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报》

蒋永穆、陈维操丨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研究

  发布日期:2021-09-13  浏览次数:13   作者:蒋永穆、陈维操

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研究

蒋永穆  陈维操

摘要:农村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其本质是分工体系变迁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农村融合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简要概述,总结出其变迁基本框架,并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指导,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指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存在问题,为了破解现实问题,需要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即利益联结机制、组织机制、产业链协同机制和保障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分工理论  农村产业融合  机制

作者: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陈维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21

 

一、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需要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只有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要实现产业兴旺,需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学术界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2015年以后,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

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进行研究,将融合的动力、路径、过程和结果结合起来界定农村产业融合内涵(姜长云,2016[1];马晓河,2016[2];赵霞等,2017[3];陈俊红等,2017[4];郑媛榕,2017[5];孟菊秋,2018[6])。二是从不同角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类型或实现方式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发展新业态视角(何立胜等,2005[7];孙中叶,2005[8])、融合路径视角(王昕坤,2007[9];李俊岭,2009[10];梁伟军,2011[1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2016[12])、融合跨产业视角(姜长云,2016[13];陈俊红,2017[14])以及融合实践视角(张义博,2015[15];吕岩威,2017[16]);三是对农村产业融合动因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动力论(梁伟军,2010[17])、交易成本降低和创新驱动双因素动力论(梁立华,2016[18])以及多因素动力论(赵霞,2017[19];陈俊红,2017[20];郑媛榕,2017[21])。四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李芸,2017[22];王玲,2017[23];熊朗羽,2018[24];陈国生,2020[25])。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研究主要存在以下2个方面不足:一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农村产业融合进行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问题明显不足。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实践和时代发展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的。”[26]因此,在研究农村产业融合问题时,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情。二是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模式、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而缺乏对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的研究。

本文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实践,系统阐述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机制,不断丰富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体系,为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其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分工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分工最初形式表现自然分工,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分工逐渐形成。马克思进一步将社会分工创造性划分为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社会内部分工指的是根据社会劳动而划分为不同的生产部门,一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划分属于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指的是生产组织内部的分工。马克思分工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是分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不断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分工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从社会分工制度的历史变迁来考察,在生产力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工表现为不同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此时分工依赖于自然条件和人自身条件,以自然分工为主。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社会内部分工格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企业内部分工,在生产力推动下,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并行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分工体系。同时,分工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27]马克思认为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决定生产关系,根据分工发展不同程度,人类社会发展所有制经历了部落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变迁。同时,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制约了分工的发展。分工形式的发展需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资本积累发展,生产资料集中,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才为机器大工业这种分工形式提供了条件。生产关系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分工发展的因素,例如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限制了分工和生产力发展。

二是分工在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相互作用中不断深化。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有着本质区别,同时又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不断推动着分工深化。社会分工是企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企业内部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范畴。从分工的历史演进过程来分析,社会分工在比企业内部分工早很多,社会分工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工厂手工业产生于16世纪中期,而机器大工业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企业内部分工促进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发展,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新的社会生产部门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企业内部分工发展,能够使得局部劳动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生产部门,导致企业内部分工分解成为多个生产部门。这一过程表现为社会内部分工对企业内部分工的替代。相反,随着资本集中,多个生产阶段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导致企业内部分工逐渐替代社会内部分工。然而,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相互替代,并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完成的,需要其他企业共同作用才能完成。企业之间相互作用表现为竞争和协作。当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分包或者前后向一体化行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具备更大竞争优势,导致企业不断模仿,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不断得到复制,当大多数或占主体的企业都采取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时,新的分工形式才会形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企业采取前后向一体化行为并不代表企业之间竞争消灭,反而表现为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产业组织之间竞争。

三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追求推动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产物,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的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分工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激励下,资本家不断推动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表现为企业内部生产组织形式。在技术和市场等外界条件变化情况下,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相对旧的生产组织形式表现出更大市场竞争优势,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资本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不断推动分工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系统分析了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驱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内部分工经历了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场到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场,再到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变迁。

四是分工在与商品交换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马克思认为分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商品交换的规模和形式随着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使得生产劳动分配在不同生产部门,导致使用价值之间相互对立,必须通过交换来解决矛盾。随着分工水平提高,分工层次和形式不断丰富,产品形式和数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交换的规模也会随之不断扩大,形式不断深化。同时,商品交换反过来带动社会分工发展,商品交换成为分工发展前提条件,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决定了分工形态演进的方向和发展水平。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分工起源时指出,一部分剩余产品专门用于交换,随着产品交换增加,带动了社会分工发展,使得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直到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成为稳定的分工形式,促进了商品交换由偶然向经常性转变。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后,以交换为媒介社会分工已经单独存在,不再依赖自然分工。通过商品交换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成为主要形式,实现经常性商品交换向生产商品阶段转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分工和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并存,后者处于次要地位。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采取货币形式,企业分工逐渐发展。此时,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成熟阶段。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分工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交换的共同作用以及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激励下,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不断发展,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为连接,实现相互促进和相互替代,共同推动分工形态不断演进。具体见图1马克思分工体系发展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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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

两个产业并存,其实质是分工。从马克思对分工历史演进考察可知,产业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人类社会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传统的产业部门。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发展,导致了工业与农业彻底分离,同时在工业内部分工也在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复杂的工业体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现代服务业逐渐分离出来,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已经超过75%。同时,“各产业内部的分工日益深化,表现为 ‘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各部门生产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28]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与分工相反的产业发展规律,即产业融合,原本由多个产业执行职能经过融合由一个产业来完成。“产业融合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是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的过程和结果。”[29]但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分工消灭,反而是对分工深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之间分工内部化虽然使得原本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分工消失,但是增加了新的产业内部分工;二是产业分工内部化形成新的分工形式,表现为多个产业吸收融合为一个产业,导致原有产业消失,或者形成新的产业,与原有产业并存。这本质上是整个经济社会内部分工结构的调整和深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分工内部化的过程,实质是社会内部分工的变迁。根据马克思分工理论,社会内部分工在与企业内分工相互作用中不断向前发展,而起到连接作用的是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因此,产业融合的发展机理主要表现为:随着外界条件变化,产业内的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采取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产生了跨产业经营活动,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其他企业纷纷模仿,当产业内企业或大多数企业采取这种方式时,导致产业分工内部化。根据以上分析,产业融合发生机理可以简化为“产业分立(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产业融合(新的社会内部分工)”的过程。因此,产业融合发展本质是分工体系的变迁,是分工深化的过程和结果。农村产业融合作为产业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发展同样遵循产业融合的发展规律,其本质是一二三产业在农村实现分工内部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此消彼长,推动农村的分工形态不断向前发展。根据马克思分工理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农村产业融合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产业融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1978年开始,基于农业和农村对解放生产力的需求,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使得农民逐步成为自主决策的经济主体,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时农村产业分工较为单一,以农业为主。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农户分散的生产经营形式不适应生产力的需求。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农村产业分工由单一的农业逐渐过渡到一、二、三产业并存、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分工体系。在农产品市场需求升级、技术进步、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等因素的推动,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农业需要突破其内在分工限制,在更大范围内与二、三产业的深度互动。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进一步拓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经营收益,纵向上不断向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扩展,横向上深入挖掘农业农村资源,充分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扩展横向增值空间。同时,采用互联网、生物等高新技术,促进农业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分工界限开始模糊,出现了农业与其他产业渗透、交叉和重组等相互融合的趋势,产业分工逐渐内部化。

二是农村产业融合在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对产业分工替代中不断向前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理同样遵循产业融合发展规律,经历了产业分立(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产业融合(新的社会内部分工)的过程。但是,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产业分工内部化的过程并不一定全是企业内部分工对产业分工替代,存在着一种中间状态,主体之间可能会基于契约、产权或合同等联结机制形成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网络,这种分工协作形式介于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被称为“企业社会性分工”。“ 与企业分工相比,它由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一个最终产品;而企业分工则是在企业内部完成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最终产品。与社会分工相比,它是在网络内部,一个企业为另一个或几个企业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经济关系;而社会分工则是一个企业为一般的企业即市场生产,企业之间不存在特殊的经济关系。”[30]在发展实践中,“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就是典型的企业社会性分工形式。而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社为核心构建的全产业链,则属于企业内部分工。因此,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机理可以进一步阐述为“产业分立(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产业融合(新的社会内部分工)”。相对于单个生产经营主体,这种新的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在竞争压力下,其他企业纷纷模仿这种行为,当大多数经营主体都采取这种企业社会性分工或企业内部分工时,就会形成农村产业分工内部化。

三是农村产业融合在微观主体对经济利益追求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从微观主体角度而言,产业融合只是无意识地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产业融合并不是微观主体的目的,而是众多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经济活动集合而成的结果。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微观主体面临着不确定性,使得预期收益发生变化,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企业创新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资源重组,将潜在收益内部化。当微观主体创新的生产经营行为恰好是跨产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时,使得微观主体之间分工逐渐内部化为同一个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将会逐渐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提高农业比较收益,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走向联合与合作,产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类农业产业组织蓬勃发展,新型经营主体逐渐壮大,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是农村产业融合在市场需求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认为分工决定商品交换的规模和形式。商品交换又能反过来促进社会分工形式稳固和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重视工业体系建设,以牺牲农业利益换取工业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分工之间协调方式是政府调控。政府通过行政权威将农业和其他产业人为分割开来。此时,我国农业主要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经济功能,农产品的交易目的是满足人们对温饱需求,并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其交易的规模和形式由政府宏观调控来决定。因此,分工和商品交换都处于被支配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农业在经济社会中地位逐步提升,农村农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分工协调方式主要由市场来决定。随着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程度不断加深,农产品市场交易也不断深化。农产品市场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大和结构升级又会反过来推动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打破壁垒,走向融合,使得产业间分工内部化这种分工形态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促进农产品供给体系转型升级,满足市场需求。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地区对农村产业融合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松散。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仍然以订单农业为主,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较为紧密的联结机制占比较小。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经常会发生违约行为,从而导致主体之间联结不稳定,严重阻碍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

二是农村产业融合的组织支撑不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生产经营规模有着基本要求,需要组织载体具备一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能力。因此,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时,需要不同的主体之间加强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科学进行功能定位,不断提高农村产业融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增强抵抗风险能力。目前,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主体之间总体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主体之间联合与合作发展不足,组织创新之后,难以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快速发展。

三是农村产业融合的产业协同不足。农村产业融合体现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协同发展,需要第二、三产业不断延伸,带动农业发展。但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展较为滞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从发展实践来看,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的物流、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等环节较为落后,农业附加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落后。很多农村地区的休闲农业以观光和餐饮服务等为主,品牌化、高端化和规模化欠缺,同质性较强,缺乏差异化,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服务业对农业发展支撑不足,融合程度不够。农业服务业增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3-5% ,远低于发达国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对农业发展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农产品网络零售占农产品市场总额的比例仅为3.23%,而全社会网购的渗透率达到79.5%。

四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制度供给滞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涉及一二三产业,因而其相关的管理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发展更加复杂和多样,不仅包括财政、农业、土地管理等部门,还包括旅游、商务、金融和环境等管理部门。目前的管理体制使得产业融合的经营主体需要耗费大量的非生产性成本去协调、处理相关事务,降低了生产经营效率。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需要财税、金融、保险、投资、科技、人才和用地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但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尚未形成完整性的政策支持体系。

(二)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破解目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通过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利益联结机制,破解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松散问题;二是构建组织机制,破解组织支撑不足问题;三是构建产业链协同机制,破解产业协同不足问题;四是构建保障机制,破解制度供给滞后的问题。

1.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主指的是融合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所表现出的经济利益关系。在不同分工形态下,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形式即分工协调机制有所差异,从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不同。随着农村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结构不断调整,分工协调机制随之发生变迁。因此,要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首先要考察分工协调机制。分工协调机制可以分为三类,即市场协调机制,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所决定。实力较雄厚,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较多利益;企业协调机制,经济主体之间实现一体化,它们作为企业内部生产单元,受企业组织权威支配,主体之间相互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生产经营过程;企业社会性组织协调机制,经济主体之间保持生产经营独立性,其生产经营决策除了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外,还要受到契约或合同以及组织内部制度的约束。

由于农村产业融合是农村分工体系深化,表现为企业分工和企业社会性分工对社会分工的替代。因此,农村产业融合的分工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企业协调机制和企业社会性组织协调机制。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对应企业协调机制的是一体化利益联结机制,对应企业社会性组织协调机制是网络化联结机制。网络化联结方式包含契约联结以及产权联结。

一体化利益联结能够将农村产业融合所有主体内部化为同一主体,形成一体化紧密组织。此时,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由企业所有权结构决定,由于是一种集中对称的产权结构,利益分配相对较集中,占据企业控制权的主体,能够分享绝大多数利益,而失去所有权的主体丧失独立性,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与一体化利益联结对比,契约利益联结是相对松散的联结方式,由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成本较高。此时,利益分配取决于市场经济竞争中双方的博弈。因此,处于弱势的农户等主体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产权利益联结是介于一体化利益联结和契约利益联结之间的一种模式,保持了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实现主体之间利益联结紧密和所有权分散对称,保障各方利益分配的相互兼容。

2.农村产业融合的组织机制。组织机制指的是农村产业融合主体之间分工协作形成生产经营组织的具体方式。农村产业融合地参与主体众多,主要包含两大类,即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学界普遍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其中,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属于家庭经营类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合作组织类主体,农业企业属于企业类主体。在发展实践中,新型经营主体往往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导力量,它们以市场化经营为目标,具有规模经营效应和较高生产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能够进行组织化和集约化生产,是区别于传统小农户现代农业经济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符合农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规律。纵观我国农村农业改革发展历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和发展并不同步,这是由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共同决定的。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农业企业最先成长起来,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后是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按照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可以将主体之间的组织模式大致分为三类,即农业企业带动模式、中介组织联动模式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农业企业带动模式指的是以农业企业为主导,直接与小规模生产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形成的“农业企业+农户”、“农业企业+基地+农户”等经营组织。在这个经营组织中,农业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经营组织的形成是农业企业主动进行跨产业经营的结果。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农业企业增强了对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控制,能够有助于提高原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将市场交易内部化,实现了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但是,农户处于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的附属地位,农户在利益分享和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中介组织联动模式指的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协会、销售协会等中介组织为纽带,将众多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联结起来,再与农业企业等主体分工协作、相互联结形成各类经营组织。一方面,这种组织模式有效提高了小规模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和讨价还价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使得主体之间产权关系更加复杂,农业企业、农户以及中介组织之间存在不稳定的博弈关系,从而降低了生产经营效率。合作社一体化模式指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一体化方式,将各类环节内部化为同一主体内部。这种模式能够实现各类主体利益高度统一,并且能够有效激发农户积极性。但是,它对于合作社投资能力要求很高,一般难以实现。

3.农村产业融合的产业链协同机制。产业链协同机制指的是农村一二三产业链之间,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相互吸收和整合,通过相互交叉、渗透、重组等方式最终形成新的产业链过程和机理。马克思关于协作与分工的考察中蕴含协同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协作产生了一种整体效应,而这种整体效应与单个劳动者发挥作用有着本质区别,它能够产生“集体力”,发挥更大作用。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认为整个社会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保持协调和一定比例关系,自数量和类别上匹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生产可持续发展。在利润率支配下,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能够在不同部分之间流动,从而保持生产部门之间协调发展。

德国科学家哈肯认为,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或子系统构成的整体系统。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能量和信息相互交换产生一种整体效应和结构,这种整体结构具有全新的性质,而这是子系统所不具备的。安索夫首次将协同概念用于经济领域,他提出协同效应指的是整体效应大于各个独立部分效应的总和。协同内涵包含三个要素:协同是一种整体效应;整体效应来源于构成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或构成要素之间需要保持动态协调发展。协同可分为内部协同和协同。内部协同指的是一个系统内部子系统或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体现出来的整体效应。外部协同指的是不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体现出的整体效应。

企业跨产业经营,多个企业内部化为同一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体现了系统的协同效应。企业跨产业经营具体路径,决定了企业之间协同发展方式。微观主体沿着农业产业链跨产业经营,实现生产、销售和加工等环节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提高农业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协同方式被称为农业产业链内部协同。微观主体以农业多功能拓展为基础,实现农业与休闲旅游业等服务业跨产业经营,促进农业产业链与相关产业链解构、重组成融合性产业链,从而实现农业分工和其他产业分工内部化,被称为农业产业链外部协同。微观主体通过采用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等现代高新技术,并不断向农业领域渗透扩散,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和农业边界逐渐模糊,并最终实现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分工的内部化,形成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也属于农业产业链外部协同。

因此,农村产业融合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可分为农业产业链内部协同和农业产业链外部协同。农业产业链内部协同表现为纵向延伸融合,农业产业链的外部协同通常表现为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交叉融合,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农业的渗透融合。

4.农村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指的是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集合。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来支持其发展,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农村产业融合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等。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从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以及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得‘特殊的活动范围’的分工得到消除。”[31]充分体现了制度环境的变迁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之间的耦合

农村产业融合的四大机制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割裂的状态,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依据马克思分工理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历了“产业分立(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产业融合(新的社会内部分工)”的过程,具体可以概括为:在农村一二三产业分立情况下,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外界条件变化情况下,微观主体采取跨产业经营行为,通过主体之间相互联结,形成企业内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在竞争压力驱动下,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导致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不断得到复制,当大多数主体都采取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时,分工体系演变将达到均衡状态,一二三产业分工实现内部化,形成农村产业融合。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农村产业融合的形成和发展有几个关键环节:一是主体之间首先要通过一定方式相互联结,即利益联结机制。二是主体之间利益联结之后形成的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内部具体分工协作形式,即组织机制。三是微观主体跨产业经营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即产业链协同机制。四是主体在不断相互作用,形成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即农村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具体见图2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的耦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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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双向箭头①表示主体之间联结具体方式,即利益联结机制。内层实线圈②表示表示主体之间相互联结形成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农村产业融合运行的组织机制。单向折线箭头③表示主体跨产业经营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即农村产业融合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外层虚线圈④表示农村产业分工体系由分立向融合转变的过程,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即农村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它们能够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外在条件支持。

 

四、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具备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微观主体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来看,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产业融合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仍然较为滞后,经营主体规模、管理能力以及规范运行仍需要加强。需要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为其成长提供良好要素、制度和政策条件,不断提高经营能力。同时,还要注重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发挥各类主体优势,形成主体之间分工协作,协调发展格局。

第二,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决定性力量,注重培育产业之间共同的技术基础。农业本身是一个集合多种技术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更容易找到共同的技术基础。产业技术公地的形成,具有明显溢出效应,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形成,过程较长,效率不高。因此,在规划和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时,应注重强化技术基础,主动培育产业公地。需要政府组织协调科研院校、科研机构等各类研发主体协同参与,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实施重大科技攻关,特别是在生物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需要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开展农业生物育种科技项目,培育农业和生物技术产业融合的产业公地。加快建设农业农村信息技术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农资供应、生产养殖、加工和销售、灾害预防等环节进行改造,形成全产业链技术服务,推进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第三,注重保护农户在企业内部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中的利益。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现状决定着必须坚持农户的主体地位,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分工形式。“家庭经营的基础性是农业经营主体层面的质的规定性……而普通农户本身就是家庭经营,任何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也都离不开农户家庭这一基础性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之上。”[32]在分工协作组织内部,农户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应当注重保护农户利益。因此,一方面需要注重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农村和农户权益保护制度,保障农户和农村在产业融合中的选择权、利益分配权等权益。

第四,农村产业融合组织机制具有发展阶段性。我国各地区农村农业发展水平不均衡,决定着多种组织模式将长期并存。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同经营主体之间都有一个相互适应和不断提升过程,产业融合的组织制度创新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各地区应当根据当地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合适的组织模式。



注释:

[1]姜长云.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着力点[J]. 中州学刊,2016(05):43-49.

[2]马晓河.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N].经济日报,2016年2月25日第012版

[3]赵霞、韩一军、姜楠. 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7(04):49-57.

[4]陈俊红、陈慈、陈玛琳. 关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J]. 农业经济,2017(01):3-5.

[5]郑媛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识别问题及政策应用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09):101-105.

[6]孟秋菊.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版),2018(04):76-83.

[7]何立胜,李世新. 产业融合与农业发展[J].晋阳学刊,2005(01):37-40.

[8]孙中叶.农业产业化的路径转换: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J].经济经纬,2005(04):37-39.

[9]王昕坤.产业融合—农业产业化的新内涵[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05):303-306.

[10]李俊岭. 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03):4-7.

[11]梁伟军.产业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科学•经济•社会.2011(04):12-17.

[12]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 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J].2016(04):3-28.

[13] 同①

[14] 同④

[15]张义博. 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J].改革,2015(02):98-107.

[16]  吕岩威、 刘洋.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模式、优劣比较与政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7(07):16-21.

[17]梁伟军.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10):87-90.

[18]梁立华. 农村地区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实施策略[J]. 改革与战略,2016(08):75-77.

[19] 同③

[20]同④

[21] 同⑤

[22] 李 芸、陈俊红、陈 慈. 农业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对北京市的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7(04):55-63.

[23]王 玲. 江苏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J].农业经济,2017(06):21-22.

[24] 熊朗羽、韩培培、朱玲萱. 基于AHP-灰色综合评价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评价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18(36):65-69.

[25]陈国生、曹 巍、杨凤鸣. 湖南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20(07):71-77.

[26] 蒋永穆、卢洋. 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8(04):1-11.

[27] 任保平.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8(03):8-12.

[28] 钱书法等. 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研析:一个视角和两个维度[J].经济学家,2011(06):5-11.

[29] 胡永佳. 从分工角度看产业融合的实质[J].理论前沿,2007(08):30-31.

[30]李翀. 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J].当代经济研究,2005(02):17-22.

[31] 蒋永穆、周宇晗. 改革开放40 年城乡一体化发展:历史变迁与逻辑主线[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05):1-10.

[32]蒋永穆、赵苏丹:《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科学内涵、质规定性及演变逻辑》,《当代经济研究》2018,(01):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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