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丨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长波、实业精神与产业政策

  发布日期:2021-06-21  浏览次数:105   作者:严鹏

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长波、实业精神与产业政策

  

摘要:工业文化这一新兴概念在中国因工信部的相关政策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工业文化的探讨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该概念才具有相应的政策价值。工业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社会心态的实业精神,包含了宏观上国家政策对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偏好,以及微观上的企业家精神等勤奋进取的工作伦理。经济史显示了实业精神的变动周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业精神是长波的产物,是世界体系不同积累阶段在社会心态上的反映。这一论点为工业文化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产业政策具有文化机制,受到长波的制约,但国家可以通过培育实业精神来尽可能使资源进入实体部门,克服或延缓经济的脱实向虚,而这是发展工业文化在政策上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工业文化;实业精神;产业政策;长波;世界体系

作者: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

 

近年来,工业文化成为中国工信部推行的一项政策,已经引起中国各界越来越多的讨论。目前,人们对工业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多集中于工业遗产和职业教育,但工业文化作为一种有用的概念,其核心内涵应指向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思想观念。这类思想观念可称之为实业精神。精神往往因其抽象性而显得飘渺,但又确实客观存在。精神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其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就决定了工业文化能够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实业精神是一种在长波之下与世界体系积累阶段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心态。现代国家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含有某种文化机制,既受到实业精神制约,又通过塑造实业精神而追求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实业精神这一工业文化的核心,并与产业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尝试将工业文化的研究学理化,并使之在政策研究层面落到实处。

一、工业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心态的实业精神

作为一个近年来中国工信部推出的新概念,工业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若从文化本身的定义出发,广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形态,狭义的工业文化是指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和价值观。工业文化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社会的集体价值观与共有心态。[2]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机制在于,人们在观念的支配下行动,不同的观念产生不同的经济行动。[3]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国家层面的重商主义等观念,还是市场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等观念,都可以视为工业文化,因其都对现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当然,作为两个在历史上含混不清且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概念,重商主义与企业家精神并非只与工业发展相关。只不过,对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工业革命而言,近代早期西方重商主义思想中的制造业偏好,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革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孵化作用。而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最知名的提倡者熊彼特,在很多时候是以现代工业或工业革命为例来说明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等理论的。熊彼特界定的企业家精神虽然以创新为内核,但同样包括一种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勤奋进取型人格。仅仅基于这两点,重商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可以被视为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工业文化。但是,为了避免概念多义所带来的混乱,此处将把重商主义和企业家精神中所共有的与制造业相关的观念内核抽取出来,称之为实业精神。工业是现代经济中实体部门的主体,实业精神应指一种推崇工业等实体经济并崇尚勤奋进取等工作伦理的价值观体系。由于工业文化一词在当前中国的政策语境下已经被赋予多层次的内涵,本身具有多义性,因此,实业精神可以被视为工业文化的核心,是讨论与发展工业文化的基本立足点。

实业精神是一种社会心态,与现代经济存在着协同演化的相关性。迈克尔·波特曾提到:“民族荣耀或使命感也会影响产业精英、持股人和资金的走向,进而带动特定的产业发展,因为这种荣誉感会使产业心甘情愿地投注无穷的精力。”[4]波特在此处揭示了社会心态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机制,但他仅仅着眼于特定产业,未以国家为单位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经济兴衰的因果关系。金德尔伯格在审视了15001990年世界经济霸权的更迭史后指出:“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国家均觉得自己独特,并且对未来踌躇满志。但在后期,它们对自己的例外论变得越来越没信心,并且常常带着怀旧的情绪回顾过去某个或某些黄金年代。”[5]金德尔伯格的结论表明,国家兴起时与衰落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一国在经济发展与衰退时期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心态。金氏笔下国家蓬勃发展时期的社会心态,符合前文对于实业精神的界定。格申克龙同样观察到了可视为实业精神的社会心态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大规模和突然发动的工业化努力则要求一种精神状态的更新(New Deal)。那些带来这种巨大转变的人,以及被这种转变施加了压力的人,一定都会感觉到马修·阿诺尔德(Matthew Arnold)所说的话:……扫清了舞台,驱散了过去,新时代到来。”[6]以史为证,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传记作家们热衷于建构关于发明家通过勤奋而非灵感取得成功的英雄叙事,以此向社会大众灌输勤奋进取和踏实苦干的价值观。[7]很显然,经济史的经验表明,实业精神与一个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上升存在着正相关性。当然,国家在工业衰退或者走下坡路时,也存在着可辨识的社会心态,其一般性特征为对制造业所依赖的劳动的鄙夷,对向外扩张的厌倦或恐惧,以及越来越多地转向内省与追求文雅。由于这种社会心态集中体现于非生产性的食利者(rentier)阶层,或许可称之为食利者文化。荷兰的文化转变堪称一个典型。在荷兰的扩张时代,荷兰社会的典型心态是“挣钱多、花销少”。[8]而到了荷兰走下坡路的时代,该国三代以上经商的家族少之又少,贫富分化严重,最卓越的资本家热衷于投资政府债券和外债而非工商企业。[9]然而,荷兰的文学艺术却在这种实体经济虚化的氛围中繁荣一时。经济史上最近的案例则是日本。在日本制造业追赶西方的漫长崛起时代,该国工业界洋溢着产业报国和拼命工作的实业精神,但在199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后,与日本制造业空心化相伴随的则是年轻一代不愿奋斗的心态抬头壮大。曾担任丰田公司社长的石田退三便极为讨厌“打工者心态”或朝九晚五的态度,他喜欢对下属说:“战后的日本缺乏足够的自力更生精神,当我说到‘胆量’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是指那些旧时代遗传下来的武士道。如果你们对此没有概念的话,那就去看看大阪的船场商家,他们身上具备的强烈的自主精神。”[10]石田退三发表这一言论时,日本的实业精神尚未大规模消退,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会弥漫的“打工者心态”只会令他更为讨厌。不过,与前述荷兰的案例不同,日本年轻世代的问题牵涉到了阶级分化下的中产阶级下滑困境,并非完全转向了食利阶层的主导,但为了表述与分析的方便,此处仍将这种与实业精神相对立的社会心态称之为食利者文化,因其逃避奋斗与收缩内省的表征是一致的。

因此,通过分析经济史,可以看到,在现代经济兴起与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社会心态,可分别称之为实业精神与食利者文化。实业精神因其对制造业等实体部门的偏好,以及勤奋进取的工作伦理,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进而成为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之相对立的是,食利者文化在观念上并不偏好制造业,更重视财富本身而非创造财富的劳动,与金融等非实体部门有更深的关系,但这种文化在一国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心态时,该国在国际竞争中通常居于颓势。这两种文化模式是对历史的概括,其成因和演化机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学加以分析。

二、实业精神的盛衰:长波与社会心态变动的周期

发展工业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勤奋敬业也并非一种普世的美德。包含制造业偏好与进取心态的实业精神,是在历史中逐渐演化形成的。在历史上,实业精神不仅在国家和地区间分布不平衡,而且存在着盛衰变动的轨迹。实业精神的盛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一种长波下的社会心态变动周期。

关于长波的各派理论及其相关争议,此处不赘述。可以确定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存在着不同的周期,长波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时长涵盖了国家兴衰的周期与经济演化的长期趋势,适于作为分析社会心态等大规模社会现象的框架。尽管现代经济是由18世纪中叶发生的工业革命驱动的,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4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前,长波已经存在,受长波影响的国家兴衰、经济变迁与社会心态变动,早已形成叠加在一起的周期,如相互咬合的齿轮般推动着现代历史前进。此处宜对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略作说明。政治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从目前的用法来看,‘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在其领土范围内明确维护和提升某些产业独立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活动。这种做法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样既古老又盛行。”[11]这一定义肯定了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就是一种产业政策,而这种偏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与实业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以重视生产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即实业精神有助于一国制造业的发展,反之,当一国制造业衰退甚或根本未发展时,通常会由非生产性的食利者文化占据社会主流。实际上,当一国文化氛围由以实业精神为核心的工业文化主导时,政府通常会施行一些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因此,产业政策的推行既受益于以实业精神为核心的工业文化,它本身亦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世界体系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锐基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运用于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指出近代以来,世界体系反复出现物质扩张的资本积累阶段(MC阶段)和金融再生与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12]这一理论与长波是契合的。很显然,在长波不同的阶段,流行着不同的文化。与物质扩张的资本积累阶段相适应的是发奋进取的工业文化,在该阶段,工业文化很可能不只局限于一国,而成为依靠产业政策互相竞争的诸国共享的价值观。到了金融再生与扩张阶段,沉迷于消费和依赖金融投机的丰裕社会取代克勤克俭的奋斗社会,各国风气出现变化,经济政策也由积极干预而变为消极放任。这种描述当然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括,并非对历史的精确还原,但世界体系演化进程中存在着工业文化与食利者文化的交替,确实与体系的不同资本积累阶段的交替相一致。表1为世界体系不同的积累阶段与相应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类型倾向于不同种类的经济政策。

1:世界体系的积累阶段与文化类型

积累阶段

社会类型

文化类型

经济政策倾向性

物质扩张(MC

奋斗社会

工业文化/生产主义

积极干预

金融再生(CM'

丰裕社会

食利者文化/消费主义

消极放任

 

因此,从长期历史看,社会心态变动周期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积累阶段决定的,在物质扩张阶段,资本积累带来了一种重视生产的勤奋进取的实业精神,其本身也受到这种精神的推动,制造业等实体部门欣欣向荣,在财富积累与社会地位上升的预期下,社会洋溢着奋斗上进的集体心态,并与物质扩张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到了金融再生阶段,实体部门的财富积累日益困难,投机心态与食利心态取代了克勤克俭的实业精神,此前积累所造就的丰裕社会催生了消费主义,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加速削弱了社会整体的奋斗动机,社会心态遂进入新的周期,并强化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向。范·杜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波的一个成因。[13]毫无疑问,基础设施投资会强化实体部门的物质扩张。表2系范·杜因总结的长波阶段的宏观经济特征。

2:长波阶段的宏观经济特征

特征

萧条

复苏

繁荣

衰退

国民生产总值

很少或没有增长

增长率提高

高增长

增长率下降

投资需求

生产能力过剩;合理化

更新投资增加

资本存量强烈扩张

投资规模增加

消费需求

以储蓄减少为代价,暂时继续增长

购买力寻求新的出路

所有部门的需求扩张

新的部门继续增长

资料来源: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第157页。


      
实业精神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实体部门扩张的冲动,在长波中与繁荣阶段最为匹配。不过,这种匹配不能机械地去理解。首先,正如时滞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基础,[14]实业精神作为与投资密切相关的社会心态,同样存在时滞,这决定了实业精神与长波不同阶段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家早已指出,相对于物质层面的社会变迁,社会观念的变化更加缓慢,因此,包括实业精神在内的社会心态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与经济生活遵循不同的周期。这种周期的不同步,可以解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已经有利可图时,在社会层面却遭到保守心态的抵制。文化具有现实的功能与物质的动机,但文化本身能够以一种非经济人理性的逻辑影响经济活动。

进一步说,由于周期的不同步,在整个世界体系内,社会心态会随着积累阶段的交替而出现循环变动,对特定国家与地区来说,社会心态的变动虽然也具有周期性,但实业精神衰退后的复兴极为困难。实业精神在空间分布上的动态不平衡与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地位变动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世界体系的认知不尽相同,所建构的理论亦不尽一致,不过,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由具有不同等级与地位的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居于最中心的是所谓世界霸权(world hegemony),指的是一个具有对主权国家体系行使领导和支配职能的权力的国家。阿锐基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解释此处的“权力”,认为权力是许可和强制的结合体。具体而言,起支配作用的霸权国家能够使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前进,并能够将其它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15]阿锐基认为,从15世纪欧洲开始兴起的现代世界体系,共经历了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大霸权国。在霸权国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相互竞争的强国,它们同样处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但实力逊于霸权国,而它们不只相互竞争,也与霸权国竞争,存在着代替现有霸权国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可以称为中心竞争国。在中心的外围,则存在着实力更弱的外围国家,以此类推,直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出现最弱小的边缘国家或者根本不能称其为主权国家的殖民地等政治经济实体。中心竞争国从事着争夺霸权地位的斗争,而外围国家和边缘国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则进行着向体系更高等级攀升的奋斗。那些在斗争中落败的国家,不管是霸权国还是中心竞争国又或者是外围国家,都有跌入体系较低等级的可能性,对霸权国来说,则面临着下跌的必然性,因为霸权只可能有一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需要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产业政策通常是地位较低国家向上攀升所使用的工具,是国家间彼此竞争所采用的手段。因此,产业政策与工业文化互为因果,而两者都受制于世界体系的宏观演化。

3为世界体系的演化与产业政策及工业文化的关系,随着积累阶段的交替,在霸权更迭的过程中,国家间的地位出现变动,经济领域内的文化观念也循环交替。这是产业政策必须面对的宏观背景与制度框架,由此也影响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绩效。

3:世界体系与工业文化的演化

历史时期

霸权国

代表性中心竞争国

代表性外围攀升国

产业政策实例

工业文化

(经济学说)

霸权国推行的意识形态

1718世纪

荷兰

英国、法国

普鲁士

英国:《航海法令》

法国:柯尔贝尔法令

重商主义

国家专享权益

海洋(资源、权益)自由开放

1819世纪

英国

美国、德国

日本

美国:高关税壁垒

德国:政府干预

日本:殖产兴业

李斯特经济学

美国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

古典经济学

自由贸易

20世纪

美国

德国、日本

东亚地区

法国:法国式计划

日本:行政指导

美国:隐性产业政策

发展主义

战略性贸易

主流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

 

 

从历史记录看,一国推行产业政策时,如果该国恰好与世界体系同样处在物质扩张的积累阶段,并由生产主义的工业文化主导价值观,社会洋溢着实业精神,则产业政策较易成功,反之则不然。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之间由激烈对抗转向合作,在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能够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而19511970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了32%[16]这一切都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扩张。在这一阶段,日本、法国等国推行产业政策,既顺应了某些工业部门生产集中度提升等趋势,又恰好与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相契合,看上去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赞美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到1979年后,美、英等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凯恩斯主义政策遭到抛弃,货币主义者鼓吹的紧缩性政策受到青睐,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全球开启。[17]随着条件与形势的变化,部分国家一度被神化的产业政策出现失灵的情况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末,对产业政策的否定达于顶点。这充分表明,在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经济奇迹”受长波影响,产业政策与实业精神均受到世界体系宏观演化的宰治。国家推行产业政策与培育实业精神,既要考虑到周期的制约,又要设法反周期行事。

三、产业政策的文化机制:实业精神的制约与培育

宽泛地说,产业政策可以指一切偏向于特定经济活动的政策,但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此处对产业政策仍采取较为严格但绝非狭义的界定,即把产业政策限定为政府介入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专门政策。从历史起源看,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增进财富与权力而采取的手段,富与强是产业政策的基本追求,而富与强分别属于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因此,产业政策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统合在一起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外部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内含与实业精神密切相关的文化机制。

产业政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涉及到国家与社会两大领域,国家制定政策,政策激发社会的反应。彼得·霍尔认为:“每个产业政策实际上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提供给产业的资金量;选择所支持的部门、企业、项目的判断标准;在产业内重新组织、分配资源时政府施加压力的力度。”[18]这就涉及到国家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的主体是企业,产业政策通过改变市场信号和资源流动来促使企业产生相应的行为,造成符合国家目标与意图的结果。因此,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可分解为目标、手段、反应与结果这4个环节。表4为产业政策的过程及要素。

4:产业政策的过程及要素

主要属性

政治

经济

环节

目标

手段

反应

结果

要素(主体、内容)

主体:国家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改变市场信号

改变资源流动

主体:企业

成功或失败

 

 

由表4可见,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单向流程,其最终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通过分析流程可知,影响成败的环节为手段与反应。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才能提升产业政策成功的几率,另一方面,国家终究无法直接从事具体的产业活动,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企业的反应,而企业的反应必定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行为,由此也就导致作为企业行为结果的产业政策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具体的政策手段与企业在市场中的反应是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当然,这里还必须假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合理的。在产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工业文化具有不同层面的影响。首先,工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会影响到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目标。事实上,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往往就是为了培育特定的工业行业或推动整体性的工业化,故工业文化本身就是促使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因素。其次,由于历史发展的演化性,从前曾经实施过的产业政策会变成经验,这种经验固化后就形成一种工业文化。当国家考虑产业政策的具体手段时,过往的经验通常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于是,作为产业政策经验总结的工业文化有可能直接决定国家对政策手段的选择。最后,企业作为对政策手段产生反应的主体,既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营造的环境氛围里,又受到具体的思想与精神的支配,而宏观的社会氛围与微观的思想精神都有重要内容包含于工业文化中,所以工业文化也能对企业的反应产生影响。总而言之,不同类型与不同层面的工业文化在产业政策政治经济过程的目标、手段与反应环节均具有影响,能够左右产业政策的实施结果。

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议在经济学中一直没有平息过,否定产业政策的学者通常以产业政策的失败或无效作为论据。但这种论证方式忽视了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案例。不过,产业政策的施行确实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后发展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面临更大的困境。近代早期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柯尔贝尔的成败,已经预示了后世各国产业政策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客观地说,柯尔贝尔推动法国制造业与贸易发展的产业政策曾取得较大成绩,[19]但在他有生之年,受制于法国王权的军事冒险等种种因素,其诸多政策最终流于失败。在各种不利因素中,柯尔贝尔本人抱怨过法国实业精神的欠缺。一方面,由于法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企业通过市场获取生产要素较为困难,柯尔贝尔不得不运用政府的强制力量,为制造业供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自己的产业政策反而削弱了法国商人的企业家精神:“只要有望借助国王的一纸命令走捷径,商人从来不会主动地通过自身努力去克服自己生意中所遇到的困难。这些企业不可能不遭遇瞬息万变的形势,假如企业经营者陷入困境时自己不努力寻找出路,没有哪一权威部门或外来支持可以越俎代庖、包医百病。”[20]于是,柯尔贝尔陷入了后发展产业政策的经典困境:国家不采取扶持政策则新企业难以在后发展的环境制约下创建和成长,国家采取扶持政策则企业会削弱自我奋斗的动机,也难以真正成长。表5分析了该种困境的机制,并与产业政策的理想预期进行了对比。

5:后发展产业政策的困境

状态

后发展条件

产业政策目标

产业政策手段

企业的反应

结果

困境

缺乏企业

缺乏企业家精神

创造企业

培育企业家精神

创办国企

补贴、保护

提供生产要素

依赖补贴、保护

放弃搜寻生产要素

放弃创新

企业失败

缺乏企业家精神

理想

缺乏企业

缺乏企业家精神

创造企业

培育企业家精神

创办国企

补贴、保护

提供生产要素

其它手段

激发企业家精神

自主搜寻生产要素

创新

经济发展

 

企业家精神是实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表5可知,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就取决于政策手段和企业反应这两个环节,有效的产业政策必须能激发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使企业去推动经济发展。由于在后发展条件下,企业具有很大的被动性,因此,后发展产业政策的核心,仍然在于政策手段本身必须具有既能扶植幼稚企业又能激励企业自我奋斗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从理论上说,产业政策不能只是一次性投入的过程,而必须根据企业的反应进行调整,随着企业状态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手段。进一步说,后发展条件下的产业政策,在培育企业实体的同时,还要营造社会的实业精神氛围以培育企业家精神。而这正是在政策层面发展工业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工业文化这一概念真正赖以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依据。

因此,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应重视长波不同阶段下实业精神的制约,并努力培育社会的实业精神。产业政策是在市场条件下为赢得市场竞争而采取的措施,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产业政策的作用在于释放信号,诱导企业去从事国家需要的活动,或者由国家提供企业难以获取的生产要素,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困难。但是,国家无法越俎代庖。即使国家因为私人缺乏对特定产业的投资兴趣而创办国企,直接注入资源培育产业,也应该看到,国企同样是企业,国企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实现国家赋予的使命,也必须遵循企业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律,发挥自主性去从事创新性活动。成功的或有效的产业政策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微观基础上,即必须使企业进行充分有效的响应。因此,实施产业政策应该培育企业家精神等实业精神。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一个两难处境是,正是因为缺乏企业家精神才需要实施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又会因为社会缺乏企业家精神而失败,陷入恶性循环。故而,扩大产业政策的范围,在经济手段之外,营造鼓励自由创新和奋斗进取的社会文化氛围,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形式。诚然,以实业精神为核心的工业文化受制于世界体系不同的积累阶段,本身存在着周期变动。但是,文化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作为社会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可以通过教育等手段对社会个体的生命周期造成全面的影响,进而通过社会个体反作用于企业和国家。因此,通过国家政策建构的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于长波的可能性,能够在长波的不同阶段里尽可能将资源导入实体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文化的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营造工业文化氛围本身应该被纳入产业政策的举措之中。

 



注释:

[1] 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9-40页。

[2]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9页。

[4]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5]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8页。

[6]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页。

[7] Christine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Technology, Liberalism and British Identity, 1750 - 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3.

[8] 约翰·赫伊津哈:《17世纪的荷兰文明》,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46-47页。

[9] 奥斯卡·吉尔德布洛姆:《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等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姜井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9页。

[10] 佐藤正明:《丰田领导者》,王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11]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上卷,郭庆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12]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3] 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2-146页。

[14] 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第15页。

[15]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第33-35页。

[16]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8-50页。

[17]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第72页。

[18] 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19] William Beik: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A Brief Study with Documents,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0, p.94.

[20] 伊奈丝·缪拉:《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梅俊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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