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丨周文、刘少阳: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

  发布日期:2021-09-06  浏览次数:23   作者:周文、刘少阳

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

  文,刘少阳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实践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涵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世界意义,其服务于国家战略,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活力和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 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刘少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有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体现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强调国内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有机统一,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格局理论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行动指南,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将进一步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依据和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因此,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提出的依据和判断标准。

(一)生产关系新变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单纯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也要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能动作用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对外开放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消费需求潜力不断释放并成为拉动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引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客观上有着彼此消长的态势,尤其是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行为,世界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国际生产关系。

一方面,从发展现实看,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导致发展国际大循环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传统的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受阻,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短期受到明显抑制。世贸组织2021331日发布的年度《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5.3%,但这一表现好于202010月世贸组织对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9.2%的预测。2021621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了35%,从20191.5万亿美元降至1万亿美元。疫情使各国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在2020年和2021年的两年时间里,全球GDP累计损失将超过12万亿美元。在全球投资和贸易萎缩、产业链供应链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韧性、提高经济发展安全性,进而推动经济结构性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发生改变,国内拥有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和基础。在生产上,我国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制造业正加速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断提高,生产的产品数量居世界首位,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城市群在生产专业化和分工、扩大出口、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从分配和交换领域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已达100万亿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2 535美元的标准。然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区域不协调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制约着国内消费潜力的释放,但通过包括制度变革在内的一系列战略举措能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潜力,而且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消费潜力。从消费需求领域看,我国有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随着新型消费业态加速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势头迅猛,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支撑和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空间广阔,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充分的内需保障。

(二)坚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核心标准

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从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向开放引领世界经济转变。过去,我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生产关系的调整源于生产力的变化,同时生产关系的调整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新发展格局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的战略调整。

第一,新发展格局符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是实现新发展目标的重大举措。当前,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总体实现,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单纯依靠国际经济循环参与低端制造环节,难以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还是要以经济内循环为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影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把关键性的产业链、供应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依赖外需“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国内大循环。2019年底,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依然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但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从2006年的35.4%下降至2019年的17.4%,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9%,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中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已经悄然改变,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第三,供给体系不能有效适配和满足国内需求是当前制约生产力水平提升的主要问题,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十四五”时期,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充分激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可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从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的运动过程看,产业资本运动具有一般规律,要真正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加快转变外向型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涵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政治经济学的涵义扩展

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只强调财富生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强调生产力,也强调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8“本书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11恩格斯也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互相制约相互影响,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4]生产决定交换,交换促进生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即实现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间的畅通,及时化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是指导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理论依据。其中,生产表现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出发点,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新发展格局强调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在生产方面,生产是经济循环的核心,决定了新发展格局不是淡化生产的作用,而是更加重视生产的作用。这是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决定了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在消费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内在环节和最终完成阶段,它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消费反过来创造出新的需求,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要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激活消费推动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作用,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在流通方面,马克思指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也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分配和交换,即流通环节。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重点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全国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交易环节,提高流通效率。

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表现形式,其本质却是两大部类产品价值再补偿和物质再替换的过程。马克思强调社会总资本运动中两大部类的平衡,经济循环的各环节之间是顺畅转化和连续运动的有机统一整体。同时,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必然推动流通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其发展趋势是必定要突破一国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场。因此,新发展格局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丰富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因此,市场经济本质是交换经济。[6]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核心是效率,目的是财富生产,忽视了消费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其实,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扩大内需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把刺激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的地位不断上升。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端发力进一步激活了消费需求潜力。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强调扩大内需和交换的重要性。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强调世界市场循环的重要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7]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正是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促使我国经济开始崛起,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大国。因此,国内经济大循环不是封闭的循环,更不是各自为政的循环,同样强调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充分挖掘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大国经济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和分工优势,为市场交换和消费提供广阔空间。亚当·斯密曾指出,“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8]大国往往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内部循环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保障经济体系稳定性的优势。一方面,我国具有超大规模性的综合优势,[9]可发挥大国市场优势,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出口结构,进而促进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国依托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为国内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通过强大的消化自身生产的能力,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供求适配机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

其次,新发展格局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一方面,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循环畅通和两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有为政府使无效的市场变成有效市场,避免政府的“无为”或“乱为”。[10]另一方面,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机制,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循环,真正实现统一的国内市场循环。[11]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制度建设及创新推动“放管服”改革和政府简政放权的职能转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12]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共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理论的活力在于不断创新,创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用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1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14]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观点,紧扣时代课题,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放到外部发展环境急剧变化和我国发展主要目标及远景目标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使新发展格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更好地指导实践。

新发展格局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针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新情况和阶段性特征而提出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5]一方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新发展格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时代课题创新理论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新发展格局理论就是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和我国发展新阶段的主动选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结构性调整,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新发展格局所蕴含的理论逻辑源于中国实践,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的问题

为了能够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践中,仍需明确以下六个问题:

(一)新发展格局更加重视生产的作用

生产在国民经济循环四个环节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决定流通和消费,生产即供给在新发展格局中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16]当前,我国供给体系存在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问题,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并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等现象主要是生产结构不合理即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造成的,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性地位,始终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

第一,强调生产的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方面,我国存在核心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产业链受制于人等问题,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整体经济结构比较完善,但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不高,高层次高品质供给明显不足。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实现跨越式创新和更有效率的发展。

第二,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当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使资本回流,加上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自主创新不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为振兴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国内循环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一方面,依托国内规模巨大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经济循环中的供需错配等发展难题;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在鼓励合理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应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引导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17]另一方面,提高核心和原创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政府的顶层设计,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国际合作与发展,为更加主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基础。

第三,坚持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安全性更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美国全面打压我国科技。因此,科技创新成为我国赢得主动和培育国家竞争新的比较优势的关键变量。[1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19]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战略性重构创新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数字技术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另一方面,把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统一起来。只有具有更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才能在封锁打压中掌握主动权,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安全运行的可靠保障。同时,要加快推进开放创新,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科技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新优势。

(二)内部循环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统一的良性循环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各生产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循环流动的过程。[20]经济循环是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和地域空间关系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连接起来,经济循环覆盖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是促使各产业部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完整产业链体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证了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及统一整体。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连接的“桥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缺一不可,任一环节出现问题,社会再生产就会出现断裂。

新发展格局理论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贯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内生化。一方面,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是相互联系、相互嵌入的,以内为主,内外互动,是对我国传统“大进大出”发展模式的系统调整,是对国内国际循环之间互动方式的再定位。同时,强调改革和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过去侧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不断优化供给能力、夯实扩内需、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问题。另一方面,从马克思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反作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原理出发,交换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媒介,会影响分配的结果及人们获得劳动产品的渠道和范围,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类电商平台和数字服务业极大畅通了分配、交换等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此,新发展格局在重视生产环节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有机统一和良性循环。

(三)国际经济大循环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循环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大。我国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严重威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此,新发展格局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循环,增强“安全”的维度,树立安全发展的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新发展格局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不是完全自由的经济循环。一方面,继续做好国际循环,以扩大开放倒逼国内行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促进“双循环”发展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形成有效整合和对接。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畅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积极推进并签署RCEP协定,进一步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不断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国内统一和畅通的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21]其实,内循环为主体的内需体系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更需要发挥开放型经济的引擎作用,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向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第一,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坚持全国市场统一、全国一盘棋,不是各地的自我小循环,坚持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由于技术、商品的互补性,以内循环为主体不等于完全封闭的发展,否则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将会极大提高。

第二,国内经济大循环不是搞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发展内循环也不会导致内卷化。双循环有内有外,发展内循环不是闭门发展,是为了与域外经济体进行更高水平的经济循环,更好地协调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满足国内需求,又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第三,内循环为主可以更好地支撑国际循环,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相互联系、更高水平的互动,应辩证地认识双循环主次关系的新定位。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循环的基础性主体地位,进一步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以内循环的强劲内生动力为基础,把握发展主动权;通过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加主动地深化对外合作,最大限度地吸纳全球创新资源。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相对长期的发展战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应急举措,而是相对长期的发展战略,要从持久战角度认识新发展格局。

第一,新发展格局体现大国特征。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进而决定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国内经济循环拥有良好的基础和基本盘。大国经济由于国土面积大、地区差异大,产业转移的空间也大,往往具有内部可循环的特点。当前,简单地依赖对外开放难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难以摆脱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无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第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全国商品市场97%以上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由市场定价,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1.2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并有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潜力巨大的进出口规模也将源源不断地为世界市场创新潜能。

第三,双循环有助于打造双需市场的整体性,实现双循环的相互间互补性和畅通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克服经济的波动性。要在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引导作用基础上,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对接,在充分激发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的同时,推动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发展,让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利用、整合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六)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关系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发展阶段是当前和今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迈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随着外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正处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中央作出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决策。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能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先后提出“四个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奋斗目标。目前,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所处的新历史方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新发展阶段的核心特征是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践依据和历史方位。

第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起了科学指导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把科技自立自强摆在首位,更加凸显新发展理念在即将进入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性。

第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目标。新发展阶段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把新发展理念内化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发挥新发展理念的方向引领作用,加快形成新发展动能和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远景目标。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世界意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理论是发展的,必须不断创新。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既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发展新借鉴。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世界意义。

(一)新发展格局理论服务于国家战略

理论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指引实践创新、服务于国家战略,成为推动发展的“物质力量”。 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虽然国际环境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但中国始终秉承开放包容理念,坚持合作共赢发展,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更大力度扩大开放的姿态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理论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最新理论成果。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理论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增添了“安全”的维度,突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更为安全、自主和可控的发展目标,极大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理论强调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以改革创新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越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任何时候,自主发展与开放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割裂的。新发展格局理论高度重视补齐自主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全面突破解决瓶颈问题和“卡脖子”问题,要在对外开放中把握主动权、提高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新发展格局构建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新发展格局构建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平均贡献率在30%以上,超过美欧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2]新发展格局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从“以外促内”转为“以内促外”,积极带动国际市场复苏、繁荣。这正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方式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改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积极主动扩大开放,更好地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在投资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资流入国,更好地促进了世界经济良性循环。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1年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分别增长3.3%5%,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3.5%3.6%。由于中国经济复苏较预期更加强劲,中国经济有望增长7.9%。中国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拥有的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同时,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品市场,不仅为本国内涵式增长提供根本动能来源,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背景下,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32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无疑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市场机遇、创新机遇和开放机遇,创造更多发展红利。

(三)新发展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深化。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打破了中心与外围的壁垒。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实践路径,既要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又要做到开放不依附,做到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统一。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揭示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的一般规律,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启示。新发展格局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指明新方向,其在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特殊规律性的同时,也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新发展格局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致力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了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的深入分析,强调创新的驱动力和扩大消费的牵引作用,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难以摆脱传统增长模式“窠臼”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探寻出新的发展道路。新发展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为后发国家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进一步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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