当然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与世界贸易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有关。由于贸易的发展,一些国家的工业能以世界市场为对象发展生产,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生产这个前提。有大的市场、大的市场需求,才能发展出大的工业,而有工业就需要也更加有可能快速发展生产力。与农业相比,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有着更加灵活的选择、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是因为工业与土地、自然之间的联系相对农业要小,它可以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然后逐步扩大它的协作范围和分工范围,并用机器进行生产。因此,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快速提升生产力的过程。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知识的积累都会提高生产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业生产力有着农业无法比拟的速度提升,这是由工业本身特点决定的。当然,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反过来也加速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始终表现为农业的比重在缩小,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比重不断提高。因为工业与农业相比,其劳动生产力提高速度要快得多,工业比重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把这种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结构变化导致的全社会生产力提高叫作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效应。在工业化前提下的社会生产力提高中,结构效应发挥了主要作用。当然,工业劳动生产力提高本身也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篇章里,用三章的篇幅讨论了工业化早期生产力提高的三个手段,即协作、分工和大机器生产。所以工业化进程不光是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劳动生产力加速提高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事实也是如此,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有着令人惊叹的加速度。

2.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国别差异性。工业化过程是分阶段的,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化过程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我们可以按照工业化进程本身,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工业化初期(启动阶段)、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工业化晚期,一直到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其实仍是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只不过该阶段的工业化技术有些新的特点。有人认为现在不是机器生产,而是智能化阶段。其实计算机也是一种机器,是一种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机器。如果可以用一种人造的工具去替代人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那么它就是机器。机器不仅有蒸汽机带动的机器、电力带动的机器,还有计算机系统控制的机器、物联网连接的机器。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归纳工业化发展阶段,比如工业化过程中工具的变化、能源的变化等。[2]从工具变化角度看,一开始是手工劳动的工业化,然后是机器的工业化。机器的工业化也经历了若干阶段,从蒸汽机带动的工业化,到电力带动的工业化,再到今天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工业化,一步步发展起来。因此,从劳动手段、生产资料的变化也可以探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

虽然工业化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每个国家的进步发展都要求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各个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特点并不一样。以我国为例,刚开始工业化时整个国际市场早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我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社会,要发展工业化首先要实现“站起来”,要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即使如此,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还是跟其他国家不同,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所具备的那些条件——没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没有新大陆的发现,也没有大西洋的三角贸易(欧洲的工业品、非洲的黑奴、用黑奴到美洲去换取工业原料等)[①],而贸易是资本主义列强原始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我们不但没有这样的外部条件,而且面对的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工业化刚起步时,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而且后来发现这些援助也是带有条件的,并不符合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就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差异。因此,工业化进程是有国别特征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国家不同,像日本、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即使是英国和美国,二者的工业化进程也不一样,美国作为相对于英国的后发国家,其实很多技术来自英国。总之,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存在差异的。

(二)贯穿工业化全程的生产力发展基本特征及当前的新特点

1.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分工深化与机器生产。关于这两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概括了。这个过程到今天仍未结束,生产力进步仍然体现这两个基本特征。

分工深化首先是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即工业从农业当中分化出来。工业产品相比农业产品更加多样化,工业不断发展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及新的分工,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在加速分工。而且工业化过程使得几千年的家庭农业劳动转变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发展出大规模的协作,从而为工厂内部分工准备了条件,促进了工厂内部的分工细化,这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工厂技术分工的细化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此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讲的“扣针制造业”的分工就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②]。当然,分工深化不仅发生在工厂内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社会内部分工[3]389,即通过商品交换形成各种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需要。所以工业化进程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它还在加速。随着现代生产力及新技术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会有新的发展。现在很多岗位分工、产业形态是之前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都是新生事物。在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深化的互相推进下,整个生产过程中产业分工链不断延伸。这就是分工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亚当·斯密以来,政治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多且深入的。

与分工深化相伴随的机器生产也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分工深化过程中,人的动作越来越细化,而分工越细化就越呆板,也就越来越适合机器去做。这就为机器的发明、机器替代人的劳动准备了条件。[3]379因此,在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发展的前提下,机器生产逐步发展起来。伴随机器替代人的劳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机器替代人的劳动是必然趋势,当然一开始不是全部自动化,可能是机器做一部分工作,渐渐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被机器所替代,生产过程就越来越接近自动化。马克思观察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事实,深刻理解了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并且预测这一发展过程必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认为,机器替代人的劳动这个过程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所有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劳动都会被替代,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逻辑[③]。机器替代人的劳动以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倾斜,而且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可以不断地从中得到超额利润。所以这个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一定会不断往前推进。

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机器替代人的劳动的过程(机械化和自动化)从未停止过,一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机器操作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水平。甚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机器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脑力的水平,很多程序化、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已完全可以被机器替代,例如数控机床其实就是机器对人的脑力的替代。而在物联网的发展推动下,未来的直接和间接生产过程都将实现高度自动化,甚至出现真正的无人车间。生产正由自动化升级为智能化,不光是那些简单重复劳动会为机器所替代,而且机器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范围正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日益拓展。如果说马克思当年仅从大机器生产就看到了机器替代人的劳动这一未来前景,那么我们今天其实看得更清楚,机器可以替代人的劳动,且其边界正在不断扩展。在一个无人或者有很少操作工人在车间活动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看管人”而立于生产过程的旁边。[4]这个变化正在从一个部门逐步扩展到更多部门,这个过程就是自动化生产的发展过程。

总之,之所以说现代生产力发展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工业化过程,根据就是前述两个基本特征。目前,这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分工深化和机器生产及机器替代人的自动化过程一直没有停止。因此,现在大多数国家里,人们还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

2.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当前的工业化进程随着机器科技的发展及科技在生产领域的运用而呈现新的特点,即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应用发展,当前的生产力发展也主要是由这两门科学的发展作为先导。其中信息科学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生产过程在信息层面的创新突破,表现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及生产智能化过程的加速。不仅如此,基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突破还极大丰富和提高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手段与能力,加速了科技与产业的相互促进进程。很多人预言我们今天正处在新的技术大变革的前夜,未来30年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及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相应变革,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甚至是颠覆性突破。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使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仿生学、脑科学、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技术、穿带式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加速融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兼具机械装置和生物体双重特征的具有自组织、自学习功能的机器——生物大系统,其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样态。甚至未来人和机器之间也可能会慢慢融合,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这个过程将是人的能力、人的潜能进一步发掘、发挥的过程。人类社会关系将随着这些新技术的成长而发生系统性变化,政治经济学学者要看到这个大趋势,保留我们足够的想象力,紧跟工业化的加速发展进程。

3.工业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完全替代人的劳动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一方面,这个过程还会继续推进,而且加速;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即使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工业化仍未达到完全的自动化水平。从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现状看,这些国家里尚且还能看到手工劳动者、简单的体力劳动者的普遍存在,自动化过程并没有把所有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排挤出去。当然,这里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但是不管什么因素,机器替代人的过程还没有普遍化,没有达到相应高度。我们只是看到一些先进的机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仍有很多生产部门没有实现自动化,甚至距离自动化还很远。何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业也迅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为服务劳动所替代,而服务劳动的机械化、自动化难度更高。这些新的领域产生了新的产品需要,而这些产品的生产也对机械化和自动化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难题。我们现在可以说能够创造很多种类的机器人,比如家政机器人,但是说其完全替代人还为时尚早,它们只是呈现出这个发展势头,但当前的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一高度。可见,即使是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体,生产自动化的过程也还远未完成。其次,重要的是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看,全球经济是高度不平衡的,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或是工业化初期阶段。要把全球经济都带动起来,都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那就更加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当前一些看似发达的生产力其实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比如基于不可再生能源的自动化生产力,当能源消耗尽之后如何保持这种高度自动化呢?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过程最终必然要完成,但它必须建立在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之上,必须是生态环境可承载的,必须是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讲的未来前景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工业化进程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走到尽头。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专门讨论生产力?为什么如此强调生产力?因为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对的问题,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社会,生产力就要发展到某种状态,而现在离到达这个状态还很远。对这个过程的漫长性和艰巨性未能充分认识,其中对当今世界的生产力状况及共产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要求的认识不到位应该是主要原因。我们强调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强调分工深化和机械化、自动化还要继续发展,强调当今世界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理想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有怎样的差距,这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特征的根本依据。马克思所预期的未来社会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到来,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三)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

由工业化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征可以引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过长。现代生产力水平下,要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要,劳动时间就不能太短,因为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当然,现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相对较高了。同马克思所处年代大多数工人的劳动时间达到1012小时相比,现在大多数国家里,人们只要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每周是5个工作日。由于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工作日不可能过度缩短。如果现在每天工作两小时,恐怕物资会匮乏到大家都要饿肚子。作为劳动时间对立面的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现在工作时间仍然较长,自由时间自然相对太短,因此,这是一个基本的限制。而且还要注意到,劳动时间较长问题还要从一国的发达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处于向中等发达国家跨越的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能松劲,否则不仅影响发展,甚至可能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个别发达国家不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当然只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长,放在全球范围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全球发展并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及其劳动者要真正实现发展,只能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

第二,现在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依靠分工深化,尤其是职业的专门化分工。这种分工深化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但是它也必然导致劳动过程的单调。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职业或工作,那么社会劳动必然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职业的专门化分工、专门的工作岗位、劳动纪律的约束等都是当前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

第三,现在的直接生产过程中人还是机械的附庸。目前,机器尚未发展到足够的自动化水平,所以生产过程中还需人来弥补机器的缺陷、充当机器的助手。当然,尽管现在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描述的那种生产流水线在减少,但是很多岗位的劳动者仍然依附于机器的情形并没有改变。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能站在生产之外,作为生产的控制者、生产过程的指挥者去发挥作用,所以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机器的附属物。

以上三点决定了当代经济中绝大多数劳动者对劳动的态度:不是将劳动看作人生的需要,而更多将它视为谋生的手段。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生活来源,甚至不愿超出养家糊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再去提供剩余劳动。多数劳动者还将劳动视为谋生的手段,这不是思想觉悟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不与是私有制企业职工还是公有制企业职工相关,它直接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与特定生产力状态下劳动的特点相关。[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一定是实行按劳分配,因为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财富尚未充分涌流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为谁工作的问题,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上述特征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所以多数劳动者将劳动更多视为谋生手段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当然,现在社会里已经有人不把劳动看成谋生的手段,比如少数艺术家、科学家,他们可能因为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而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和自我价值所在,因而把工作视为自己的事业甚至当作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劳动者是无法做到的。

二、作为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

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社会的全面能力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最根本特征。由于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因此,个人当前利益与社会长远利益的矛盾将在整个第二大历史形态里始终存在,而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充分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进而也是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劳动的外在强制的客观原因。对于市场经济中劳动外在强制的形式,从劳动组织方式角度可分为两种,即科层制度方式和市场制度方式。

(一)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工业化进程同样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体现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理解生产社会化呢?有人说生产社会化就是指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规模扩大不是指单纯的机器使用规模越来越大,而是企业的规模、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通过联合公司的方式实现规模扩张。但这只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根本性的方面。生产社会化的根本性方面应当是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时所说的第二大历史形态的根本特征: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社会的全面能力体系。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最根本特征。

之前的生产主要是家庭劳动、庄园劳动,自给自足,不需要全面的社会联系,更不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化体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体现为生产的全面社会联系的不断拓展,即依靠商品交换的物的普遍联系,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能力体系组织起来。市场经济下,每一个商品生产者的能力都没有得到全面发展,而是受到旧式分工的束缚,只是终身从事某一特定行业、特定分工岗位的工作,因而其能力是片面发展的。但是,这个分工体系中具有片面能力的劳动者通过市场交换、通过普遍的物质联系而形成的社会体系的能力是全面发展的。这是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的。随着分工的深化,人的能力的方方面面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被发展起来,而且这些具有不同能力的个体被市场体系有机组织起来,从而实现人类社会能力体系的全面发展。尽管单个个人的能力没有实现大的发展,但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通过商品交换,千百万职业专门化人才已经形成普遍联系,组织起全面能力体系。这种普遍联系越是频繁和紧密,体系覆盖的范围越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

生产社会化作为一种趋势,全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不断扩大规模,从地方性、城市内部分工,逐步扩展到区域性分工,再到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分工,进而拓展到国家与国家的联系、区域性的国家联盟的分工,一直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分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通过商品货币交换的普遍联系扩展到全世界,这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最突出表现和最基本含义。因此,生产社会化的最终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这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把整个人类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全面的能力体系。

此外,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9世纪中叶之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是以小企业为主,而且国际化程度不高。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逐步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逐步增加,国有企业也开始发展等。这些都属于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内容,也都属于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容。

(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存在外在强制的必然性及其形式

以上讨论还可引出一个推论,即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的外在强制性。如前所述,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提供剩余劳动。这是多数劳动者的一般情况,也是社会范围的基本事实,而且这个客观事实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无法得到彻底改变。同时,从社会整体看,整体的长远利益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这就需要剩余劳动的积累。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从个人利益出发,劳动者不愿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去提供剩余劳动,但是社会发展不能没有剩余劳动。这里所说的还不是公共消费和政府开支之类,而是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积累。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要通过投资才能不断提升科技含量,作为生产外部环境的基础设施要通过投资才能不断改善,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不断投资研究和开发以促进科学发展,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实现都需要剩余劳动的积累。因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明显存在矛盾,这也是基本的特征事实,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最基本的特征事实很少进行专门研究。个人当前利益与社会长远利益的矛盾将在整个第二大历史形态里始终存在,而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充分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进而也是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劳动的外在强制的客观原因。其次,更深层次的原因直接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即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这决定于当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基本特征,而不是仅仅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也决定于当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基本特征,而不是仅仅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但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什么还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呢?因为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至少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社会要进步和发展,就只有通过对劳动实施某种形式的外在强制,从而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就提出,资本有一个历史方面或者说历史使命,那就是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提供剩余劳动。[5]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本体现了阶级剥削关系,但其的确存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矛盾,公有资本同样需要对劳动实施一定的外在强制,但这不是阶级对阶级的强制,而是劳动者整体意志对个人的强制。

对于市场经济中劳动外在强制的形式,从劳动组织方式角度可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方式为科层制度方式,通过金字塔形科层组织的命令—服从机制实现劳动强制,即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最高层。科层制度对于理解市场经济体制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作为一种现代等级制,科层制度并不一定要建立在人的身份等级甚至血缘关系纽带[⑤]的基础上。科层制度从表面看体现着平等,但是只要进入企业,个人就要服从资本所有者的命令,要服从资本的指挥。因此科层制度是一个严格的命令—服从机制,是一种外在强制。在科层组织内部,都要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简单来说,这种命令—服从机制的外在强制针对的就是人的偷懒“天性”。如前所述,这种所谓“天性”其实是与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的,即生产力发展现状决定了劳动更多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大多数劳动者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执行8小时工作制,要及时打卡以免因迟到早退而扣钱;要集中注意力工作,努力完成工作指标;要服从上级工作指令,否则甚至会面临辞退风险;等等。这些都是科层制度对劳动的外在强制的种种手段。另一种更加基本的外在强制的劳动组织方式就是市场制度。尽管市场经济体现出人人平等、等价交换的特征,但事实上,其对劳动的外在强制形式更加严格。因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讲究优胜劣汰,而这种强制力对于市场竞争失败者来说是非常直接的。虽然没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但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以一种近似自然选择的方式实施强制。因此,如果在竞争中失败就要被淘汰,这也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是一种无形但客观存在的强制,而且是一种比科层制度更加严格的强制。换个角度说,劳动的外在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管理性强制和竞争性强制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形式或者说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构造起来的经济体制,就是现代生产力对劳动组织方式的直接要求。总之,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还存在对劳动的外在强制,而且由这个推论可以很自然地引出现代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市场经济体制。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组织方式的类型及其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人类社会在第二大历史形态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这种劳动组织方式或者说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是主要依靠科层制度和市场制度共同构建起来的一种现代经济体制。正如马克思所言,市场经济存在两种分工形式。其中一种是工场内部分工,其实就是指科层制度,即资本家统治着劳动大军。对于另一种分工形式,为了区别于工场内部分工,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内部分工。事实上,就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即市场制度,是完全依靠物的普遍联系、通过商品交换组织起来的社会分工。其实科层制度和市场制度这两种劳动组织形式在现代经济中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在谈到市场经济体制时,不是只有等价交换和买卖关系,它要通过两种构造来组织劳动:一种是科层制度,一种是市场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科层组织是一个具有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组织。在内部,它实行的是信息自下而上传递、命令自上而下发布,也就是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上级通过汇总下级的信息了解全局、形成决策,然后向下发布。这是一种命令—服从的规则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把这种分工叫作工场内部分工,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可以看到的许多企业都是工场手工业。当然,实际上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内分工也同样采用这种形式。这种分工形式有着很强的计划性和有效性,所以其合理性在《资本论》里得到了充分肯定。[3]394马克思认为,相比于市场制度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分工形式有它的优势,即计划性。因此,它不需要经过盲目的无序状态、在事后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找到秩序,它的效率应该会更高。马克思甚至表示,未来可以把工场内部分工的这种优点运用到社会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调节中。[3]395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种机制。现在很多比较制度经济学学者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叫作大科层体制,就是把全社会组织成一个大的科层组织,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来组织生产。而市场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独立经济主体之间网络式联结的、平等交换的经济结构来组织生产,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从可能性上来说,每一个市场个体与市场上其他所有个体都可以进行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网络,而且网络里的每个单元从理论上说都是平等的。要想实现自由平等交换,就得服从等价交换原则,只有这种自由自愿的交换才有可能实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价格在供求中会出现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存在均衡点,即均衡价格,尽管均衡价格必须在交易过程中通过不断试错才能达到。

从劳动分工的组织功能看,两者的区别很明显:科层制度是以“看得见的手”来调整,而市场制度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层制度和市场制度处于一个并存互补的混合状态。原子式市场是西方经济学在进行均衡价格讨论时的一个基本假设——市场分工很细,交换单元很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实际上这种原子式市场只是理论的想象,现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实市场中有很多大小不一的企业,不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也有许多人组织成为一个个科层组织再出现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原子式市场只是一个理论假想。但反过来说,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组织实施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实现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地方真正实现过。哪怕是苏联经济,其农业经济还是要搞集体经济,没有把生产资料全部集中到国家,因为当时苏联农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其很难进入这个大科层体系中去。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一定是两者混合、并存、互补的结构。

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思曾形容,市场经济是一桶牛奶里面漂浮着点点黄油。这里的点点黄油就是企业,企业是漂浮在一桶牛奶里面的,而牛奶就是市场。但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不是单纯的牛奶或者单纯的黄油。当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比重会有差异。在传统市场经济中,科层组织较小,重要性也较低,更接近于原子式市场这个假设;而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近乎完全被组织成一个科层组织;可见,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的比重也有很大差别。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科层制度的作用正逐步增强,不只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一个大企业就是一个大科层组织,而且作为全部社会经济中最大的科层组织——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关于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可从两个角度考察。从微观角度看,可以围绕企业考察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关系。企业是在市场经济这片汪洋大海里面的一个小岛,它的外部联系要靠市场来解决,这是企业的一个基本特点。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其内部有金字塔形的科层结构,通过科层制度组织生产,但其外部经济联系完全依靠市场。所以,不管这个经济组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劳动者收益最大化,都可能是企业,比如合作社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市场主体,这要看如何定义企业。很多教科书认为以利润为目标才叫企业,这个判断未必准确。如果从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关系角度看,企业的概念可以放宽一些,也就是说,只要其外部联系都是靠市场来解决,那就可以确定它是一个企业。从宏观角度考察,这里存在一对非常重要的关系,即由企业构成的市场结构与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府这个最大的科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也是指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总之,作为现代经济中劳动的组织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必然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它依靠两种外在强制的形式来组织社会劳动,一种是科层制度,一种是市场制度,两者结合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但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体制总是由这两种基本的组织架构搭建起来的。这样我们就从抽象逐步地向稍稍具体的经济学范畴过渡了——从劳动组织方式到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属性与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里最基本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特征。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的公式: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之前的教科书基本延续这种提法,而改革开放后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很明确,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里面包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是由当前生产力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凭空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和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不能脱离生产力状况去讨论经济制度,而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于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般承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比较笼统。生产力要发展,那么生产力发展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量的标准是什么?质的规定又是什么?这里有很多概念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很多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要向前推进,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即明确我们的经济制度与当代生产力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劳动作为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决定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这是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因而社会主义也一定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

十月革命后,列宁开始探索苏维埃国家的管理体制、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发现了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在很多场合对工人群众、对党内同志的讲演中指出,由于工人刚刚从旧社会中走过来,还受到许多旧社会恶习的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6]列宁认为工人仅仅考虑个人利益是旧社会恶习,还未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背后还有生产力原因,不能把问题完全归因于旧社会恶习。如果只是旧社会的痕迹,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经历了百年时间还会有这种痕迹存在呢?事实上,生产力本身的状态决定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方式,即必须要在对劳动的两种外在强制的框架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其社会劳动的组织功能。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那么简单,不是说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整个社会就没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就不需要劳动的外在强制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还是需要市场经济体制来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社会主义不可能跨越市场经济,这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探索才逐渐认清的问题。

在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初,苏联共产党打算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但在实践中发现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就无法组织社会经济运行。列宁很快意识到了这点,调整了方针政策:意识到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联系、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没有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因此提出了新经济政策。[7]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组织生产,促进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肯定了这一点。[8]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交换关系,农产品依旧是商品,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但是苏联共产党人始终没有从这里再往前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通过商品交换来组织社会劳动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而是主要依靠一个大科层体制来组织社会生产。在工业化初期,社会生产还比较简单,需求的多样化、产业链条的延长还没有达到一定阈值,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发挥组织社会生产的功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计划经济体制在组织生产方面的不足就愈发凸显了。究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存在“两只手”,一只是科层制度,一只是市场制度。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只偏重于科层制度“一只手”,将市场制度视为异己的、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冲突的东西,相当于舍弃了“一只手”。苏联共产党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这两种手段都可以用。[9]现代经济需要“两只手”来组织生产,单靠“一只手”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邓小平同志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科层制度和市场制度都是手段,都可以利用。这种认识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型。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优势,不仅具有更高的效率,能够更加充分和普遍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且在创新激励方面也有很大优势,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独特的制度魅力。近10年特别是近5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底气越来越足,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现在有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非常了解甚至有深刻理解的学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了解不够深,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深刻的理解。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状态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经济。与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是存在缺陷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制度的发展与当代生产力状况联系起来。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相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明显落后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所以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突破的,这是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需要明确的事实。由此就产生了东方社会主义的特点,即其生产力不仅不足以突破市场经济,而且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洼地里生长起来的,面临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进一步的,这就产生了20世纪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一开始不得不采取计划经济体制。[⑥]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落后的,因而没有理由说现在就可以超越市场经济。由于没有充分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制度选择的制约,我们的实践也有过失误,这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规律是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规律。价值规律的一般内容涉及社会劳动的合理分配与有效配置、劳动时间节约和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等。价值规律的一般内容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它要通过商品买卖、等价交换、供求矛盾,通过市场供求对商品价格的调节,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等形式来实现。这里形式与内容的衔接要以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理论作为桥梁:商品等价交换是以两个商品生产的劳动量相等为前提,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讲价值规律还要补充两点:

第一,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一般讲是市场制度,但实质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靠“两只手”来实现的,并不是单纯靠“一只手”,尽管“看不见的手”是决定性的、最基础的东西。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可以通过“第二只手”,即所谓“看得见的手”来调节。以“看得见的手”执行价值规律的主体是政府,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科层组织。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调节要依靠一些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财政收支。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强制手段,之所以能够成为贯彻价值规律的“第二只手”,在于这种强制手段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依循价值规律,其所有调节手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这是中外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的。承认政府的作用才能理解发挥作用的“两只手”,才能认识到政府与市场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关系。理解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重要。至于政府之手如何去贯彻价值规律,其优势和限制又是什么,则首先需要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

第二,讲价值规律时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对价值规律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毛泽东同志逐步在实践中认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他在给一个地方党委的批示里明确提到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不能违背它,而是要从贯彻价值规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10]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理论上比较早地提出了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里曾说过,我们利用价值规律,是把它作为一个经济核算的工具,作为提高效率的一个工具来用,它不能起决定作用。这应该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到1964年,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步地认识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一次会议上,孙冶方同志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1]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前所述,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确是首要规律,“第一条”这个说法完全是有依据的。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阶段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知道社会主义阶段有商品交换和商品关系。但是能够提出“价值规律第一条”,这确实是一个理论突破,而且从理论发展的阶段来看,它具有超越发展阶段的意义。后来孙冶方同志还以这一句话做标题写了文章。[⑦]

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对市场经济体制即价值规律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化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这时其实已经在设想理论突破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党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3]这个理论认识一直伴随改革而不断发展。到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14]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价值规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条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党的决议也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之,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要和关于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规律的认识结合起来,两条线是相辅相成的。

(三)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

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里最基础性的内容,因为劳动的组织方式是生产关系中最接近生产力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兼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性,即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选择某种劳动组织方式,离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组织现代生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充分的自觉,没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自觉,就会伤害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所以它是最基础的内容。当然,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也是“三位一体”,但这个“三位一体”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三位一体完全不同,每一条都有其新的内容。比如所有制关系,虽然都强调公有制,但差别很大,现在的提法不光提到公有制,而且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说清楚,即为什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有人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是不是公有制经济应该无所谓,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给出的根本性答案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悖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一个很明显的悖论: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迄今为止仍然以现代化市场经济来组织,而且只能由市场经济来组织,这点如前所述是由生产力发展状态决定的。并且这个生产力发展阶段不是在10年或20年的短期内就能跨越,而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在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由于机器生产还没有充分替代人的劳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太长、劳动分工把人固定在职业岗位上等原因,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且还具有外在强制,因而它一定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也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时反复强调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一特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必须由市场经济来组织,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从微观角度看,资本倾向的技术进步路径是要求技术进步要保证机器系统对劳动的控制,但技术的发展使劳动者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而这又是资本主义不愿看到的结果。这就是资本在技术进步路径方面的固有矛盾。如果有两种科技进步方向可以选择,一个主要依靠劳动者的能力提高,而另一个表现为机器系统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越来越不需要人的操纵,那么资本家一定选择通过机器系统更好地控制劳动的技术进步方向。从企业层面看,这种选择似乎没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几百年时间中技术进步总是这种偏向的话,那结果就是在技术进步中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低,劳动者相对于机器而言的能力越来越弱,从而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整个技术进步总是偏向于物质生产条件,使资本越来越强大,而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却越来越弱小或越来越片面化,这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或者说构成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上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来说,机器进步的边际效用将越来越低。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日益扩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它一定会导致工人的相对贫困化,但是不一定会造成绝对贫困。[⑧]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分配越来越偏向非劳动者,偏向于剥削者,这是相对贫困的过程,也是两极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资本主义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但也导致相对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这一定会酿成一次又一次危机,而资本主义本身没办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消费偏向资本,但是资本家及其家族的消费能力总是有限度的。大量剩余价值集中到他们手中,但他们会选择继续投资,而这必然导致相对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需求不足首先体现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低、消费需求不足,其次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即没有可投资的领域,进而导致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解决剩余价值积累的办法,比如扩大军费开支、扩大非生产性领域的消耗等,但是最终矛盾一定是越积越严重。尽管现代经济中政府干预可以使危机的间隔时间延长,但危机终归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其根本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一定会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原因,而且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周期性危机的暴力破坏来重新启动。

当代社会主义者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有一种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还是市场经济,但它能适应当代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来组织社会劳动;但它又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它可以消除或弱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至少它能保证社会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继续发展。这才是保证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唯一出路——选择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国外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固有矛盾,但持一种悲观结论,认为不能再发展生产力和推动技术进步,否则肯定会导致人类灾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进步永远是历史进步最大的推动力和发动机,而人类社会的潜能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它需要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不仅如此,生产力进步对于消费完全过剩的富裕阶层来说意义有限,但是对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来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众多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居民来说,仍然是最大的现实需要,是最大的实际利益所在。因此,必须要发展生产力!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经过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制度,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立刻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不是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全覆盖,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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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2.

[2]C.弗里曼,F.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7.

[6]列宁全集:第3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2-346.

[7]列宁全集:第4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2-233.

[8]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07.

[9]邓小平文选: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0]毛泽东文集:第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37.

[11]经济学家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EB/OL].[2014-03-27].道客巴巴网,http://www.doc88.com/p-0921988594536.html.

[12]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EB/OL].张五常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2r7.html.

[13]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EB/OL].[2007-08-29].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511.htm.

[1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注释:

[①] 参见: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的特殊性将在后文细述。

[⑤] 比如种姓制度。

[⑥] 即使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主要靠的是科层制度,没有充分调动市场活力,但是当年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这些选择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积累时对这个问题有过展开分析,具体参见荣兆梓、李艳芬《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研究——基于中国经济70年》,载于《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9期。

[⑦] 参见: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载于19781028日光明日报经济学版。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是“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12]。两个提法看似相像,但二者的实质是根本不同的。后者讲的其实不是价值规律,而是西方经济学的价格规律——价格随着市场供求的波动而波动,并通过波动中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对照之前讲的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看到,这充其量只是价值规律的表面形式,并没有理解价值规律背后的本质内容,即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及与劳动价值论相关的一系列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这个规律背后的一般内容——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因此,这种提法是只看到了形式,没有看到本质。

[⑧] 绝对贫困可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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